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2期2012年6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Vol.28,No.2
Jun.2012试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化的看法
王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官僚制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工业社会乃至更为长期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官僚制的悖论也因此而产生,其作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制度,对于工业社会的进步、组织效率的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官僚制重要性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官僚权力的扩张,这对于民主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现简要分析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价值取向,以及马克斯#韦伯对于民主化的危机所产生的看法,以引起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官僚化;民主化;议会化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910(2012)02-0020-03
在2012年/两会0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防止官僚作风与提高民主程度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攻坚问题。
关于科层官僚的支配问题,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与马克思的许多理论、看法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的自治将会到来,将会从他人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韦伯却认为官僚制的发展,最终将会蔓延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势力之大、发展之快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马克思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科层官僚支配是作为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的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马克思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科层制的特征与范围进行分析: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日渐疏离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的两极化产生,从而阶级斗争极端化、社会化的速度越快,科层化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这一趋势不仅会在国家的领域内产生,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而使早期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被改造为组织严密的后期资本主义。马克思看到了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化与自主化,认为在军事以及官僚体制方面,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与自主化也将会发生。但是,整个科层官僚化的过程只不过是技术上的成熟的表现,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领导者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具体事务的复杂性,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在社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领导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以便堂而皇之地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政治方面延伸到经济方面,资本家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承担处理复杂问题的仲裁者,而更重要的是谋取经济上的剩余价值。这样的两面性怎样能使人与人的支配降低到技术需求的最低程度以内?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人类可以对于自然完全可以支配的时候,物化的剩余物便会消失。而要实现支配的最低限度,首先就是要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纯粹的技术需要,被马克思认为是有效率的且是合理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官僚支配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
(二)韦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几十年之后,马克思的这种认为社会组织层面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小林(1979-),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河北沧州实验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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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僚支配的倾向可以得到逆转的理论受到了韦伯的挑战。尤其是无产阶级首次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马克思所设想的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得到满足时,韦伯却持否定的态度。他对社会的发展与科层官僚支配的关系做出了以下的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理性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专业知识的社会意义只会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增加而不会减少,它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只能借着全面实施的自我管理制度来/减轻0,而不能彻底/解决0此问题。
韦伯认为科层官僚的支配在西方社会得以发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是生活导引理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官僚化意味着早期的经济伦理的宗教根源在理性化的时代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形式理性所替代,由原来的虚无的、单纯的宗教上的理论支撑而发展成为一种实际的理性与纪律效能。科层官僚的支配必然成为不可逃避的现实,虽然能够找到比如选举制度这样的方法,可以减少专业知识的支配性权力,以便使支配关系最小化。然而理性社会下,绩效的追求使这种专业知识的权力支配得到巩固,而不是减弱。俄国的十月革命似乎印证了韦伯的看法。确实,不仅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存在人们对于理性的生活方式的渴望,或者即使对于理性的生活要求的意愿不太强烈的情况下,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仍被提倡,这样的情况下,与直接民主最为配合的外行管理逐渐会转变为名流绅士型的管理,而与日俱增的绩效压力,科层制的行政管理将会取得最后的统治地位。韦伯对于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分析最终使其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产生了否定。理性主义并未被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所吞噬,确切的说,资本主义仅是支配现世之理念的一种可能选择之一,社会主义也不是理性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仅是因为技术上的进步性,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性主义的火焰仍未泯灭,其以另一种面貌进行着循环发展。社会主义也脱不掉现代文化之/物质条件0,也同样有着支配现世的困惑。
