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摘要：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写了多种甲骨文论著，不仅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而且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郭沫若；甲骨文；商史研究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前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从1899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共经历了整整五十个年头，无论是在早期紧张的革命环境里，还是在建国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屡创新说，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将眼光集中在他的诗歌、戏剧及他的个人生活（如他的日本夫人金娜和他的感情生活），对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一般局限在胡厚宣等学者对他的回忆、评价等，较为系统研究其甲骨文方面的是曾参与编著《甲骨文合集》的王宇信先生。本文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对郭老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一）早期革命生涯
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他的白话文诗集《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了“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昌，他踏遍了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古文字学家、史学家，一名享誉学术界的大师。
（二）流亡中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虽然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当时，他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东京借书。而且因为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自己只能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有时甚至连一只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
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正是以这种精神，他先后编辑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书，对甲骨文的搜集和传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卜辞通纂》是郭沫若在1933年编辑出版的，此书反映了郭沫若搜集甲骨的功绩。该书的“别录”，将他在日本“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优择异而录之”①。《卜辞通纂》中除“别录”选录甲骨一百二十九片外，正编共“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八百片，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等八项加以排比并考释，每一项后又做有小结。这样既可以使读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每一类甲骨文的内容，还可以从每项卜辞的内容里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郭沫若另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这部书与《卜辞通纂》选辑传世各家“卜辞之菁粹者”略有不同，而是仅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二万八千多片甲骨中，选出一千九百五十五片精品编纂而成。《粹编》一书在内容的分类上，大致与《卜辞通纂》相同，也对书中每一片甲骨做了考释。
《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所收的甲骨，主要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前各家所藏的珍品，而且不少是以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未见的或遗漏下来的，在甲骨文字收集上足以矜傲于世。且郭沫若对各片的考释又多有创见，所以二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直到今天，在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在搜集了大量甲骨文的基础上，郭沫若对甲骨文本身的一些规律，诸如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超过前人的创见。他在甲骨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才华，横溢在《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古代铭刻汇考》和《续编》、《殷契粹编》、《文史论集》等专著和甲骨文论文的字里行间。
（一）在文字考释方面，郭沫若屡创新说。
1、他考释出臣民都是古代的奴隶，“以前顶大的官，是谓宰相。……说文上说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也就是家内奴隶的意思。”②
2、他考释出“卜辞已有犁字，而且已引申为黎黑之黎，可见牛耕的使用已久。”③从而证明了直到汉武帝末年赵国才开始使用牛耕的错误。
3、在研究了古代计数后，他作出了数字产生于手指的象形，古文一、二、三作一、
二、三，是手指之象形的判断，并认为“表数之文字自三、四以上将不免发生变例”。我国“数字系统大抵以四为界，由四之异体以至于九，则别为一系”，而“十之倍数，古文则合书”，“百与千之倍数亦合书”，“不足十百千之数，于文每加‘又’”，发现了从二十至八十的十倍数“合文”，并指出“九十之例迄今未见，其于殷文意必亦十上而九下，将来终必有出现之一日。”④
郭沫若还对十二支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伦的十二宫”⑤此外还考证了岁钺古为一字，殷代已知岁星，“以钺为之符征以表示其灵威”，“岁星之岁始孳乳为年岁字”⑥等。
特别是《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两书中，郭沫若在文字考释方面有许多新见。第
①转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8.
②郭沫若.论古代社会[A].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7.
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
④转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2.
⑤同上.
