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轰动于世，开创了一代革命的诗风，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真正奠基之作。
《女神》分为三辑，含《序诗》在内，共57篇作品，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产物。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二辑共30首诗，写得雄深豪放，气度不凡。开篇《凤凰涅盘》是诗集中最长，同时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首诗。它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借凤凰自焚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包括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从“凤凰”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诗人与祖国的同一命运，成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炉中煤》的副题是“眷念祖国的情绪”全诗四节，用的都是十分巧妙的比喻，倾注了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之情，表达了诗人甘为祖国献身的决心。《女神》中还有不少诗篇歌颂大自然的伟力，大自然常动不息的伟大力量同诗人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铲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洪涛。第三辑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磐》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浪漫主义精神、郭沫若“五四”时期诗中有史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目录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五、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 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1921年8月，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以石破天惊、独到崭新的姿态真正敲开了中国自由新诗的大门，正如闻一多说过：“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早在五四时期，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便已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伴随学术思想的解放，国内《女神》的研究也随之繁荣。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馀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厩|~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徵，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绝大多数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持的彻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盘》和《女神之再生》。《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而《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
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一）浪漫主义
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
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二）积极浪漫主义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可以归纳为积极浪漫主义或者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代表，被公认是创作社的领袖人物，不仅创造力旺盛，作品众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曾写过《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就说：“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是
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浪漫主义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社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他们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感情的强调。他们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辉。”他又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郭沫若还指明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女神》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理论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半冷不热，不着我相，只徒看病不开方的自然主义已经老早过去了。”这里把“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显然这“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在他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说道：“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只徒看病不开方”，正是提倡浪漫主义要向人们预示未来的走向，也即从作家“最高的理想”出发，从“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出发，去“再造”现实。至于“否定”现实，那当然是指反抗现实的一切压迫与束缚。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向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必具内容。这样，在郭沫若的举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旗帜上，我们看到了“自我表现，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个大字。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外向的抒情诗人，热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丰富而又奇特，对外在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的感受特别强烈，且易受刺激与拨动。他自己就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号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苗。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了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浓烈、音调铿锵有力的诗的语言，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选集》的序《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就这样评论到：
他是涅磐的凤凰，他是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他是破坏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炉中的煤胸中的心灯。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烧。
地球是他的母亲，劳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他全身心要化为光明流去。
他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
他努力地诅咒着旧世界，热烈地向往着新世界。
他歌颂真正的“匪徒”，赞颂胜利的死。鞭笞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
他的诗魂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总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
