“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秦汉时期—形成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样，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此后，远至印度、罗马帝国的外国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
（三）隋唐时期—繁荣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
（四）宋元时期—鼎盛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
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据陈大震《南海志》记录，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有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40多个，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岛，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都属海上丝绸之路所编织的海洋贸易网络。
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有两个：一是完善市舶司机构建制，并向全国推广。二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1080年），并成为宋代贸易管理的制度范本。
宋元两朝海外私商贸易得到极大发展。中国海商只要在官府挂上号，就可以自由出海，商品交易种类也因此发生变化。这在中外贸易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据不完全记载，元代进口“舶货”有200种以上，包括香料、珍宝、纺织品、皮货等；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金属制品、日常用品、农产品等。由于香料和药物在进口货物中占较大份额，因而有学者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香药之路。
（五）明清时期—衰落期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即采取海禁政策，长期没有解除。清朝初年，实施严厉海禁与迁界，限制中外正常交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设置十三行。这些行商依照规定专营对外贸易，简称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禁止欧美商人前往福建、浙江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通广州：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长期活跃在东方海域的亚洲海商，在“仗剑经商”的西方商人的竞逐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沦为次要的海商群体；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国际贸易领域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已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东南亚国家转向欧美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从欧美诸国输入的是毛织品和棉花，此外还有银元、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徐素琴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
广州历来是南海沿岸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和南海交通枢纽。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考察15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时就关注到广州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认为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地点比广州更优越。
秦汉之际，番禺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著名的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是能够成批制造内河与沿海航行船只的造船基地。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里出土的波斯风格圆形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花泡饰、非洲原支象牙以及镂孔熏炉、乳香等，皆来自
海外贸易。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奠定了广州作为南海沿岸的主港地位，而且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派遣使者从雷州半岛—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一时期，广州作为岭南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与南海周边国家也有贸易往来。《史记》介绍最有名的9个都会，包括邯郸、燕、临菑、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其中把番禺描绘成“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列举7个著名都会，包括邯郸、蓟、临菑、江陵、寿春、吴、番禺，并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居国内著名城市之列，其重要地位非其他港口所能比拟。广州汉墓出土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往的见证。可见，番禺不仅是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
魏晋以后，随着东西方海洋贸易臻于鼎盛，一个以南海—印度洋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且组织完善的国际海洋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并日趋发展。广州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既是唐代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又是海外各国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当时阿拉伯商人也注意到，商人云集的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故美国汉学家谢爱华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北宋平南汉，在广州派遣市舶使，后在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各置市舶司，但“唯广最盛”。南宋广州贸易仍甚繁盛，“收课倍于他路”。元代泉州港的重要性超过广州，但广州仍然是南海北岸的主要贸易港口。《大德南海志》记载，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多个，从广州出发的航线可以到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唐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臻于鼎盛，许多管理制度在广州首创，继而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贸易管理成就斐然。