一，他解决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殷代先王世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第二，他打破了罗振玉“王宾”为名词“称所祭之祖曰王宾”的旧说，考定宾为动词。第三，论定“衣”为殷城。“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殷的。……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①第四，论证了凤为帝史、云霓卜雨、殷王车驾之制、帝乙迁沫之说等，以及论定了殷先公上甲之后，世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第五、从甲骨文中考察出商代在日出日落时均有祭祀，从而证明了《尧典》中“寅宾出日”及“寅饯入日”的记载的确为殷礼等等。
（二）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郭沫若开创先河
虽然郭沫若没有亲身参加殷墟的发掘，但旅居日本的他，与董作宾不谋而合地发现了二百七十三年的甲骨文应有时代早晚之别。在他编纂《卜辞通纂》一书时，“初有意于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但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正在撰写甲骨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文虽尚未见，知必大有可观，故兹亦不复论列。”②《卜辞通纂》付印后，董作宾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三校稿本寄给了郭沫若，他还为之补充了第二期的贞人尹，并对董文中的羌甲、虎甲有所辩难。所以郭沫若和董作宾一样，是最早进行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学者。
（三）在甲骨文的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补方面，郭沫若也发凡启例
可以说，郭沫若是较早地发现将甲骨的断片缀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1933年他在《卜辞通纂》一书中就缀合了三十片甲骨，有合四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596）、有合三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259）、有合二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730）。由于他的精心缀合，不少分离各书的甲骨文得以重新合为一家，为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殷契粹编》一书，也将断片尽量拼合，特别是《粹》112和《粹》113这两个拼合版，是殷代先公上甲后世次为报乙、报丙、报丁的铁证，为王国维《先王考》及《续考》增加了筹码，证明了《史记》的谬误是无需怀疑的。此外，他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卜辞纪卜或纪卜的应验辞，每一事都书刻在多片甲骨上，因此当甲骨片有残损的时候，不同片的残辞可以互相补足，重整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在后来的《甲骨文合集》一书的编纂中，也是根据郭沫若的启示，尽量将残碎甲骨缀合并将同文卜辞按卜序集中一起处理的。
（四）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郭沫若一枝独秀
他正确指出了“卜辞契例，凡于长骨分契成段者，左行右行率一律。然亦有参错互行者”。并以《殷契佚存》第二片的四段刻辞为例，指出“一、二左行，三、四右行。左行者辞次由下而上，右行者辞次由上而下。两者所卜之时期不同”。③他较早地发现了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词”和“记用刻辞”，说“‘兹御’卜辞恒语，盖犹它辞言‘兹用’也。”④他也较早地注意到卜兆序数，认为这是纪卜的数字。至于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一书中所提出的“卜用三骨”的著名论断，已为安阳殷墟和藁城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资料所证实。此外，郭沫若还对“骨臼刻辞”做了研究，从其所刻的位置来观察，发现其性质就如同现今社会的书头或标签，并经过考证，指出“骨臼刻辞”只在武丁时期出现，其前其后都未发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习尚是这样的。这一系列的发现，对于我们在甲骨文的释读、认知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虽取得如此成就，但郭沫若对科学研究从未有过一丝懈怠。直到年近八旬的高龄，他还对甲骨文的起源、用途、事类、程式、规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为后来的学者指点了迷津。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
②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3.
③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4.
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大胆创新，除了他学识渊博，批判并继承了汉学传统，精通古代典籍和各种古文字外，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他才能高屋建瓴，不少地方超过前人。
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商史研究
郭沫若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目的，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况，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粉饰—阶级的粉饰。……我现在即就诸家所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①从而对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以甲骨文为重要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在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著名学者张坚所说的，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不是甲骨文的搜集、整理、研究，而是在于他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他是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学者。
（一）早期对于商代社会性质的估计
1928年，郭沫若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利用所搜集和整理的甲骨文，开始进行商代社会历史的探讨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⑴中国的古物属于有史时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可以说还是金石并用的时期。⑵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象形图画，而且写法不一定，于字的构成上或倒书或横书，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数字合书，或一字析书。而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或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可以知道那时的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⑶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证据。农业虽已发明，但所有的耕器还显然在用蜃器或石器，所以农业在当时尚未十分发达”②根据这三个结论，他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在商代都还只是牧畜盛行的时代，那么商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原始共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③得出了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社会的结论。
基于对商代社会性质的这一估计，郭沫若对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考察了商代的渔猎、畜牧、农业、工艺、贸易等各方面的情形，指出商代的“产业状况已经超过了渔猎时期，而进展到牧畜业的最盛时期”“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在产业界的一隅已经有商行行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之推移中”④所以，当时还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金石并用时代。
商代社会经济基础的这一特点，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必然也呈现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郭沫若指出，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多母”、“多父”的记载，如“祖乙之配曰妣己，又曰妣庚”“贞又于父庚，贞又于父辛”等，是商代末年犹有亚血缘群婚制的反映。正因为如此，甲骨文里有不少以母权为中心的痕迹。这就是“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和“兄终弟及”制度。而甲骨文里“今王称为王，仅先王称‘毓’，则女酋长之事似以退下中国政治舞台，而相距则当亦不远。”⑤反映了女酋长曾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事实。
（二）对商代社会性质研究的突破
随着文献材料、青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考古发掘工作有了一定突破，郭沫若早年对于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本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问题，否定了自己最初关于商代社会性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5.
②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9.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
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7.
