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签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生效实施（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这两个规定弥补了我国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方面的空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2012年3月14日，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重要内容，从而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上升为国家基本法律的高度。但是通过审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规定及新刑诉法仍然存在着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救济机制设计过于粗略、过于原则的问题，这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救济现状
所谓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规定的权限或以违法的方式
取得的证据。①从形式上看，大体可以划分两大类型：一种是非法言词证据，另一种是非法实物证据。证据的合法性应该包括：来源合法、形式合法、程序合法等，只要欠缺其中之一就将被定性为非法证据。
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当一项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规则出台之后，考量该规则是否真正取得保障作用的标准之一，便是考察该规则所提供的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否则，再美的“人权”也只是一种“宣言”，而无真实权利。我国关于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方面，在宪法与96年刑诉法以及刑法中已有不少条文，但鉴于均为口号性的条文，故而在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寥若晨星，从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后，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次提到了司法的风口浪尖。我国首例关于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的成功案例是2011年浙江宁波的“章国锡受贿案”，②该案的主要案情如下：
曾任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局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救济机制研究
*
孙洪坤
张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FX02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洪坤，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张毅，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①孙洪坤：《刑事诉讼法的时代精神》，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②《鄞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11）甬鄞刑初字第320号。
摘
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诸多证据规则中标志着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规则。我
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建立，但救济机制欠缺，收效甚微。因此，一方面从该规则内部应当扩大适用范围、严格启动时间、细化证明标准及进一步完善救济方式；另一方面从规则外部对取证主体的惩戒，对刑事被害人利益的弥补和对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作用的发挥等角度多管齐下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救济机制
2012年第10期法治研究
局长助理的章国锡，被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提起公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过程序与实体两方面的审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控方不能提交某纪委找章国锡的谈话笔录或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说明》，故认为侦查机关的前期侦查行为存在瑕疵；第二，因控方未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及其指导意见提交全程审讯录音予以当庭质证，在被告人、辩护人多次申请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后，亦不安排侦查人员出庭，据此依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1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故章国锡审判前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终，被告人章国锡被判处受贿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罕见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成功案例，它弥补了司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验不足的案例。原以为，这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迎来的春天，但是星星之火，并没能产生燎原之势，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仍然充斥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之中。
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救济机制之构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部救济机制之完善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应合理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言词证据限定为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笔者认为，非法言词证据的概念和范围应该予以明确和适当扩大。非法言词证据属于绝对排除范围，已十分明确，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应被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范围。非法言词证据范围应当突破受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引诱的限制，对于在此之外的违法行为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进一步加以明确，以适当扩大该规则的适用范围。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上的常用语，而世界上更通用的是“酷刑”。在我国虽然对刑讯逼供一词并不陌生，但却不曾给出明确的定义，在两高三部出台的“证据规定”中也未列举典型的行为样态，以至于在司法实务中难以准确把握。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反酷刑公约》）第1条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为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但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在此，《反酷刑公约》明确将“酷刑”一语解释为“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一定义基本可以覆盖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肉刑”、“变相肉刑”以及“精神刑讯”等各种样态的刑讯逼供行为。③故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应当借鉴《反酷刑公约》的规定，对刑讯逼供的行为样态加以明确，从而适当扩大非法证据规则适用的范围。
2.程序启动的时间应明确限定。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是整个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第1款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这说明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是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前或者庭审中提出的。而提出的条件就是第6条所规定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这样的程序启动时间设计，虽然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权益，但是无固定时间限制的规定，不仅会让被告人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容易导致庭审的混乱和反复，使得庭审调查不能连续，影响诉讼效率。所以建议在启动时间上应当予以适当限制，比如在开庭审理前进行证据审查排除工作。美国联邦法院的做法是：排除证据的动议必须在审前提出，如果被告人在无特殊理由的情况下在审前没有提出动议，那么法院将认为其放弃了该项权利。这样就能做到避免非法证据进入庭审现场，从而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并