例如唐代在广州首置市舶司，是中国外贸史上第一个专门机构，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为宋以后所继承沿用，至清代才为海关制度所取代。北宋真宗年间制订的《广州市舶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1314年，元朝颁行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海外贸易管理法规《延祐市舶法》，就是在《广州市舶条》的基础上制订的。广州为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南海商道演变成联接全球的海洋贸易网络。明初，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广州负责对南海诸国的贸易，重返中国对外贸易首港地位。在明朝，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明中叶澳门开埠，与广州一起，居于连接全球海运航线的中心。因此，广东在明代号称“天子南库”，是“在海外非常出名”的繁华之区。1534年，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在广州发出的信说：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信中还说，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饶的”。其实，正如维埃拉所说，给广东带来诸多名声的关键因素，就是“它毗邻大海”，广州是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
清朝在沿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此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一直执行这样的政策。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秦汉时期—形成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样，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此后，远至印度、罗马帝国的外国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 （三）隋唐时期—繁荣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 （四）宋元时期—鼎盛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
新丝绸之路 一. 新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与构想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此外, 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使得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特性: 首先,我国目前正处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佳历史机遇期。 其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体现了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再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制度设计上更为合理。 最后,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的。 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提出的恰当的战略建议。这一建议有很大的包容性, 与其他国家的建议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然而,未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设过程中,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如果拿捏不好, 亦有可能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首先,制度化建设的水平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值得关注。丝绸之路是一个多边外交的舞台,既涉及本地区的国家,又涉及在本地区具备影响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甚至国际组织(如国际道路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度建设上实际需要处理好两个平衡，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扩散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各方的利益平衡。 其次,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考验决策者的智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路线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经济效益与政治协调。总体上,经济带的干线仍需以铁路交通为主,其次才是公路和石油管道,最后是其他配套设施。 最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建成,还取决于能否成功消解一些人为的障碍。新丝绸之路将跨越多国边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虑体制、官僚与腐败等因素的消极影响,这是与海运相比的一个突出劣势。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的行为，都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 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前景展望 尽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实施存在严重的潜在挑战,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对新丝绸之路的前景表示乐观。 第一,“新丝绸之路”可以分期分阶段实现既定目标。这一构想在空间上大致分五个区段:东亚段、中亚段、西亚段、中东欧段、西欧段。时间上可以按近期、中期、远期来分阶段建设。重新激活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对于沿途国家的经济建设、地区繁荣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中国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主导和中枢作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无论是技术准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乃至政治与安全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条件均已成熟。我国提出这一构想, 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体现了大国外交的自信。 第三,自从中国提出这一计划以来, 得到了中亚、西亚、中东欧、西欧各国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带来的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和全面复兴。