质的估计，论定商代是奴隶社会。
虽然甲骨文的记载反映了商代的畜牧业还相当发达，但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里田畴农籍等有关农业的字经常见到，例如卜辞中常见的田字就是一个方块田的图形，“殷代必然有四方四正的方块田，才能得出那样四方四正，规整划分的象形文字。”①殷人祭祀时经常使用酒等农产品的再制品，观黍、祈年、祭社、求晴雨等凡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项都成为王者所必须经常亲自举行的大事，也反映了殷代农业的高度发展。
殷代农业的发展，是与大规模使用农业奴隶劳动分不开的。虽然殷代耕具还是使用蚌制和石制的原始工具，但甲骨文里耕田的人称之为“众”或“大众”，众字写成“日下三人行”，象多数的人在太阳底下从事工作，这种耕种的规模就原样的气势上看来也是相当宏大的。这些众或众人，在周穆王以后还是奴隶，在殷代的情形便可以从这儿逆推了。商代奴隶主利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迫使大批奴隶在使用极其简单原始工具的条件下，产生了巨大的合力，从而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甲骨文中犁牛的犁字，反映了商代可能在使用耕牛，这也说明商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提高。
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历法，也取得不小的进步。甲骨文有关各种工艺品的记载和大量遗物的出土，反映了殷代手工业和桑蚕业已很发达，而手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特别是郭沫若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申述以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奴隶制时代》等著名论文，对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看法做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他对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和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说：“殷人的王家奴隶是很多的，私家奴隶也不在少数。‘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主要生产的是农业，而从事农耕的众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如此等等，进一步证明了“殷代是奴隶社会是不成问题的”②。
郭沫若的早年著作，不仅对于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和文字考释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中国古代许多史迹的发现，直到今天仍有科学价值；也正是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判，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坚持以正确的理论带动学术研究的精神，使他敢于否定自己早年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不成熟看法，才为他后期深入进行商代奴隶社会史的研究和对古史分期等问题作出全面而系统地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继往开来，培养接班人队伍
（一）继承研究成果，开创新的贡献
郭沫若虽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非常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1948年德国人亚多尔夫·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再次出版时，他在序中写到：“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作者不惜辞句的教人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假如没有译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③
对于甲骨文研究的同行前辈，郭沫若也是很尊重的。他对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结合《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书，有力地证明了《殷本纪》所载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评价说：“为中国之旧学自甲骨出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
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绝非过论”①郭沫若也正是在这些大家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方法，运用先进的理论武器，将甲骨文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即使在建国后，郭沫若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老一辈的学者。多次与他们欢聚一堂，将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与他们共同探讨，他自己的文章在发表前也常常听取他们的意见，虚心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
（二）传承文明，培养新青年
在继承国内外前辈、同行的研究成就，在积极与其他学者进行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甲骨文研究的同时，郭沫若还非常注重新一代人才的培养。他热情关怀青年，特别是初学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史的青年，很多都得到过郭老的亲切指导，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研究学者，打开了建国后研究甲骨文的繁荣局面。
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就包含了郭沫若与新一代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是郭沫若建国后对甲骨文搜集、研究和流传做出的新的贡献。在主编《甲骨文合集》的过程中，郭老热情鼓励新一代工作者，并亲切的接见了编辑工作组的几位负责人，对他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并且一再叮嘱老一辈甲骨学家要注意接班人的培养工作。正是在郭沫若的工作热情和亲切教诲下，《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而且锻炼了一大批新一代甲骨文研究人员，这是甲骨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为近几十年甲骨学研究的日益成熟、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完善了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工作和队伍建设工作。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虽然在学术界中，有人批评他是御用文人；有人认为他把理论放的位置太高，以理论领导学术，从而丧失了研究的学术性；更有人以其私生活对他大加贬斥。但是客观来说，郭沫若在甲骨文、史学等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可抹杀的，而且他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正，坚持实事求是，“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②他敢于在前人的肩膀上指正前人的错误并大胆创新。他面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关心下一代学者和初学青年，努力培养后继人才和社会的学习风尚……这一切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发扬的。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4.
参考文献
[1]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8-174.
[2]王戎笙.开辟古史研究新天地的郭沫若[J].历史教学，1999.5,1-5.
[3]王宇信.试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和商史研究[J].人文杂志，1980.8，21-29.
[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9-25.
[5]郭沫若.论古代社会[A].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407.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4,194-217.
Guo Moruo’s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Abstract: Guo Moruo is the remarkable Marxist historian and the paleographer,and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into the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He not only compiled many kinds of works about the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and inaugurated ancient society of China,using the materials of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Maxist views and methods,but also,putted the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and ancient society to a new stage.