③万毅：《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
—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④陈瑞华：《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3期。⑤高咏：《程序性辩护的困境———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为切入点》，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⑥
杨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研究———以庭审程序为核心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9期。
且保证了审判程序的焦点集中在定罪问题上，保证庭审的顺畅进行。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虽然规定了检察院系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主体，然而作为公诉机关，检察院和侦查机关的立场往往是一致的，那便是惩罚犯罪，所以若要发挥检察院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还需要加强制度上的改革，从检察体制改革入手，发挥检察院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突出作用，加强检察院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以及非法证据的处置权力；此外还需从制衡原理出发，促进公检法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
3.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应细化。在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采用的是适用于被告人供述的证明责任倒置法则。换言之，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而由公诉机关承担不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证明责任。即对于公诉方提交的被告人供述的笔录，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行为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被告方即便提出相关线索或者证据，也要向法庭证明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的行为，并且将这一点证明到‘对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程度。否则，法庭仍然不会启动针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问题的司法审查程序。”④公诉方承担着证明取证行为合法的责任，故其需要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等材料，此外还应当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以及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公诉方必须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将被排除。
而在实际操作中，公诉机关往往怠于履行证明责任，将盖有公章的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代替讯问人员的出庭作证，并且提供一些不完整的录音录像资料。“由于缺乏配套制度，有质证空间的录音录像资料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往往在法庭上难觅踪影，律师拿着质证的‘利剑’却找不到‘靶子’。”⑤所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救济机制理想作用的发挥，还需进一步明确公诉方证明责任的方式和证明标准。
4.建立以庭前为核心，以审中、审后为辅助
的排除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该条设定了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是在宣读起诉书之后开始的，即是在庭审过程当中进行的。在庭审当中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有两大缺点：第一，非法证据不论最终是否遭受排除都容易给庭审法官造成污染，从而影响其自由心证。第二，会中断关于被告人有罪无罪的辩论，使庭审偏离方向，从而拖延了庭审过程，导致庭审失去效率与连贯性。
因此建议建立起以庭前为核心，以审中、审后为辅助的排除程序。庭前审查程序属于连接起诉和审判的中间程序。它是指在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前对刑事案件进行预备性审查,决定是否将刑事被追诉人交付法庭审判的诉讼活动。按照美国联邦法院的做法，如果被告人在无特殊理由的情况下在审前没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那么法院将认为其放弃了该项权利。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庭前审查程序必须遵循防止预断、明晰争议和促进效率三项原则,拥有过滤、分流、庭前准备、司法审查等基本功能。⑥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发挥，促进我国司法的公正性，应该以非法证据排除为契机，设立庭前证据听证制度，并逐步建立起“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制度，分别负责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虽然将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规定在庭审前，优势十分明显，使庭审焦点集中在定罪量刑上，从而促进庭审过程的连续性，但是为了防止“证据突袭”，故仍有保留庭审中的非法证据调查制度之必要。
5.辐射二审的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审判救济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法庭提出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申请，如果被法官驳回，能否申请复议。二是，如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辐射到二审之中，通过二审对一审的监督，从而更好地保障诉讼参与人的
权益。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并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对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之后，若被法庭驳回的救济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法庭驳回异议申请的法律文书的性质，是采用决定，还是裁定。若是决定，则一经作出立即生效，不能上诉或抗诉；若是裁定，则有一定的生效期间。因此，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裁决应理解为裁定，否则将丧失上诉或抗诉的权利，更何谈救济程序。⑦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2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虽然规定了二审对于一审没有审查并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进行了补充审查的规定，但这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司法救济问题。对于一审法院驳回辩护方主张但又没有根据辩护方主张排除的证据加以定罪的情形就没有设定救济程序。应该在上级法院收到案件后,先审查被告人及辩护人有无审查证据合法性的申请，如果有，就进一步审查该证据是否应被排除使用，并且，合议庭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应采取开庭的方式进行。待证据合法性的问题解决之后,再决定是否将案件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解决排除非法证据后的事实问题。⑧作为上诉法院的二审，应该对一审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进行刚性的审查和监督。并且要实施我国二审“全面审查原则”，不受上诉、抗诉范围的限制，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唯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促进一审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谨慎态度，并且能使刑事被告人的权益得到切实的救济。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部机制之健全
1.对非法取证主体的制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在于从源头上规范非法取证行为，树立司法文明、司法公正的国家形象，从而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则却出乎人之期待，收效甚微，原因有两个：第一，检察院对非法取证主体的包容，甚至纵容。第二，法庭对证据合法性的忽视，甚至明知属于非法证据，仍旧采信，并以之作为定案根据。第三，公安机关或迫于破案压力，或追逐业绩等不正常心态的驱使。故对于非法取证主体的责任追究十分必要。