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现状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3条，一条是东线，经由黄海、东海到朝鲜半岛和倭国。一条是南线，经由南海到爪哇国，也就是现代的印尼。一条是西线，经由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通往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欧洲。 现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较之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有很大不同。近海的所谓丝绸之路，比如东线的朝鲜半岛和倭国，已在陆地安全的覆盖范围，不在多大的关切之列。 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已不仅具有单纯的通贸意义，在人类陆地资源逐渐枯竭，陆地空间已经定型的基础上，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海洋利益逐渐突出，成为大国竞相角逐，战略储备的焦点。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就派出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打开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海上往来的大门，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从此以后，满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精美物品和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美好意愿，一路向南、向西，活跃了沿线各国经济，传播了中华文明，同时也带回了沿线各国的香料、药材、玻璃和思想文化等文明成果。 中国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两次从泉州出海，遍访菲律宾诸岛、文莱、加里曼丹、爪哇及印度洋诸地，归国后写下了他的身历亲见，使当时的中国人得以真实了解各国的山川、土俗、风景和物产。在当时的中国闽南地区，家家户户都有“鸡公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鸡公碗”漂洋过海，成为东南亚国家人民喜爱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和沿线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人类交流交往、文明互鉴的不朽传奇。 三、阿拉伯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 公元8世纪中叶，中国的杜环去过阿拉伯地区，足迹远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经行记》，为中、阿文明的交往留下珍贵的记录。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这也是维系两种文明交流的纽带。
摘要：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其城市的发展建设深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广州港的发展变化、广州城区分布与城址位置、道路系统、商业市肆的发展、居住区和规划布局艺术与规划思想几方面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对古代广州城市规划的影响。 关键词：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规划港口 引言：海上丝绸之路，即古代沟通中外的远洋航线。它最初由丝绸等贸易而起，它上起秦汉，下限则至鸦片战争时期。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广州建城极早，特点鲜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海上贸易对其城市的发展建设有很深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其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的发展变化，可让人了解海港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1.古代广州概况 广州古称蕃禺，始建于公元前214年，位于南海之滨，珠江河口。广州最早建城时的名字叫任嚣城。早在公元前九世纪的周代（即周夷王八年），这里的“百越”人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有来往，
建有“楚庭”，这是广州最早的名称。秦设番禺县，为南海郡治。汉初为南越国都。三国时为吴国交州治所，黄武五年(226年)划交州东部为广州，为广州得名之始。广州是我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古城。秦汉时就是繁荣都会，汉唐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宋元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说广州已经比当时世界著名商贸城市威尼斯大三倍。清朝闭关锁国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垄断全国外贸，也是中国最早对外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管理广州港。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宣布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并由指定的广州十三行垄断全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口通商”使当时的广州得以独揽全国外贸，国际知名度迅速提高，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是广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2海上丝绸之路对广州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的发展变化 2.1广州港的发展变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广州港地处东、西、北三江汇合点，是海港兼河港码头，泥城是番禹最早见诸史书的码头，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发展到唐代时，由于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广州港海运繁忙，发展迅速，已经有内港和外港之分。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北宋，广州港一直是最大贸易港，到南宋时，由于政治原因，泉州跃升为第一大港。广州至明代又重拾旧日辉煌，再占鳌头；而泉州之辉煌，如昙花一现，仅元一代，之后再