Key word:Guo Moruo ; inscription on animal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historical research of Shang Dynasty
浅析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特征 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无畏的战士，一个热血的青年。他就是开一代诗风的新中国预言诗人——郭沫若。 “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刷新了中国的历史，郭沫若的创作激情也在此时找到了喷火口，于是开始了“诗的创作爆发期”。 他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这种双重追求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狂飙突进的气势、怒涛震海般的节奏、昂扬急骤的旋律、浓烈明丽的色彩。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从主情的自我表现与主利主义目的为两翼，卓然一家。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以直抒胸臆为主要表达方式，《凤凰涅槃》语言夸张，色彩绚丽，音调高昂，旋律急促，直抒胸臆。他的浪漫主义抒情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表现自我，歌唱自我和情感的“自然流露”。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极富激情的抒情诗人，他把直觉与情感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撇开了理性。他主张“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并用“诗=直觉+情调+适当文字”这一公式来表示他对诗的审美认识。《凤凰涅槃》中诗人对黑暗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通过“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他的浪漫主义重主观，强调自我表现。《女神》是“自我表现”的诗作，其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把五四时代的祖国、民族、包括诗人本人比作凤凰，象征经过五四烈火的熔炼，旧我的毁灭和新我的诞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中的“自我”主观精神是强烈的反抗、叛逆的精神，是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关于这一主题，诗人曾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二、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 郭沫若独特的想象取材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形象，在这些形象中熔铸了现实生活内容，注入新的生命，新的精神。在《凤凰涅槃》中诗人将“天方国古有神鸟‘菲尼克司’，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的传说略加想象，并赋予他们新的象征意义。这里的“凤凰”是中外合璧，并非是中国传说中的凤凰。“凤凰”象征祖国，“烈士”象征革命斗争，“群鸟”象征社会上各种卑劣的人物，这样“凤凰的更生”象征着祖国的再生。运用奇特的想象表达诗人憧憬的理想。 三、激越的情感和急骤的旋律。 文章创作都需要激情，郭沫若把这种情感用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抒发出来。《凤涅槃》为了达到对火山喷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设问、排比、重复、反复等修辞手法使全诗洋溢着热烈的破旧立新、追求自由、创造理想的激情。 在《凤凰涅槃》中郭沫若以复唱的形式使得感情抒发强烈，节奏感强，旋律急促，富有音乐美。最为典型的是“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翱翔！翱翔！欢唱！ 欢唱！”这是贯穿始终的旋律，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情色彩和音乐美，于是表现出强劲的力度和宽宏的气势。这种力度和气势使诗歌具有阳刚之美，呈现出崇高和壮美。 四、崭新的放逸的形式——自由体诗 这种自由体诗不受格律约束，根据诗人抒发情绪的不同自由排列。如《凤歌》这一节短行多，表达紧张、欢快的感情；而《凰歌》则是长行多，抒发舒缓、沉郁的感情。 这种自由体诗结构严峻、宏伟，节奏感强烈，更容易再现奔腾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渲染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 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精神对郭沫若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或是一种审美追求，而是凝结为他的文化个性。这大概就是这位“天才诗人”的独特之处吧!
黔南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题目：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分校（站、点）：年级：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完成日期：
目录 一、时代背景................................................................... .. (1) 二、作者创作经历................................................................... .. (1) 三、作品介绍................................................................... . (1) 四、《女神》的艺术风格................................................................... . (1) （一）、语言的艺术风格................................................................... .. (1) 1、豪放诗歌先驱................................................................... . (2) 2、火山喷发式的抒情模式................................................................... .. (2) （二）、新奇优美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特色 (2) 1、开创新生................................................................... . (2) 2、甘于奉献................................................................... (3) 3、赤子之心................................................................... . (3) 4、浴火重生................................................................... . (3) 五、中西合流的创作艺术................................................................... .. (3) （一）、形式上的中西合流................................................................... . (4)
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摘要：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写了多种甲骨文论著，不仅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而且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郭沫若；甲骨文；商史研究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前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从1899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共经历了整整五十个年头，无论是在早期紧张的革命环境里，还是在建国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屡创新说，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将眼光集中在他的诗歌、戏剧及他的个人生活（如他的日本夫人金娜和他的感情生活），对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一般局限在胡厚宣等学者对他的回忆、评价等，较为系统研究其甲骨文方面的是曾参与编著《甲骨文合集》的王宇信先生。