（1）行政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人员搜查取证的行为，虽然提出了一些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要求，而且在《刑法》第245、247条中也规定了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罪名，对于这些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虽然已明令禁止，并规定为犯罪，但刑法制裁是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触犯刑法之前，应该更加细化对非法取证人员的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从证据法角度来看，对于侦查人员通过不合法行为取得的证据，应该通过审查，进行明确排除，或者裁量排除。二是从行政法角度来看，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制裁。其一，行政处分，针对参与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给予一定的行政法律制裁，根据其违法程度、主观过错以及危害结果等情况，对侦查人员科以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惩罚措施。其二，行政教育，在侦查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责令具结悔过等方式对其进行警告教育，以此种委婉方式达到提醒教育的效果。其三，管束措施，根据《人民警察法》第48条第3款“对违反纪律的人民警察，必要时可以对其采取停止职务、禁闭的措施”的规定，对违反纪律的侦查人员进行停职、禁闭等惩戒措施，采取这一措施不仅能阻止违法行为继续，而且还能防止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对非法取证人员也能够起到惩罚、教育和保护的多重作用。其四，除了对参与侦查取证的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外，还要完善单位负责人员的责任问责制，因为众多非法取证行为都是在领导的纵容、默许之下实施的，只有追究了领导的责任，才能更好地督促具体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行为。
（2）刑事责任。对于侦查人员的违法取证行
⑦杨宇冠、杨恪:《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后续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6期。
⑧同注⑥。
为，《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从而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手段进行了立法规制，但在实践中此类取证行为却屡屡发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进一步推行与完善侦查监督制度，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才能更好地遏制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违法取证行为。
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中的头号顽疾，那便是刑讯逼供行为。虽然《刑法》第247条早已规定了“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其中第234条与第232条分别是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处罚方式。但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具体内涵没有明确规定，难以把握，且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刑讯逼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包容态度，都使得实施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为了从制度上遏制刑讯逼供这一顽疾，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但是为了更好地起到震慑侦查人员的作用，必须强化刑法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处罚力度，唯有如此，才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遥相呼应，分别从源头、底线两处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2.对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弥补。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但是在冤假错案发生之后，迟到的正义，总比正义缺位要有意义。根据著名法学家西塞罗的观点，正义就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⑨。就刑事被告人而言，他所应获得的救济不外乎使违法行使职权的机关及其人员受到相应的惩戒并从政府处获得足额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款规定了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采用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条的其它款项还分别规定了超期羁押等其他可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范围。该法的第21条明确规定了作为国家赔偿的义务机关。其中，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公民采用拘留措施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外，针对原审认定有罪，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均是由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该条简化并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有利于赔偿请求人及时申请并得到相应的国家赔偿。
3.发挥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下承担着多元的职能，包括依法行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提起公诉或支持公诉、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等职能。因此，检察机关无论是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执行程序中都自始至终参与着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从检察机关的职能出发考虑，应当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监督作用。
首先，要加强检察机关对于侦查部门的法律监督，实现对非法证据的有效预防。公安部门是侦查犯罪行为的主要部门，其下属的看守所更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违法取证行为发生的温床，是发生刑讯逼供最重要的场所。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必须进一步强化监所检察制度的建设。在实践中，驻监检察官由于较长时间跟看守所的侦查人员一起工作，容易导致检察官被“同事化”，从而影响了监督效果。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完善轮流值班制和视频监控措施。通过提高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达到对警察违法行为产生恫吓与阻却。其次，肯定检察机关预防非法证据作用之后，就需要健全其预防非法证据的措施。应该丰富职务犯罪等自侦案件的侦查措施，实行“重证据、轻口供”并强化同步录音录像的执行效果。通过检察机关规范自侦案件的取证行为，能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最后，需要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包括由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依申请启动，及由检察院或
⑨［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法院的依职权启动。在我国由于法治化程度不够充分，发挥检察院的依职权启动功能，能弥补我国当事人权利救济意识不强之缺。
三、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社会进步的潮流，它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一国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都力求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这些法律规定都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程序性辩护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被寄予了厚望，但根据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的表现，效果不尽如人意。除了这些规则本身有些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救济机制不完善，导致在实施过程中被规避并束之高阁。当一部法规都得不到应有的期待效果之时，就应该考虑“纸张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之间的沟壑。一项法规的有效发挥，除了法规自身的可操作性与救济途径日臻完善外，还不得不考虑一些外力因素。只有适合的社会土壤，才能孕育出美法善治的效果。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献综述 学号：201228010140 班级：2012级法学二班姓名：李树斌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诉讼以人权保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则。强化对证据规则的研究，是改善司法制度的着手点。