海上丝绸之路为何以泉州为起点 在中国漫漫的五千年历史当中，丝绸之路铸就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泉州这颗嵌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也曾经沐浴在丝绸之路的光芒之中，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以泉州为起点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个话题，就是要探究泉州当时所具备的历史条件，更好地解读这段历史。 首先，从它的历史前提条件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给泉州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东西方交流以主要是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来进行沟通的。然而随着战争的硝烟，加之另经济重心的南移，陆路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直至最后被取而代之。应该这样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着必然性，但同时也有偶然性。 就在中国当是处于四分五裂的时期，一个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带着他们的骑兵，带着他们的思想，席卷中华大地，继而统一整个中国，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历史天地。它大力发展漕运和海运，拉直大运河，沟通南北航路，进一步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泉州，就是在这种历史机遇的推动下，走在了历史的最前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泰图说它"可以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山港并驾齐驱，是世界上的两大港口之一。"后来游历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更说它是"世界第一大港"。史载："当时泉州港中有大船百余艘，小船不可胜数，这里出产的绸缎，较杭州及大都更好。"足见当时泉州的繁荣景象，这也正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典型表现。 当然，维系着这一繁荣景象，除了当时商品及海外贸易的发达之外，还在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策略。这与后来明清实行的海禁是大不相同的。开放的心态，正是当时元政府的施政理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元政府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庆元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即专门用来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基于这样一个有序的管理，国际贸易范围更广了，出口的商品更多了。沿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岛旅游产品对南海旅游的启示 前言 “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发起，促进了南海群岛的旅游规划开发，但是南海群岛开发程度非常低，除去已有基础设施的西沙永兴岛外，其余岛屿的旅游开发程度约等于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中存在不少旅游发展规模成熟的著名海岛，所以本篇论文就希望借鉴海丝沿线的国外成熟的热带海岛旅游产品设计经验，将其经过合理的筛选统计，制作一个适合南海三沙群岛的旅游产品设计。 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岛屿地理环境介绍 本研究选取的海岛特点为热带及亚热带的国际著名海岛，海岛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范围内，且海岛开发系统成熟。针对这两类要求，筛选出五个海岛，分别为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巴厘岛、毛里求斯、普吉岛。 1.1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一个由26组自然环礁[1]和1192个珊瑚岛[1]组成的海岛国家，共计总面积（包含水域面积）达到90000多平方公里[1]。拥有1192个海岛的马尔代夫实际上拥有居民居住的岛屿只有199个[1]，剩余的岛屿都是从未有人居住的无人岛屿。属于南亚的马尔代夫，全国都处在热带区域，并且赤道横穿马尔代夫的南部岛屿，也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的海岛国家。马尔代夫与斯里兰卡和印度两个国家隔海相望，分别相距669公里和600公里。马尔代夫的陆地面积仅有298平方公里[1]，岛与岛之间的出行需要依赖水上飞机和快艇。马尔代夫度假的酒店淡水资源紧缺需要依赖大量海水淡化去满足酒店的日常的生活用水。马尔代夫具有适宜潜水的优质海域水体资源。 1.2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坐落在亚洲南部的岛屿国家，其位于印度半岛的东南方向，保克海峡间隔了印度与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整个岛屿的形状类似于梨形，拥有65600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2]，中南部是高原，北部及沿海区域是平原。全国位于热带覆盖区域内，拥有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都是夏季，国内河流湖泊众多，淡水资源丰富。斯里兰卡国家拥有丰富的锆石、云母、钛铁、宝石等自然矿藏资源和林业渔业资源。 1.3 巴厘岛 巴厘岛是隶属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行政省份，全岛面积约为5630平方千米，当地居住人口约315万。呈菱形的巴厘岛全岛是山地型地貌，也拥有优质的海滨沙滩及海滨浴场，岛民信仰的宗教是印度教，岛上曾被发掘出来许多古代的帝国遗迹，也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这些因素造就了以雕刻、绘画、建筑、音乐出名的巴厘岛。被植被种类多样，鸟类种群丰富及海底世界风景独特所环绕的巴厘岛地处热带，热带海岛气候造就了巴厘岛鲜花烂漫，气候湿润。岛上仍留存有四五座火山，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1.4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西南部的海岛国家，该岛的国土面积达到2040平方公里，海岸线绵长达到217 千米，但是当地的自然矿产资源匮乏需要依赖进口，例如：石油、天然气。毛里求斯的渔业资源稀缺、淡水资源少，自然的淡水资源只有存在少量的高山湖泊。由火山喷发而产生的毛里求斯在浅海区域生长了珊瑚礁，海岛水质质量优良。岛上拥有有几种世界珍稀动物。毛里求斯的地势走向呈现中间高原，四周为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海洋性。 1.5 普吉岛 安达曼海西南部的普吉岛是整个泰国区域内最大的岛屿，并且还有39个附属小岛隶属普吉岛管理。海岛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岛上具有丰富的热带水果和海鲜。普吉主岛和陆地有桥梁连接上岛便捷和泰国省会曼谷距离867公里。岛屿的东边和南部设有养殖渔场，约有70%是山区，全岛拥有茂密的植被，沙滩沙质洁白细腻，海水清澈可见度高，海域活动丰富，岛