本文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对郭老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一）早期革命生涯 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他的白话文诗集《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了“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昌，他踏遍了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古文字学家、史学家，一名享誉学术界的大师。 （二）流亡中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虽然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当时，他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东京借书。而且因为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自己只能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有时甚至连一只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
浅谈甲骨文与金文的异同 学院：学号： 班级：姓名：
甲骨文与金文的异同 从文明伊始到春秋时期，神巫史观和天道史观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占据极大的统治地位，直到战国时期这种文化理念才有所改变。正是这种情况造就了甲骨文，也使其成为书法史上第一段辉煌，而钟鼎大篆则显示出盖世气概。 在早期的商代书法体系中，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两个系统。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甲骨文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和章法，结体上虽然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态势。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它较甲骨文粗犷、浑厚也更壮观。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
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以金文为代表的文字铸造系统，通过两周时代的继承发展，直到战国以后才逐渐衰落，但为小篆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 一、甲骨文与金文书体的异同点 甲骨文与金文相比，不同之处大概有以下这几点： 1.从文字的进化程度看，甲骨文象形意味尚浓，如：月，山，水，田等。因甲骨文以刀刻为主，所以线条细瘦，很难表现出更多象形意味的文字。而早期的金文比甲骨文更具象形意味，金文多以铸造为主，笔画粗细多变，字型亦丰满，更能体现出文字的象形意味，其规范美、装饰美、象形美都远远超过了甲骨文。 2.从使用的工具上看，甲骨文用刀或利器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有的刻辞以单刀契刻而成，笔画线条纤细，如有需要肥笔和圆转之处，一般也是重新起笔，或刻成方折笔。也有的是双刀深刻，古朴醇厚，具有浓重的书写意味。而金文是用范模浇铸而成，其笔画线条成倍变粗，转折处过度圆浑，不带棱角，当然也有刀刻的文字。两者使用不
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作为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白话诗歌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诗歌评论以他本身的诗歌创作为基石，融汇东西，博古通今，自成一家，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一.诗歌内核的情绪特征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造和诗歌的内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定义。郭沫若对诗歌的独到见解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一个公式中，这个公式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即：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在这个公式中，可以清晰的看出，郭沫若认为，直觉，情调，想象是组成诗歌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诗歌的主要组成内容,而直觉，情绪是属于感性因素，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以诗言志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看法大相径庭，而这与他吸收西方歌德式的浪漫主义有关，也是其倡导的主情主义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在这个著名的公式之后，郭沫若还进行了补充和更为详细的解释，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诗人是感情的宠儿，诗的原始细胞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找到其中的关键词即直觉，情绪，想象类的关于思维活动的词语。从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中可见郭沫若十分重视直觉，情绪等感性情感，并且把这些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位置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同于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创造持有缘志抒情的功利性的取向，而是把自身的情思融入其中，提出诗歌创作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因情而发非因志而发，从而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那就是以直觉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感性内核说。这种思想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如《女神》那般狂飙突进的爆发式的感情，从《女神》的组诗中，可以轻易的在文字的表象下找到作者深刻激昂的的情感，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感性的爆发中，疯狂的宣泄着自己无比激动热烈的感情。 其次，对诗歌创作中灵感的重视也从另一方面展示了他对诗歌创作中感性因素的重视。他认为，诗人的努力到应该是怎样诱发伟大的灵感吧。强调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诗歌的起因归于灵感的迸发。而灵感在本质上是属于感性的范畴的，它与直觉，情绪有着同样的本质，所以对灵感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对感性的重视，也就是对情绪的重视。在郭沫若的诗歌理论中，他强调直觉、灵感、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对创作尤其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感性倾向。 二、文学本质的诗性内涵
内容摘要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轰动于世，开创了一代革命的诗风，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真正奠基之作。 《女神》分为三辑，含《序诗》在内，共57篇作品，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产物。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二辑共30首诗，写得雄深豪放，气度不凡。开篇《凤凰涅盘》是诗集中最长，同时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首诗。它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借凤凰自焚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包括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从“凤凰”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诗人与祖国的同一命运，成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炉中煤》的副题是“眷念祖国的情绪”全诗四节，用的都是十分巧妙的比喻，倾注了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之情，表达了诗人甘为祖国献身的决心。