[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正文] 近年来，诸如佘祥林此类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高度关注。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社会舆论压力等等方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证据的可采性原则。也可以说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证据作为审判和定案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用都必须严格的依照其规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人权还可以遏制非法取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如何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外注重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强调法治和正当程序，非法证据将被排除在外，不能得到采纳。由此，我们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将可取之处应用到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 （一）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作为最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发展的较为完善，“其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刑事诉讼中被告的基本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 其主要内容有：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被告人供述。 2、违法证据（违法获取得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即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并且直接或间接产生与非法搜查的其他证据，包括言词和实物证据，其最著名的极为“毒树之果”规则。 （二）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国对非法证据采用倾向于总体上适用的原则。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衡量裁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了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关键词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适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出现个别司法人员因破案压力或受利益驱动，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吸收了《证据规定》和《死刑证据规定》中的有关条款，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证据类型、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非法程序或者非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为定案依据的规则。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也包括违反有关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例如提取物证时没有制作笔录，并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等。（一）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言词证据，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及《证据规定》第1条的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既包括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也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取得手段，虽然新刑诉法第54条只明确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三种手段，但在实践中，对于非法手段的理解可以参照《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豍，构成“非法言词证据”的手段，并不要求其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 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 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 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昌邑市检察院研究室桂召学 内容摘要：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刑诉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该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同法系国家之间法文化传统、价值基础、司法状况的差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各不相同。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程序、方法及手段等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它包括:证据的内容不合法、证据的表现
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身份或资格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与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之一,就是非法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笔者同意狭义的界定。因为这种定义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蕴含的保障人权的根本精神。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目的来看,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合法权利。这种界定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从我国当前保护人权、诉讼民主的现实国情看,侦控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顽疾之一。所以,将非法证据界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有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其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抑或“可采性”问题,即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采纳并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
内容提要 诉讼证据规则是指在运用证据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可以作为解决当前司法实务中突出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形式取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对策，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供操作，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排除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非法证据。文章认为通过借鉴英美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而完善对刑诉中当事人的保护。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阐述笔者对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有关问题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录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2) (一)人权保障理论 (2) (二)程序正义理论 (3) （三）排除虚假理论 (4)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尊重人权的价值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程序的价值 (5)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侦查手段进步的价值 (5) 四、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 (一)我国对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观点 (6) (二)我国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有关规定 (7) (三)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操作 (8)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 引言 执法人员“人权观念”淡薄，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以为然、有意无意甚至恣意损害其权益的不在少数。