这样的诗作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诗人无疑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曾这样评价道：“《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它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女神》中体现的积极浪漫主义，也确实为以后的新诗发展乃至文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道路。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自古有“诗言情”之说，诗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体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抒情性的整体特征，这一点较之其它文体都是十分突出的。虽然叙事诗也不少，但叙事诗或多或少也有抒情之成分。
所以，既然抒情简直可以称之为诗之灵魂，那么表现手法，这一服务于灵魂的诸多魔术，当然对于诗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现代诗，表现的内涵更深刻，抒发的感情往往更复杂。
说一下和抒情比较贴切的几种写作技巧：
直抒胸臆。这大概是浪漫主义用得最多的技巧了，浪漫主义的诗歌也以此为特征，以此为亮点之一。直接地宣泄感情于诗篇之中，气势多汹涌畅达，最易感染读者。加之诗人运用此手法时多结合第二人称叙述角度和呼告等，读者极易随诗句的流动奔腾而不禁融入诗篇，随诗人高唱高蹈。
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郭沫若和惠特曼二人之诗。
但这种手法有过于直白肤浅之嫌，易形成感情的泛滥，所以就有了反对它的象征等手法。
象征主义的诗中多采用意象来作为感情思想的藏体，隐含有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意象是“象征的森林”，由于内在的某种物质而被诗人挖掘发现出来，并灌以自己真挚的情感，附为暗示的具体的形象。
由于是暗示的，所以感情的流出并不通畅，而是如潺潺之细水，长长流出，却更加隽永，更足以品味揣摩，感情的层次也因此显得更深厚，不容易“诗尽而情尽”
象征具有简练而抽象的特点，令人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诗的天地更加广阔，情感的抒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自由，这种自由是心灵上深处的自由扩散，不再受制于诗的词句所构的诗之楼阁中。《凤凰涅盘》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像那欢唱的烈火一样贯注入全诗之中，这是理想主义之火，是反抗之火。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的结晶。据诗人自己说，1919年末至1920年初，他的“个人郁积，民族的郁积”在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那狂放无羁的形式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即浪漫主义反抗激情的抒情模式，他的创作是灵感几乎天天处在火山喷发的状态。《凤凰涅盘》这首长诗即是在一天之中分两段写出来的。那种“火速的写”下突然袭来的“诗的意趣”，以致“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天都只是打战”的精神状态，与作者讲述的浪漫主义诗人歌德“诗
兴来了的时候”顾不上把纸摆正就“急忙从头到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的情形是十分类似的。不同的是，郭沫若写这首长诗的激情，不仅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吹拂，也有新的理想光辉的照射。在写这首长诗的前后创作的《匪徒颂》，《晨安》，《巨炮之教训》等诗篇里，虽然仍夹杂有浑沌与朦胧的认识，但从中毕竟可以看出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作者内心世界中产生的理想之光。理想之光和反抗之光可以说是《凤凰涅盘》浪漫主义精神的两大支柱，没有这灵魂，也就不会有这火之曲的生命。
（一）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诗人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契合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世界。
《凤凰涅盘》在整个《女神》所体现的彻底的破坏精神和创新精神都集中体现在这首诗中。《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凤凰诅咒现实，诅咒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要求彻底打破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火热激情。
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凤凰涅盘》在五四诗坛上的地位是独特的，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还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他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喜爱用夸张和对比的表现手法，还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使美与丑、善与恶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既是对当时世界的真实写照，又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二）吸取中外艺术养分是诗人创造新的艺术世界的源泉。
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外国着名诗人的作品。这里有惠特曼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
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着名诗人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凤凰涅架》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奇伟的构思，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强有力的节奏，是《女神》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表现。《女神》的题材广泛而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高山大川，日月星辰，城市乡村，名胜古迹等等，都在歌咏之列。在把素材糅合成诗的形象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智慧之花使诗的形象体系放射出耀眼的异彩。诗人虚构出神龛中的女神不甘寂寞，苦闷而又悲凉的生活，为追求温热和太阳走下神龛，通过女神们的吟唱揭露鞭挞了黑暗的世界，传达了处在黑暗冷酷现实中的人们的心声。诗人又让颛琐和共工争帝将天柱碰坏，再由女神们批判已往那种炼石补天的改良办法。这样巧妙的构思，既不失神话故事的离奇情节，又不乏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狗》一诗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的特点，反映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形式上的离奇，衬托出的是思想的真实。
《凤凰涅盘》为新诗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创造性吹来一股奇异的风。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特）色彩。例如“凤歌”中为了表达对对黑暗中国的愤怒与诅咒的感情，连着用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三个极度夸张的比喻来批判“茫茫的宇宙。”接着，在一连串的质问之后，诗人又用了一组排比式的诗句把诅咒的感情融入夸张的形象之中：生在这阴秽的世界当中，五四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一代觉醒的青年人把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解构传统、建构现代，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郭沫若是一位敏感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诗人，他总是能够与时代保持同步。
所以，他的《女神》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五四创造精神的颂扬，对创造新世界的坚定信念。
《女神之再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女神之再生》，诗剧，把我国古代传说中“女娲补天”的神话进行改造加工，再次抒写了重新重造这一主题。
女神们不愿再做修补残局的改良工作，即否定改良主义，表现了诗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不再抱着希望，是一种彻底革命、重新创造的思想。
《凤凰涅盘》（1920/1）
这首诗熔中外神话于一炉，借用一对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彻底摧毁旧世界、旧传统，争取自由、新生的民主理想，诗中的凤凰既是诗人自我的象征，也是新世界的象征。
“凰歌”（雌鸟）的调子相对比较幽婉，缠绵凄恻，是一支人生的悲曲。
抚今追昔，她感到这“飘渺的浮生”只剩下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已不再值得留恋，还不如超脱的好。