海上丝绸之路对南珠文化积累的影响 北海历史文化话题之十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应用，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文化积累开拓了新的领域，南珠文化现象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反映。 南珠文化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下称海丝路）是一种共生的社会现象，其内涵的伸展与包容当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纵观海丝路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转移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南珠文化的表现形态就会各有不同，除了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珍贵的史实事典，为后人的研究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文就海丝路发展过程中，南珠文化的诸种形态及其成因作一略述。 家国形态 家国是一切文化现象的载体，南珠文化中的家国形态，是催生南珠文化的第一要素。合浦古属百越乌浒族群居住地区之一，虽然早在商汤时期就纳入了进贡属地的范围，但也只是定期地将地方特产的珠玑翠羽等“为献”罢了。在行政管理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合浦古越先民们也因此乐得“仰潮上下”，取翠羽、采珠为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南平百越”，也只是象征性的“抚有蛮夷”。所以当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取陆梁地以为岭南三郡的时候，包括合浦在百越先民们“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依据险恶的地形与秦兵开展了六年的浴血对抗。由此可见，在海丝路未开辟通航之前，南珠文化的表现形态是自然的，自生自灭、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只有秦始皇设置了岭南三郡，置东南一尉以治理，同时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还派出一万五千名中原未婚女子到岭南“以为士卒作衣补”，实际给士兵们组成家庭之后，南珠文化的积累才有了一个固定的载体，那就是家国形态的出现。 后来，南越王赵佗奉行“越汉和亲”的政策，促进了百越民族的汉化，也加快了百越族群进入奴隶社会的进程，国家的法律制度规范了人们的社会道德行为、家庭的人伦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南珠文化的积累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了，这就是家国形态。因为，从这时起，南珠文化的积累就要建立在国家与家庭的基础上面，要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及家庭道德观念的需要。 最初以军事作用为目的而开通的海上丝路，因此也推动了百越族群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古越族群不再是“仰潮上下”，自生自灭，游离于国家政体以外的群体，而是要承担责任与义务的臣民，这就是“家国形态”在南珠文化积累中的重要意义和规范作用。此后产生的衣、食、行、住文化，四时节气中的民俗行为，无一不是在家国形态规范中存续发展。合浦境内有南越王朝时期的糠头山、南越王行宫等历史遗址，就是南珠文化的物质积累中的家国形态之一，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吏治形态 在南珠文化积累中，影响最大就是吏治形态，这也是南珠文化最辉煌的篇章，因此而影响了几千年间，老百姓对吏治政绩的期待，合浦珠还”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吏治形态最初的代表人物是东汉光武帝时的费贻，汉桓帝时的孟尝。费贻因其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有所作为而得珠乡百姓的爱戴，郡民以其廉洁政风而作地名，故有廉山、廉垌、廉州、廉江、廉泉。孟尝因其治郡有方而得珠还之名，为千秋后世敬仰。以还珠作名的事典物迹在珠乡比比皆是，深切地寄托了老百姓对清官政治的期待和祈求。此后，因此产生的吏治形态群体：有芒鞋不踏名利场的苏轼，为民请命的李逊拒收珍珠扇的危祐，历行清正的张夔、不持一珠的张岳，为官要与是邦名符，一肩一仆来去的徐柏，吏民挽辕相送的康基田等，成为南珠文化积累中的主流，吏治形态几乎渗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层面。如文艺方面的《珠还合浦》，政治方面的《乞罢采珠疏》、乞罢内臣疏》；经济方面的《采珠行》、珠池叹》及至当代的采珠节、国际珍珠节；军事方面的“媚川都”等，都是特色鲜明，感情强烈的寄情托意。正如《越南志》中所寄托的：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宝瑞。”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表现形态，以珍珠为载体的，以合浦为名，包容了海丝路多种元素的吏治形态，其生命力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自古到今都是独一无二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发自灵魂深处的守望 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65个国 家和地区，我们会在新栏目丝路行中为读者带来沿路国家和地区最美的人文景色。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张籍《凉州词》）通西域是汉武帝时期即已开始的国策，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当前的大政方针，也成为音乐学术探研的主要领域，各类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的音乐活动可谓不胜枚举。 但在大众的认识中，张骞开辟的从汉代长安经中亚阿姆河流域地区到今印度、伊朗等国一直到地中海的路上通商之线的丝绸之路应该早于经航船而从海上到达朝日、东南亚乃至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因为早在1877年就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里奇德封就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汉代的《摩河兜勒》曲经乐府更造新声28解而为朝廷用作武乐即是实证；利玛窦曾向万历皇帝进献西琴（羽管键琴），19世纪德国学者正式将这条海上通路命名为丝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于1903年发表的《八世纪中印两国的通商路线》一文中才明确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在大众海丝之中，还有很多人认为是郑和下西洋之始，之功。在纷繁的探研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盲人摸象之见，或仅为本地利益而突发奇想的狭隘主见，都是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研究之弊。杜亚雄在其《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一书之后出版的姊妹篇《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下简称《海丝乐》）就是旨在全面、系统评述从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发生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有着解惑、史考之功。 从《海丝乐》的总体规划上看，其特色之一在于系统性规划，它在全局审慎海丝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与航行轨迹的基础上拟定出其全书框架，从祖国海岸线中对外交流之地的音乐事项出发，以由近及远的海上交流路线进行逐一音乐事项的评介，从而以六章而逐步展示了中国与东亚、南洋、南亚、西亚及至非洲各国的音乐交往，是当前所见的研究海上丝路文化音乐文化的最新成果，齐全构思，显示出杜公作为理论家的宏观的系统把握能力。 特色之二在于乐种实物的考述，按照海岸线上的乐种分布，书中评介了远古即有的埙之传播、山东鼓吹中唢呐的海外关系、江苏海岸昆山之地的昆曲外流、吴越之地的古琴与江南丝竹的外显、福建的古曲南音的海外乡音、广东音乐及海南调声的地方乐种等。评介中注重实证是著述的论述特点之一，其法也表现在东南亚的印尼佳美兰与印度拉格、西亚的阿拉伯木卡姆乃至非洲鼓乐等西行路线上的世界著名的音乐乐种。