二、科层官僚制的价值的紧张
韦伯认为,日益增强的支配现世与追求生活美满的愿望常有着不一致,并且以理性来处理生活的条件还会凌驾于这样的生活安排目标之上,会产生一种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分离。社会主义想要抗拒这种支配现世所产生的实质非理性,仍要牢守支配现世的理念。
虽然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官僚组织的理性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官僚制的传统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绩效原则的出现对于打破传统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官僚制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世界性命运。[1](P3-5)对于官僚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韦伯也同样产生了忧虑:一方面,官僚制的发展将会带来人格的异化。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将官僚体制作为其组织形式。官僚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提高效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性等价值产生了打击。韦伯甚至感到一个禁锢着/新的奴隶的樊笼0正在形成,而由/获得专利保护的官僚阶层0统治着。这样的牢笼最终只会产生出服从于支配的/秩序人0,丧失了自主意识的人类就没有了理智可言。另一方面,官僚制的发展将会带来民主的萎缩。与多数民主主义者担心现代社会中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泛滥将会导致权威和贵族精神的衰弱相反,韦伯认为,我们担心的恰恰相反: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分权结构,民主权力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来源,比如经济层面、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但是现代分权的民主制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科层民主制度。一切法人组织无不建立在技术的效率取向和法律)))合理的权威基础之上。这一合理化过程日益加剧官僚制的集权化以及少数对于多数的统治,从而使市民社会这一独立的、多元而有活力的结构名存实亡,以至于官僚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权力来源。所以,在现代性条件下,建立在物质利益法则)))理性化之上的/民主0和/个人主义0,其前景实际上是十分渺茫,因为这种法则支配下的世界将是一种官僚化的世界。它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基于经济地位的社会阶级支配,在理性化的时代,它有了新的特征:那就是行政官僚的等级制支配。[1](P3-5)
总之,无论在政治系统或者个别组织中想控制官僚支配的措施成败如何,科层官僚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已经无法动摇。这种官僚组织迟早会把社会领域中的其他组织形式挤开,任何人在他的政治策略里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将会不免沦为盲目的幻想者。因为任何一种支配现世的策略中都蕴含了朝向提高绩效的价值尺度,而科层官僚支配是制度上最能契合这种价值的一种发明。官僚制在韦伯看来,属于一种既不值得去歌颂美化,也不需要去摧毁破坏的制度。[2](P123)
三、韦伯的科层官僚制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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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在科层制的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逆向机能。因此,自从韦伯提出科层制理论以后,其观点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罗伯特#K#默顿便指出,官僚制的意图在于增强组织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它在强调通过规定和权力进行控制时,也可能会鼓励行为僵化、不愿意做出有风险的决策,从而使整个组织中个人和各级群体普遍存在防御性态度。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则论证说,官僚制实行控制所需要的授权可使组织中的下属单位产生狭隘的自我服务的观点,它造成了一种对整个组织绩效不利的后果。而阿尔文#古尔德纳研究表明,严密的监督在上下级之间造成了个人间的压力和冲突)))这正是非人格化的规章最初想要防止的情况。此外,沃伦#本尼斯在他的5官僚制的灭亡即将到来6一书中明确指出,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五十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占据组织结构模式主导地位的正是/官僚制0,但是这种组织结构已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脱节了,环境的不断变化促使官僚制走向灭亡。[3]韦伯的理论依据是保持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张力,使得两者形成抗衡的力量,民主化与议会制代表政治的层面,官僚制代表行政的层面。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分开,实现两者的相互独立,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对于行政的控制。为了防止行政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大力量对于民主的摧毁作用,就必须要推行民主化与议会制,以便强化政治的力量。韦伯在强调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设想:/他的意见遵循着一套想法,认为每个制度化了的原则仍需要有一个与之抗衡的原则;任何一个策略运用上有利于封闭社会关系的立场,同时必须有一个策略上有利于开放的立场来作旗鼓相当的对抗。积极运作的议会制衡着国家官僚,国家官僚制衡着政治领袖,人民直接选举的政治领袖制衡着政党官僚,政党官僚制衡着情绪化的民众)))这是韦伯在作建议时考虑到的几种对立关系。0[2](P106-107)
四、结语
民主化与议会化的实现是依靠一套行之有效的机构进行运作的,作为有着鲜明的政治纲领与政治追随者的政党便有了存在的必要性。然而,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然是作为组织形式,就必然要受到官僚制的侵害,而政党官僚化也便应运而生。在大众民主时代,理性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韦伯认为,/科层组织化的民主0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这样的民主应该同时满足公开的控制与有效率的公共行政两个目标。怎样实现公开的控制,实现一种真的理智发展,从而避免韦伯所谓的/奴隶的铁牢0的出现,避免产生完全停滞的社会,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话题。韦伯试图在寻求对传统的一种回归,以此来弥补现实中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但是却非常的艰难以至于只能是悲观的态度,而马克思却看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人类的幸福。
参考文献:
[1]孔繁斌.行政管理理性化的追求与困境[J].南
京大学学报,1998,(1):3-5.