《女神》中还有不少诗篇歌颂大自然的伟力，大自然常动不息的伟大力量同诗人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铲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洪涛。第三辑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磐》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浪漫主义精神、郭沫若“五四”时期诗中有史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目录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甲骨文字研究上册沫若手书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印刷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刻版发行所大东书局 甲骨文字第十二释郭沫若譔述 释和言 说文“和”、“龢”异字。“和”在“口”部，曰：“相应也，从口禾声”。“龢”在“龠”部，曰：“调也，以龠禾声，读与和同”，“是许以唱和为‘和’”以调和为‘龢’。然古经传中二者实通用无别，今则“龢”废而“和”行，疑“和”“龢”本古今字，许特强为之别耳。卜辞中有“龢”字，文曰：“贞甲龢罪唐”（前二卷四五叶二片）。罗释“龢”谓“从龠者”是矣。案“龠”字《说文》以为“从品侖，侖理也”，然考之古金文，如克鼎之“锡女史小臣龠鼓钟”作龠。而 从龠之龢字，如王孙遣诸钟【氵允】儿钟子璋钟公孙班钟之作 , 钟之作，鲁钟之作，虢叔钟之作，君妇壶之作， 字均不从品龠。谛观之，实乃从“ ．．”象形，象形者象编管之形也 ．．．．．．．．．．．．．。金文之作若者，实示 ．管头之空 ．．．．，示此为编管而非编简，盖正与从“”册之龠字有别，诗书反以龠理释之，大悖古意矣。 龠字既象编管，与汉，以后人释龠之义亦大有别。后人均以为单独之乐管注似笛，然或以为三孔，（说文解字，郑玄《周礼·笙师》《礼记·少仪·明堂位注》，郭璞《尔雅·释乐注》）或以为六孔（《毛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传）或以为七孔（《广雅》）是皆未见古器
之实状而悬擬之耳。形之相悖如彼，说只参差复如此，故置汉人龠之似笛之说全不可信。 《尔雅·释乐》云“大籥谓之产，其中谓之仲，小者谓之箹”，而《说文》“籁”字注云“籁，三孔龠也，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 小者谓之箹”，是则龠之与籁是一非二。庄子《齐物论》云“人籁则 ．．． 比竹是矣”，籁为比竹 ．．．．．．．．．．．．．．．．．．，与龠之字，形正相一致。许知籁龠为一而不 知龠 ．．。故以“三孔龠”释籁，其误与龠下注云“乐之竹管，三孔”者正同。知龠、籁为比竹则知其大者自当为笙，《尔雅》“产”字盖形而讹，不则当因后人不识龠而妄改者也。（仲籁之异其理亦同，盖后人以籁为箫疑中龠名籁与龠不合也。）知此则诗简兮“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而后方可说明，诗之意，殆言万舞者，以乐器自为节奏，右手秉翟而舞，左手持籥而吹，龠而果似笛。或乃六孔七孔则双手不能成节奏，而左（右？）手尤不能也。疑三孔之说即为调和此诗而生，盖三孔则左手勉强可能也，然《说文》于笛，字注下云“羌笛三孔”， 则知中国古无三孔之笛，今之龠本比竹，于诗之义乃豁然贯通。盖比 ．． 竹如今之口琴 ．．， ．．．．．．．．乐器 ．．．．．，舞者自吹此单纯之．．．．．．。双手优能吹之，在狂舞之时 节奏亦容易构成，（向？）非笛之比矣。故此诗于此（讁？）可为互证，盖由龠始得解诗，亦可以知龠也。 知龠则知龢，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 ．．．．．．．．．，由乐声之谐始能引出调义， 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应义，亦由（犹）乐字之 ．．．本为琴 ．．．（罗说，“象丝附木上，其加白者乃象调丝之器”案即琴矣。）乃引伸而为“音乐”之“乐”与“和乐”之“乐”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转废，后人
浅谈郭沫若诗歌文学创作，以《女神》为例 09文秘姚毅 2011年11月6日 【摘要】郭沫若，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众多学术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同郭沫若史学题材相比，郭沫若的诗歌直抒胸臆和大胆描写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论述.我们既不能用浪漫主义去定性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不能用表现主义去规范它，而将它视为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水乳交融的泛表现主义更符合实际。郭沫若表现主义具有对内表现心灵，对外担负社会使命的二重性格，又因它同浪漫主义与中国民族审美观念的结合，因而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表现方式与表现活力，这样，郭沫若就可以借助这种全新的表现精神，既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步调，又紧紧应和着五四的节奏与旋律，从而使表现主义与中国的时代主潮取得了共同的方向。 【关键词】：破旧立新、精神的现代性、“五四”新时代美好想象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先驱。他的早期诗歌创作量丰富，主要有《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这些作品依照风格可分为三类：豪放类：气势宏伟，境界开阔，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破坏精神和顶天立地的创造精神。婉约类：风格阴柔。革命类：大多写于壮怀激烈的革命运动之中，诗人以诗歌作武器，进行革命的斗争。《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主题内容：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了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精神。对光明、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歌颂。大胆地抒写自我；有着泛神论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 1破旧立新的观念贯穿始终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于使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女神》是五四时代诗的宣言。在艺术上，诗句想象大胆奇特，色彩瑰丽。大量采用历史和神话题材，境界开阔，文化韵味深厚而神奇。大胆借鉴西方近代自由体诗，做到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使诗情酣畅淋漓。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郭沫若是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里吸取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的思想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奇特想象大自然被充分的人化。《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 《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摘要】郭沫若《女神》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出了五四时代的“暴躁凌厉”，构成了紧张激烈的节奏与激昂的音调，其成就是突出的。《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的艺术风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借鉴、创新；二、感情基调——率直、明朗、壮阔、奔放；三、意象特征——雄浑、明丽；四、语言特色——节奏韵律激昂、高扬、语言色彩鲜亮、明丽；五、《女神》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 【关键词】郭沫若《女神》艺术风格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第二辑分量最重，包括《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晨安》等代表性诗篇；第三辑大部分是小诗，并且多为诗人早期的作品。因此，如果从写作时间顺序看，倒是第三辑的一部分诗该排在前，第二辑次之，第一辑的诗剧在最后。这些诗的特点之一，是气象宏大。诗人不像五四初期胡适等白话诗人那样仅仅在身边日常生活小景致中发掘诗意，他感兴趣的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壮丽图景、辉煌的事业、杰出的英雄和绚丽缤纷的传说。在这些诗作中，几乎到处可见“无限”这样的字样，“无限的太平洋”，“无限的大自然”，“茫茫的宇宙”……而在这宏伟景象之间，屹立着“人”。郭沫若状摹山川之雄伟，时间之悠长，并不是为了反衬人的渺小、软弱和生命短暂。虽然诗人曾品尝过现代主义文艺的汁液，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浪漫主义文学营养，而五四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那样强烈地呼唤着“人”的觉醒，因此，与宏大自然意象和谐，《女神》第二辑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也大都是巨人的形象。他“立在大海尽头紧觑着”太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甚至可以吞掉日月星辰和整个宇宙。而在表现“人”的个性张扬的同时，郭沫若也描叙了“人”的蜕变，新生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长诗《凤凰涅槃》里。长诗的前半部分，以凤与凰的对唱，对社会、人生、宇宙提出质问，情绪忧愤，颇类屈原的《天问》。随后，以壮烈场面展现了凤凰的自焚，诗的后半部分，则欢快明朗地欢呼凤凰在烈火中更生，更生的是凤凰，也是诗人，同时，也象征着中华民族。诗人自己曾说：“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