结合所学内容概述丝绸之路开通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关系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最早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它包括通过阿富汗北部的丝绸之路、通过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的商路、海上商路，以及在张骞的时代就存在的连结印度阿萨姆和中国西南部的路线。 日本与中国最早开始交往是通过丝绸之路，后汉书中有记载历史上最早的中日关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在隋唐时期，日本的遣唐使也带回了很多的物品，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频繁，7世纪后期，新罗与唐婵往来频繁且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为最多，唐朝进口的物品中以新罗货居首位。 宋代还鼓励商船往来，把征税叫做“抽解”或“抽分”，把官方买取叫做“博买”或“博易”。宋元两代市舶司贸易有 400 多年之久，形成了一个环中国海的稳定的贸易系统，一个宏伟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使东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越发的便捷，它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但是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 还有一种信息。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物,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这些地区的语言系统中不断演变和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且东亚文明的文化基石是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它对东亚农业、工业和现代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巨大作用的根源在于,儒家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形成了一种适合中国乃至东亚特色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又培育生发出一条底蕴深厚的文化价值魅力链。 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东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 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 媒介作用。
“海上丝路”的影响与启示（且说收藏） 林华东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08 版） 2000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中国在与世界展开商贸活动的同时，也推动了19世纪之前世界的和平发展；2000多年后，一条“新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必将开启一场全新的中外文明对话，而对未来的展望也需建立在对历史的回望中。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透过意大利马可·波罗和阿拉伯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还传播着我们的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瓷器和茶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时，俄国、法国、埃及等很多国家都崇尚收藏中国瓷器或以之为外交礼品，也曾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
得到发展，从阿拉伯国家仿制中国式的瓷坛，到波斯结合中国瓷器工艺创造出的波斯陶器，之后泰国、越南、埃及、荷兰、法国、德国、俄国、丹麦、英国、西班牙等国也都掌握了制瓷技术，甚至通过中国瓷器工艺与本国文化的结合，创新出许多产品。随着这些国家崇尚中国瓷器之风的盛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崇尚中国瓷器的观念也融合到了宗教文化之中。 茶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理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元9世纪日本刮起一股“弘仁茶风”，贵族间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公元12世纪，日本僧人到中国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此后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最终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17世纪初，荷兰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开始推行饮茶之风。18、19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饮茶也成为英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随着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各国之间也开始了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文明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构建了东方与西方的平衡关系。 “海上丝路”对于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中国的海洋、海权、海防思想，如《诸蕃志》《岛夷志略》；清初泉州人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透过台湾全面陈述了中国海防的意义和经略海洋的必要，在清初的海洋经略中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历史上还有一大批闽南人筚路蓝缕，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定居，开发生产。通过“侨批档案”（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就足以证明闽南华侨华裔艰辛的足迹。目前，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大约有2000万人。他们作为关心祖国富强的华侨华裔，也是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
…………………………………………………^_^………………………………………………… 千里的旅途：唐宋时代的东亚海路（一） 1 【单选题】 ()是影响人类航海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答案：季风 A、 温度 B、 季风 C、 经济因素 D、 政治因素 2 【单选题】据学者研究,()技术就是史前的中国人通过黄海、东海传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答案：稻米耕作 A、稻米耕作 B、造纸术
C、航海术 D、纺织术 3 【单选题】东亚各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已经以()为媒介建立起了紧密联系。答案：海洋 A、信鸽 B、书信 C、马车 D、海洋 4 【多选题】东亚主要由亚洲大陆最东部的()所构成。BCD A、印度 B、中国 C、朝鲜半岛 D、日本列岛 5 【多选题】下面选项中属于关乎古代航海的三大要素的是()。ABD A、海风 B、海流 C、交通工具 D、航海距离 6 【多选题】黑潮北上形成的两股支流指的是(),它们是影响中日韩三国航海的最重要的海流。AB A、黄海暖流 B、对马暖流 C、北太平洋暖流 D、南赤道暖流 7 【填空题】()是东亚最重要的海流之一,它来自菲律宾北部,温暖而迅速。答案： 黑潮