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件正是对当事人人权不予重视乃至肆意践踏的典型。 另有：被告人魏清安，男，被指控为强奸犯，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审讯”，公安人员采取捆绑、电警棍捅和指供、诱供、骗供等非法手段，终于在讯问人员冒充县公安局长进行审讯时，逼使被告人作了招供。魏在一审被判死刑。魏以“没有作案、口供是刑讯逼供所得”为由提出上诉。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在魏被执行死刑半年后，强奸案的真正罪犯被抓获。后魏案得以平反。从佘案与魏案的发生看，无不与执法人员的“人权观念”淡薄、漠视生命的思想有关，更与我们的司法体制有关。对于佘案，“当地法院及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均表示，公安人员在侦查取证时可能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些非法取证案件中，虽然致害者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刑讯逼供之非法取证行为之恶果已然铸成，被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的生命已然终结，纵“平反”、“制裁”又有何用呢?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之屡禁不止，我们所做的不应只是事后的“平反”、“制裁”，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设置一个完善的规则、制度来遏制、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借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对于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或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这一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定这些后来取得的证据是否会因为它之前的程序上的违法而受到“污染”。以上这些行为在我们现时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出现之多，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理论上，这涉及到对此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采信问题，而证据的可采性或者证据能力主要是一个价值或者正当性判断问题，法律可以明确加以规定。所以，证据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1】。这就涉及到证据规则问题，涉及到英美法上的一项著名的理论——毒树之果，涉及到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即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采纳。该规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还可能涉及诉讼以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消除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 刑讯逼供作为中国有几千年传统的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存在下去，自然而然地着它的合理之处。一般地说，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司法人员往往会面临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因此急于侦破案件就会成为司法人员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案件的侦破一般都是从案件的现场、当事人的动机等诸多的因素进行分析开始的。一个非常现实现实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司法人员与嫌疑人并无个人的恩怨，排除了司法人员公报私仇、对被害人打击报复的因素之后，司法人员之所以将此人作为嫌疑人，虽然仅仅取决于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但这种判断基于与案件的关联性以及以往的司法经验，自身就具有非常大的合理性；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以刑讯逼供侦破的案件，大多数都能够得出客观的、公正的结果。笔者认为，虽然近期媒体报道出了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个别冤枉或者造成了错杀，或者影响到了被冤枉者一生的幸福，但这些案件相对于使用刑讯逼供得出了客观的、公正结果的案件而言仅仅是冰山一角。因此，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刑事审判的手段，它自身就是一把两刃剑：当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实施了犯罪的时候，刑讯逼供是以最低的司法成本打击犯罪、实现社会公正的有利武器；而一旦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的时候，它又是导致冤案的罪魁祸首；是否适用这项制度，关键在于刑诉法自身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刑事诉讼以打击犯罪为侧重点，此项制度就是合理的（虽然会造成一些冤狱）；而如果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此项制度又是不合理的（虽然这样会放过罪犯）。而现在的刑诉法之中坚决地摒弃这项制度，并非这项制度没有可取之处，而是在刑法的实施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我们选择了以侧重于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冤枉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必然地就会导致刑事案件侦破率的降低。 还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刑诉法之中对于刑讯逼供作出禁止的规定，刑法之中也对此现象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其中仍然在现实中难以杜绝。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刑诉法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效力存在着弊端。一是，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禁止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所有非法的方式取得证据，但对于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的效力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二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因刑讯逼供获取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却未明确规定应当排除在外。 首先，由于我国的刑诉法之中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因此，司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证人证言等仅仅是司法人员刑讯供逼的目的之一，他们对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更为主要的目的往往是逼迫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其他证据，从而使得其他证据与获得的口供相吻合。如果不将与刑讯逼供相关联的证据排除，使得司法人员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当事人犯罪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仅仅将非法获得的口供及证人证言排除了，但司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动机并非仅仅是获得口供，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消除司法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动机。 其次，根据我国宪法与刑讯法的规定，公、检、法三个机关在刑事诉讼之中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证据规则，在对其进行分析以前，对相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从法制史观察，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颇为近代之产物。虽然早在18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决中曾约略提及违反宪法规定为搜索所得证据之排除规则，然美国依然承继英国习惯法之见解，即，凡与系争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与重要性之证据，均认为有证据能力，纵使该证据之取得系出于不正之方法，或有违宪法之规范者，仍无碍其证据能力。[2]直至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v. 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扬弃了上述的英国传统证据法则，正式宣示采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此规则并未推行，很多州议员根据银盘原理，逃避此规则的使用。直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Mapp v.Ohio 一案的裁定中，才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各州法院。