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 α学术动态 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 ——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 范毓周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5) [中图分类号]K8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1999)04—0082—04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甲骨文研究也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间,甲骨文研究已经取得哪些成就,目前存在什么问题,今后应当如何发展,这是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也是我们在世界之交应当考虑并作出回答的。下面试就这些问题略陈一些远非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海内外治契学者。 一百年前,山东福山人王懿荣首先从一向当作“龙骨”而屡遭毁弃的殷墟出土卜用甲骨上发现甲骨文后,甲骨文研究即成为一门新学问,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同在淮安出生,成长起来的刘鹗、罗振玉很快就认识到甲骨文的学术价值,成为继王懿荣之后最早接触甲骨文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刘鹗在罗振玉的动员下,率先将其所藏精选拓印,于1903年出版了甲骨文的著录专书《铁云藏龟》,为学者提供了最初的研究资料。浙江瑞安人孙诒让以他丰富的学识,在第二年便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第一部文字考释专著《契文举例》。1912年以后短短四年间罗振玉相继刊印《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精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合编》等一系列甲骨文著录书,并对甲骨文进行了初步研究,于1914年先后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墟书契考释》两书,在孙治让考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识读出甲骨文近千字,使甲骨文资料成为基本可以通读的史料。毫无疑问,罗振玉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是做出贡献最多的学者。与罗振玉同时并深深受其影响的另一位甲骨文学者是王国维,他最先把甲骨文当作历史资料,先后撰写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可靠性并纠正其讹误,第一次把甲骨文研究纳入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围。应发说,甲骨文研究的基础是罗、王二人奠定的,因此后人多称“罗、王之学”,足见其在早期甲文研究中的影响。 1928年开始1937年结束的殷墟十五次发掘,为甲骨文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也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背景性资料。在殷墟发掘中导夫先路的董作宾,以其惊人的感悟力,凿破鸿蒙,于1933年发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例》,将一向混沌一团 α [收稿日期]1999—04—05 α[作者简介]范毓周,男,南京大学教授。
浅谈郭沫若之《女神》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留学日本时根据家乡乐山县的两条河流—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而取的名字。他出生于地主兼商家庭，从小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并接受维新思想的启发，培养了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1913底，郭沫若留学日本，在此期间拜读了泰戈尔，歌德，海涅，雪莱等人的作品；1916年，与安娜相恋，《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等是写给其恋人的情诗；此时他也深受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的影响，开始接受西方泛神论的影响。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下半年，在五四运动狂潮的激荡下，进入他的“诗的创作爆发期”，《凤凰涅槃》，《天狗》等都是此时期创作的；1921年《女神》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文学地位，使之成为与鲁迅一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成立了新文学社团“创造社”；1923年4月离日返国，致力于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创作《星空》等诗集；1924年，赴日本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6年创作的《革命与文学》标志着其文学思想的巨大变化，并于1927年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在党的安排下，亡命日本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并写了《我的童年》，《创造十年》等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其代表作《屈原》，《棠棣之花》显示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国家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重要职务；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女神》介绍 《女神》是郭沫若的创作的第一本诗集，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突书局出版。全书除《序诗》外，共3辑。第1辑收《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等3篇诗剧，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2辑收《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10首；第3辑收《爱神之什》10首，《春蚕之什》8首和《归国吟》5首，这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全书包括《序诗》共有诗歌54首，诗剧3篇。这些诗写于1916-1921年，其中绝大部分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1919-1920年）。《女神》一问世便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以及情感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宣告诗坛上“胡适的时代”的结束，和真正的现代自由诗体的到来。与中国传统诗歌和早期白话新诗相比，它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现代自我体现，这个形象借助于“泛神论”将自我第一次提高到本体和神的地位。“泛神论”是流行于16-17世纪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表现为“本体即神，神即自然”。郭沫若自己的解释则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 《女神》特点