8 【判断题】东亚其间由黄海、南海、日本海所环绕。答案：× 9 【判断题】东亚各国家地区的人们穿越大海所形成的的路线被称作“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答案：√ 10 【判断题】迅速发现和选择航线,是古代航海活动中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答案：√ 11 【判断题】南风和北风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季风。答案：√ 12 【判断题】日本海,水位较深,海岸线相对简单,适合航海活动。答案：× 千里的旅途：唐宋时代的东亚海路（二） 1 【单选题】到了(),位于今天朝鲜的高丽首都开城附近的京畿湾的礼成港是往来使臣或商人出发时所利用的主要港口。答案：宋朝 A、唐朝 B、明朝 C、宋朝 D、清朝 2 【判断题】前期的隋唐使出发时正值朝鲜半岛战争频发之际,其出使带有浓厚的政治外交色彩。答案：√ 3 【判断题】海洋在东亚交流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和重大意义在于推动东亚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完善的海洋合作体系。答案：√ 4
浅析“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多元融合 “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为起点，东达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直至西亚和东北非。这条丝绸之路分为两条航线，一条是从中国起，经朝鲜半岛通到日本的东海航线；另一条是从中国出发到达东南亚半岛、西亚的南海航线。东西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世界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和饮食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探讨了世界多文化融合的发展进程。 标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融合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中国精美优良的丝织品、五彩缤纷的印染品、绚丽璀璨的刺绣品为媒介，传播到欧、亚、非各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海上贸易商船络绎不绝，载着东方人的梦想航行世界，所到之处，必有一番奇妙的故事。时至今日，我们无法真实地看到那样辉煌的历史场景，只能将渴望真知的眼睛投向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中，从中搜寻答案，感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壮观与骄傲。这些幸存的文物，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纹理，镌刻着历史赋予它的生命厚度。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时，除了实质商品贸易外，还有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输出。现在，我们将穿越重重历史迷雾，从以下几个方面看清文化融合撞出了哪些火花。 一、物质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中最直接的就是货物之间的交换，中国用自己的特色产品换回带有异域风情的日用品，如：沉香、琉璃、猫眼石等等。现存的文物中，也能证实当时所交易的物品。“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海汉墓出土的水晶、玛瑙、琥珀饰品、金饰，宁波出土的玻璃瓶，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等国外输入的展品，明显带有异国风情，是丝绸之路过程中引进的。2015年8月7日，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大展在天津博物馆亮相，展览品包括青铜器、玻璃器、陶瓷器、丝绸、文书、石雕、壁画等；通过这些文物，我们为丝绸之路的精美礼物所惊叹不已。展出的文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件清乾隆年间制作的“潘趣碗”。这是一件带有“故事性”的广彩瓷器，碗身绘的图案是西方“帕里斯的审批”图案。据考察，这是西方在东方定制用来盛酒的容器。从这件文物的图案纹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为我国的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展览上还有其它许多舶来品，其中。一件北海市1990年出土的汉代多面体紫色水晶串珠非常引人注目，它闪耀的光芒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繁忙的贸易。它体现的是海内外双边文化及商品交易的交流。我们在感叹文物精美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文化积淀。 在国内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上，许许多多的文物在向我们展示它独特的魅力。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广陵玉玺，这件文物凝聚着中日友好的交情。金印的发现与1784年在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两件文物给我们述说了一个美好的故事，中日之间的友情往来至少可以追寻到西汉年间，这也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 xx《光明日报》（ 2015年03月22日07版） “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丝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相对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命名来说，“海上丝路”的提法出现较晚，直到1913年才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从此之后，有关“海上丝路”的使用和研究越来越多，划分也越来越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一般对我国海上丝路的划分大概归为两条比较重要的线路： 一条是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海上丝路”是在大陆文明东渐与河海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经历了漫长而且线路不断变化、反复的过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东方海上丝路”航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开始萌芽，到秦汉时期开始成熟的。它是黄河文明与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期间秦始皇派徐福从琅琊郡东渡大海寻仙药、汉武帝派五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渡海对朝用兵，都与“东方海上丝路”的拓展成熟有关。而胶州板桥镇古港口在唐宋时期成为北方唯一、也是最大的市舶司，承担着日韩等国派遣唐使来华的主要海上运输任务，使“东方海上丝路”达到辉煌。 “南海丝路”起源于西汉时期广东的徐闻港，兴盛于隋唐时期的广州港。到元朝，泉州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港，也是“南海丝路”的典型代表。“南海丝路”航线最早是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