在一群凡鸟粗俗的歌声下，凤和凰同声合鸣，义无反顾地双双自焚，将身内、身外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这里的“火”，象征着“五四”的圣火，是达到理想境界的桥梁。凤凰自焚，就是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
诗的后半部分是凤凰更生后的歌唱。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一）强烈的表达了人民的理想。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民正在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暴发了，《凤凰涅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再生出个‘我’来”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
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主题：对历史与现实专制黑暗的诅咒，对祖国、民族和个人新生的渴望和赞颂。《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凤凰涅盘》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二）象征性地抒发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豪迈激情
《女神》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色——就像列宁、高尔基、孙中山、李大钊等仁人志士一样，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征。就这一人物特征来看，《女神》就是在间接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怀、志向和决心要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英雄气慨。《女神》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诅咒，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情感基调。哥德说“艺术中的美即理想”。1921年8月，郭沫若的《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使人战栗，使人惊喜，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高尔基说：“艺术家，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
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和创造新的大同世界的愿望。
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在中华古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郭沫若，到了日本后，他得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与代表现代化新潮的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亲密的接触与频繁的对话，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歌德，学习惠特曼，学习哥白尼，也学习达尔文，学习斯宾诺莎，在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断冲击下，他的生命观、世界观与宇宙时空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极度膨胀的自我形象逐步在心灵空间壮大起来，这形象使诗人感到精力充盈、活力无限，感到不可遏止的兴奋和紧张，以至于随时将要爆裂开
来。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热烈灼烧着诗人情绪与神经的形象，最后被诗人命名为——“天狗”。
《天狗》一诗总共有四节，第一节以“吞”为关键词，展示的是一条“天狗”吸纳世界万物的生命特性。你看这天狗，它把日也吞了，把月也吞了，把一切的星球也吞了，甚至把全宇宙也吞了，在吞下这一切之后，它终于化为了自己，“我便是我了”。这“天狗”是谁？其实就是郭沫若本人，又不止是郭沫若一个人，他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寻求救国真理、追求现代知识与文化的中华儿女，他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闻一多……中国现代的思想与文化，不就是由这一群“天狗”合力铸就而成的吗？
（三）直接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史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而且还是一条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天狗：它不仅吞月（这是古代神话之原意），而且吞日，吞一切星球，吞全宇宙。我们习惯以“气吞山河”来形容气魄之伟大，而青年郭沫若的气魄，更是伟大超群得不可想像。“我便是我了”表现了个性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罗网的巨大勇气之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张扬，五四时代的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的能的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能够改变山河、大地、宇宙，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诗人也为自己的情感陶醉了，情不自已，便从他年轻的火热的胸膛里喷射出惊雷闪电一般的诗句：“我飞奔，我狂跑，我燃烧……”。这样的诗句就像猛烈的飓风，在读者心头上呼啸而过，在不平的大地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冲击波，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气概是何等豪迈。而接下来三个“我飞跑”，更给人以急促振奋、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故而“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表示了自己只有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方能成为新人，方能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夸张的比喻充分表达了浪漫主义的感情。比起“凤歌”来，“凰歌”的想象和夸张表现了更丰富的内涵，如形容女性的痛苦感是“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浊”；歌唱无处安身的心境是缥缈的浮生，好像“大海里的孤舟”，“黑夜的酣梦”，而这如梦的生命又是那样的孤寂和荒凉：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有前，
我们只是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夸张是想象力的果实。这些诗句中想象和夸张的比喻，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一种不合理性；但它更强烈地展示了生活原型的本质，又融进了作为创造主体诗人的感情色彩的真实性，因而是一种更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
五、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强调主观与主体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狂躁焦灼，甚至是匪夷以思，要在自己的脑筋、神经或脊椎上飞跑。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从而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诗中大量运用词的对偶，句的排比，也深烙着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印痕。“凰歌”中的抒情歌唱，有时用这样的长句的排比来写失落感：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友爱哪儿去了？
有时又用参差不齐而又对仗工整的诗句来写孤寂感和绝望感：
左也是漶漫，
右也是漶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柁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吟，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有时用节的复沓，句子的重复，变化的流动感和音乐的多变性很强。最后的“凤凰和鸣”服从于赞美新生的欢乐这一主题，采用了句式格调一致的反复咏叹，虽然给人以过分单调的感觉，表现了诗人缺乏艺术节制力的弱点，但是经过删刈和浓缩后的欢唱，并不显得冗长和累赘。反复的欢唱，给人以回旋的乐曲般的审美愉快。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以席勒的《欢乐颂》合唱的反复，把欢乐的主题推向高潮；《凤凰涅盘》最后的反复欢唱，也使这首火之曲在人们心中永远回响着一种烈火中得到再生的欢乐：
是你在欢唱？是你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为在欢唱！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么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