而随着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一案之判决，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完全确立。 综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各级法院多年来有关证据排除之判决加以归纳分析，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最主要乃在排除因违反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及其相关规定所取得之证据。质言之，该法则概以适用于非法搜查、扣押(Search-and-Seizure Exclusions)、违法通讯监察(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Wiretapping or Eavesdropping)、非法取得自白(Exclusion of Confessions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强制自证己罪(Self-incrimination and Related Protections)、违反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Exclusions)及侵害辩护权(Rights to Counsel as it Relates to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等情形而取得之证据排除。[3] (二)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法系，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同，正所谓“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4]，两者在对该规则的制定上存在很多区别。而两大法系这方面的代表，分别为德国与美国。下面以两国为例，观察两者的区别。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体例不同。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律预先设立排除证据材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从证据法规则的形式上看，尽管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通过判例法逐步确立起来的，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缺乏英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采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制度立法上表现出的成文化倾向令学者们相当惊奇。[5] 2、非法证据排除发生的阶段不同。美国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者的区分以及高度发达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避免非专业的陪审团成员接触到那些非法取得的证据，而形成不恰当的事实判断，就要在事实审理之前确定哪些证据不能进入庭审。因此，其证据排除是发生在
治安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姓名：黄力乾区队：10级涉外警务二区队学号：201020720064 首先来明确非法证据的定义。广义的非法证据包括三种：（1）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法定主体资格的人提取或提供的证据。（2）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3）程序或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即通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或者最主要的非法证据则仅指第三种。而在实际的治安案件查处的过程中，采取狭义的非法证据定义是片面的。例如面对一个经常撒谎并有违法前科的证人，是不是能完全采纳他的证言呢？这名证人的证言即便是在没有任何干扰下取得的，其证明力也值得怀疑。所以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候，非法证据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是复杂繁多的。大体总结出来的有以下五种：（1）真实肯定，凡是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也都可以采纳。（2）一律排除，凡是非法证据，一律排除，不得采纳。（3）排除加例外，非法证据一般都要排除，但法律规定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可以采纳，如严重刑事案件中的例外、善意违法的例外、危害不大的例外等。（4）线索转化，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但是可以用做证据线索，经转化为合法程序或手段之后，可以采纳。（5）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要区别对待，既不要一概采用，也不要一律排除。具体来说，这又有以下几种做法：第一，不同种类的证据要区别对待，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要区别对待，例如，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反程序规定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不同情况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例如，一般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严重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四，证据与行为人要区别对待，例如，违法收集的物证可以采纳，但是违法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要受到处罚。采取区别对待做法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予以排除的。 治安案件危害程度不大，对违法主体的惩罚较之刑事案件要轻很多，以第五种方式来制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有助于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当然，公安机关在处理时完全由自己负责，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所以在某些规则方面要更加的公正与严格。 以下是根据上文内容制定的治安案件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1.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的时候，应当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可采性是证据证明 力的体现，也是证据关联性的体现。对可采性较高的证据应当予以接受，对待可 采性较低的证据也应当接受，但是在进行处罚决定时应当更采取可采性较高的证 据。特别是在治安案件中，证据以证言为多。对证言可采性需要判断，例如证人 的精神状态、与违法主体的利害关系、是否有做假证的前科等都是影响可采性的 依据。 2.通过非法手段或者不合法定程序获得的证据，要有选择性的接受。通过侵害违法 主体人权而获得的证据排除，其他手段予以接受。特别是违法主体的供述，在英 美法系的国家违法主体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沉默权”。但是在 中国违法主体有供述其罪行的义务，可是现实执法之中公安机关过于重视违法主 体的供述，特别是通过暴力的手段逼供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发 生。所以在依据法律的前提下，规定通过侵害违法主体的人权而获得的证据将被 排除。但是其他手段获得的证据，虽然在程序上可能不合规定，可以转为线索再 形成合乎规定的证据。 3.违法主体或者其委托人有权利出示调查取证人员与该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证明，要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2011-03-04作者: 未知来源: 法律快车 分享到：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叫排除规则，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证据的表现形式、证据的内容和获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事实上，非法性并非排除证据可采性的唯一原因，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实现程序公正才是排除规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性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禁止非法取证，但是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法律后果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尽管略为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却由于其规范制定的比较粗略，难以具体规范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背景下，分析和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和法制，借鉴其经验和做法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且在国际公约中也有所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我国要建立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考察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借鉴其经验。