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 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这作者致生特别兴趣，这样在读者也一定有的。 从“五四”以来，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 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 那词藻的美，是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若是我们把每一个在前面走 路的人，皆应加以相当的敬仰，这个人我们不能作为例外。 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着一切。把这样字句加在上面，附 以解释，就是“缺少内含的力”。这个适宜于做新时代的诗，而不适于作文，因为诗 可以华丽表夸张的情绪，小说则注重准确。这个话是某教授的话。这批评是中肯的， 在那上面，从作品全部去看，我们将仍然是那样说的。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 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 诗可以从华丽找到唯美的结论，因为诗的灵魂是词藻。缺少美，不成诗。郭沫若是熟 习而且能够运用中国文言的华丽，把诗写好的，他有消化旧有词藻的力量，虽然我们 仍然在他诗上找得出旧的点线。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压迫作为反抗基础 而起的向上性与破坏性，使我们总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泪”，也有自承的“我是XX主义者”，还是天真。因为他那时，对社会所认识，是并不能使他向那伟大一个方向迈步的。创造社的基调是稿件压迫与生活 压迫，所以所谓意识这东西，在当时，几个人深切感到的，并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 是冤屈，那倒好办，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饭的地方，天才熄灭了。看看创造社 ①另外几个人，我们可以明白这估计不为过分。 但郭沫若是有与张资平成仿吾②两样的。他虽然在他那初期创作中对生活喊冤，在最 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两书发端里，也仍然还是不缺少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 但他谨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创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个比较强硬一点模型里， 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在创作中我们是有允许一种为完成艺术而说出的谎骗的。我们不应当要求那实际的种种，所以在这作品中缺少真实不是一种劣点。我们要 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 时代缩图没有？（在鲁迅先生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 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 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 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 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 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
甲骨四堂和甲骨文的五个时期 一、甲骨四堂 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甲骨四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堂”字）。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雪堂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罗振玉自幼研读古籍，对文物古董造诣很深。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铁云家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认识了甲骨文字，1906年，他任学部参事官，不仅广为收集古物，也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他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罗振玉将甲骨文的出土地考订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确定小屯村即为商代晚期都城。这是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罗振玉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篇章的通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14年写出了6万余字的《殷虚文字考释》。仅其个人破译的甲骨文字就有561个。他以一人之力共征集甲骨30000余片，先后编印出《殷虚书契》等多种著录书，为甲骨文的搜集、拓印、流传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观堂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字静安，号观堂，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王国维最早进行甲骨断片缀合工作。他发现了甲骨文中先公先王的世次与史记不合，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郭沫若曾评价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
浅谈郭沫若创作中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中印皆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接触，相互交融、吸收，共进。其间曾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偶有中断，但彼此间一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杂志的创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而这个时期的中印交流中心人物即是世界著名的诗人泰戈尔。1913年，泰戈尔因自己的伟大诗作《吉檀迦利》声名鹊起，并将诺贝尔文学奖纳入囊中。他的影响波及范围十分广阔，先是在欧洲引起一场轰动，掀起一阵“泰戈尔热”。随后传至日本，，不久进入中国。在五四时期这个特殊而又敏感的历史时期，一切带着新生命和新鲜感的文化都会让国内的文人们振奋不已。这个时期很多作家都受到泰戈尔影响，郭沫若自然不在话下。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界最早受到泰戈尔影响的诗人，泰戈尔对他的影响能够说是开掘式的，泰戈尔激发了郭沫若新诗的意识觉醒，激发了他创作的源泉。郭沫若深深为泰戈尔着迷，他会在静坐的时候沉浸在泰戈尔的诗里。泰戈尔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短暂，它能够说是激发了郭沫若的诗的发声练习。 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清新隽永的散文笔调诗风，激发新诗的觉醒 郭沫若最开始接触到的，是泰戈尔的儿童诗。当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他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提到“当时日本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所以我便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1]p201在泰戈尔的心中，他把儿童比作新月，像儿童一样干净，纯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绝大部分诗是从儿童的口吻、视角和想象方式出发的，赞美了儿童世界的美丽。郭沫若为何会被这种诗吸引？很大的原因是其诗歌风格清新、语言亲切平和且易懂，以及其中散文式的笔调。例如《新月集》中《孩子的世界》“我佑道那儿有星星对他讲话，那儿有天空弯下腰来在他脸上用痴云和虹霓逗他微笑。”[2]378这样的诗是郭沫若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异于中国传统的唐诗宋词。这样的诗歌，给了他极大的新鲜感，他一下迷着了，“清新”“没有韵脚”“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 [1]p201的诗让他“吃惊”。郭沫若在这种不同于中国旧体诗的新诗中发现了诗歌“内在韵律”的新的美学规范。由此他也获得了不同于同期白话诗人的起点，他所注重的不是白话入文本身，而是白话内在的异于传统的韵律美。不在于平仄起伏，不在于高低起扬，更重在于内在情绪感情。由此郭沫若创作了一些风格清新的作品，且开始学习借鉴泰戈尔的散文式笔调。比如《晚步》《春蚕》，以及后来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