上海海事大学 科目：中国航海史 授课老师：闫彩琴 院系：商船学院 专业年级：航海技术151班 学生姓名：马明军 学号：201310415060 二○一七年五月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背景、条件及意义 摘要： 朝廷国策、民间氛围以及国际环境的各种因素，使得两宋时期的经济高度发达，对外贸易频繁。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中国本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东西方需求加强联系的产物。 关键词：两宋、海上丝绸之路 一、海上丝绸之路简介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期——秦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魏晋；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期——隋唐；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由盛及衰——明清。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国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在宋元时期，中国
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二、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背景 1、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商业及其繁荣，宋太祖、太宗都曾下令鼓励商业活动，商业在宋朝近乎打到了极致，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对于私人海上贸易则也是在政府鼓励下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后来，为了防止钱币向外流，于是南宋政府在公元1219年的时候下令将钱币改为以丝绸、瓷器等物品来交换外国的舶来品。于是就这样，中国丝绸以及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而运输范围也是扩大了许多。 2、我国以贵金属为货币，在南宋时期，统治区域内并无较大规模的贵金属矿藏，而贵金属产量较多的日本、南洋等地又必须经过海运方可到达，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起； 3、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等民族相继崛起，到了北宋，北方先后有辽、西夏和金政权占据，相继隔断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路上通道，并对贸易商人征收高额税率，极大的抑制了陆路商贸，商人为将丝绸、瓷器、香料等货物运至欧洲，换取高额利润，只得改走水路，导致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三、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条件
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开辟了国际间文化与物质交流渠道，加速了世界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的瞭解和友谊。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国南方港口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 广州：史上唯一逾二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 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 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 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光学寺，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有宋代羊城八景“光孝菩提”。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相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文化遗产之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广州港无疑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世界上亦属罕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泉州：元代为世界第一大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如今已成为 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古代中国虽然处于欧亚大陆的 最东面，但并不处在隔绝的状态，相反她一直跟外部 世界相联并不断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道路 有两条，一条通过陆地，即现在所称的“陆上丝绸之 路”，穿越新疆地区一直到遥远的中亚及至地中海沿 海国家或地区；另一条就 是“海上丝绸之路”。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 界定 古代中国走向外部世 界的海上通道跟我们现在 说的“一带一路”下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完 全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 古代中国的海上通道，是 指木帆船时代的海上航 线，而我们今天的海上丝 绸之路指的是集装箱时代 的海上航线。 木帆船时代的海上通道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使用的船只还有图片留存。下图是日本人收藏的一张上面写着“南京船”三字的图片，这是长江口江苏、上海一带的船只。日本人从古到今都非常细心，中国去过那里的船，他都给标上名字，而且还写上注文，比如桅杆多高、吃水多深，等等。下图为十八世纪日 千帆航琛越水来：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龚缨晏 收稿日期：2018-04-23 作者简介：龚缨晏（1961—），男，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 航海史，海外交通史。 编者按：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倡议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异同？后者对中外文化、科技的交流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近年来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前不久上海建桥学院“百家论坛”特邀请龚缨晏教授围绕这些话题，做了一个内容丰富又极其生动的报告。龚缨晏教授是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制图学会地图文化数字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海上丝绸之路、地图学史，代表著作有《求知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等。 上海建桥学院学报2018年6月No.2 Jun.2018第2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