以下是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和分析： （一）英美法系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对通过侵犯公民在第四修正案下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自动排除，但存在四种例外，而对非法言词证据则自动排除。 通过1914年威克诉合众国、1920年斯沃多？拉伯诉合众国等一系列案件，不仅确立了将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并且在“毒树之果”理论中，对“被污染”的派生或二级证据也予以排除，至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在美国达到了顶点。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面对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综述 [摘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众多证据中，非法证据却又占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虽然我国对于非法取证采否定态度，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予以排除……为我国证据制度领域增添了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的界定及排除范围，以及我国关于非法证据的立法现状几个方面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分析，看到进步，找出不足。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 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新增了五条条文，专门针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由之前的司法解释上升为基本法律，大大提高了其法律效力，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又向理想状态迈进了一大步。 （一）对非法证据的界定 何谓非法证据,【英】伊丽莎白 A 马丁编著的《牛津法律词典》将“非法证据” 注释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如果证实系非法获得（例如：由无搜查令而作的搜查房舍所得），它并非不能被接受，但法院可以此作为自由裁量的事项而拒绝接受。非法获得的供认很可能是非自愿的，因而不能接受。”我国《诉讼法大词典》列有“非法证据”的词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虽然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目前大致可概括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认为，刑事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收集方法及证据的形式这三个方面或其中之一不合法而造 成的。据此，非法证据应包括以下类型： 第一，非法定主体取得的证据。取证主体违法有两种情形：其一，不具有取证主体资格的人员取证。按照我国传统证据法理论，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其他主体皆不具有取证主体资格，其所获取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其二，本为法定的取证主体，因违背回避、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取证而成为不合法主体。这种情形下，虽然参与调查取证的侦查、检察人员等本为合法的取证权主体，但符合法定的回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一) 论文关键词]证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权利保障日益成为法律文明与进步的标志，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然。但只仅仅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在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theExclusionaryRuleofUnlawfullyObtainEvidence)，是指对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被采用，应排除在证据之外。排除规则在美国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第四修正案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在英国，排除规则是指如果证据的采纳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没有定义。 在这里首先理解什么叫“非法取证”。《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指出的“非法取证”，是指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我国是指，草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口供。美国包括以为凡被取证人的宪法性权利而获得的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从这一概念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非法取证的范围很窄，仅对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加以排除，而不包括实物证据。取证的人员范围，我国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被指使的其他人。在美国，仅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常指警察。设立这一规则主要是限制警察的非法行为。 二、我国当前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状况。我国宪法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凡是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 (二)非法取证排除在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 1我国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的法律规范。如开庭前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在美国有：预审程序、证据开示程序、辩诉交易程序。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程序，所以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的具体操作上没有详尽的规定，只是很难落实。 2沉默权。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这样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3非法搜查扣押。范围仅限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三种，同国外相比，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我国没有相应的规则。也就是说，对于实物证据是不存在排除与否的。在英国有这么一段话：“最贫穷的人可以在其村舍中与王室的一切军队对抗。村舍可能脆弱，屋顶可能动摇，狂风可能吹打，暴雨可能袭来，但英国国王不能进入，他的一切武装力量不敢跨越已倒塌的村舍的门槛。”这段话足以说明，公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无论谁都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 4对于证据是否要排除的前提和标准，我国规定非法证据必须“经查证确实”，相对美国的非法自白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英国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言，我国的标准太高，证明难度太大很难进行操作。 5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我国法律也为涉及。没有证明责任的落实，控辩双方都不愿举证，很难达到非法证据排除的能力。 三、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相脱节的原因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 Standardization of sany group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采用下列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一)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二)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 (三)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二条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条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依法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线索”是指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材料”是指能够反映非法取证的伤情照片、体检记录、医院病历、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或者同监室人员的证言等。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但应当记录在案，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印。 第六条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人民检察院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七条开庭审理前，承办法官应当阅卷，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一)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是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提出申请的，是否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二)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否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是否作出调查结论; (三)对于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前是否核查讯问的合法性，是否对核查过程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核查的，是否作出核查结论; (四)对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排除的非法证据，是否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浅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英美法，美国早在在1914年就正式确立了该原则，我国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亊诉讼法》中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明确规定，至此改变了以往用司法解释替代法律排除非法证据的状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证据制度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当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以及司法公正的维护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主要计对的是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且采用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但把非法言词证据范围界定为通过刑讯逼供或威胁、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并没有对通过刑讯逼供和威胁以及暴力手段之外的非法手段所获得 证据的效力以及排险有提及。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中存在的问題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是司法领域 的一项重大进步，但不可否认，在立法方面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不够详尽和明确，缺乏对实物证据非法性排除规定。对于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形式的非法证据如何排除并没有相关规定，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仍然很难被刑事司法机关所排除，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二）司法实物中的缺陷
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认可，并且得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但其运行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良好的配套设施。由于我国司法人员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落后，价值社会转型期犯罪率上升，导致司法工作中非法取证现象普遍，屡见不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公权力，增加了司法人员办案的难度，致使我国司法实务一直对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持排斥态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阻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在我国证据非法的主张是由辩方提出的，多数法院会要求辩方承担证据违法的举证责任，这使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更无力完成这一举证责任而无法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应对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要做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就要理清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具有片面性，突出表现就是侦查机关全力过大，重配合，轻制约。应该把审判放在核心位置，前期的侦查、控诉都是为了最终的审判服务的。只有摆正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扭转我国长期以来的以侦查为中心的现象，三机关各司其职，非法证据排除的真正贯彻才指日可待。 （二）完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的排除措施 首先，严格非法书证、物证的排除措施。由于书证、物证和言词证据相比有更好的证明效力，对于通过违法的程序或者手段获得的物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健全和完善的标志之一，将其运用于侦查阶段，更凸显了我国在排除非法证据上的决心和勇气。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强化监督，转变侦查人员的固有观念，提高素质，以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的适用，保障人权。 标签：刑事诉讼侦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诉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通过该条款，我国试图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尤其是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将非法证据排除提前至侦查阶段。对于这一创新设计，从刑事法理论的角度加以考量，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是，具体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却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是指凡属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加以排除。取证时没有侵犯被取证人的权利，仅仅是证据本身不符合法律的形式，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对象。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护人权、防止警察违法，侵犯个人的宪法性权利方面的措施，又是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提供补救的措施。 刑事警察在与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经常要实施强制性措施，限制人身的自由，搜查和扣押与犯罪有关的物品，采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因为这牵涉到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警察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就是非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起到了教育和警示的作用，使他们意识到某些不适当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们所得到的证据被排除，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因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而致使罪犯漏网，这个责任不能归罪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如果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不违法，则不会发生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从而不会发生非法证据排除的现象。法律和整个社会是期望警察依法办事的，法律和整个社会是要求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因为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发生了违法现象才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这不是规则本身的错误，而是收集证据者违法行为所造成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阻止警察的违法行为，而且还在于体现了司法的尊严。前者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工具性价值，而后者自身就体现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