[2][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M].南宁: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alysis of Marx Web.s View on the 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WANG Xiao-l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hanx i Norm al 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2,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w riter of the theory of bureaucracy)))Marks.Web(M.Web),bureaucracy,as an organizational pattern is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trend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even in a long period of human society.T he paradox of bureaucratic system has thus come into being.As a rational organization,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s prog ress and impro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ed im portance of the bureaucracy inevitably accompanies the ex pansion of bureaucratic pow er,w hich w ill exert g reat damage to democracy.A brief analysi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Web.s bureaucracy and his v iew tow ard democratic crisis have been made in order to arouse the thinking of China.s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bureaucrat;democratization;parliament
[责任编辑:张胜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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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卷第2期2012年6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Vol.28,No.2 Jun.2012试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化的看法 王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官僚制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工业社会乃至更为长期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官僚制的悖论也因此而产生,其作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制度,对于工业社会的进步、组织效率的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官僚制重要性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官僚权力的扩张,这对于民主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现简要分析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价值取向,以及马克斯#韦伯对于民主化的危机所产生的看法,以引起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官僚化;民主化;议会化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910(2012)02-0020-03 在2012年/两会0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防止官僚作风与提高民主程度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攻坚问题。 关于科层官僚的支配问题,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与马克思的许多理论、看法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的自治将会到来,将会从他人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韦伯却认为官僚制的发展,最终将会蔓延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势力之大、发展之快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马克思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科层官僚支配是作为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的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马克思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科层制的特征与范围进行分析: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日渐疏离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的两极化产生,从而阶级斗争极端化、社会化的速度越快,科层化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这一趋势不仅会在国家的领域内产生,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而使早期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被改造为组织严密的后期资本主义。马克思看到了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化与自主化,认为在军事以及官僚体制方面,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与自主化也将会发生。但是,整个科层官僚化的过程只不过是技术上的成熟的表现,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领导者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具体事务的复杂性,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在社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领导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以便堂而皇之地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政治方面延伸到经济方面,资本家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承担处理复杂问题的仲裁者,而更重要的是谋取经济上的剩余价值。这样的两面性怎样能使人与人的支配降低到技术需求的最低程度以内?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人类可以对于自然完全可以支配的时候,物化的剩余物便会消失。而要实现支配的最低限度,首先就是要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纯粹的技术需要,被马克思认为是有效率的且是合理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官僚支配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 (二)韦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几十年之后,马克思的这种认为社会组织层面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小林(1979-),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河北沧州实验高级中学教师。 # 20 #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6］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BA090116陳靜音【心得】 本文論述了韋伯對西方社會之所以發展成今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及由此理性化過程導致的禁制現象。 韋伯本身所講的理性概念是一個解釋性的工具，他把理性概念擺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講。韋伯將理性分為二種，一是實質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並認為西方理性化的過程就是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辯證的過程。 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問題而提出，這對於我們社會所給予的啟示，並不在於實質上的運用，而在於觀念上的啟發。社會上的任何行動均有其所要訴求的意義，一個行動是否合理，除了看行動的結果是否合乎要求之外，還須視其過程有無妥當。時代不斷在進步，人們的觀念、想法也不斷在前進，故每一時期皆有其訴求的重點，前一時期是合理的行動，可能到後一時期就成為有礙進步的不合理行動。就台灣社會來說，國民政府剛遷移至台灣來時，為防止彼案共產黨的入侵，實施戒嚴，整個社會草木皆兵，人民的權利遭到不合理的剝奪，但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並無不妥。甚至認為這是政府為保護台灣居民，維持社會安定的德政。三十幾年過去，時代邁動，自由的潮流自世界各地不斷地湧進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意識抬頭，加上台灣的國力已非昔日阿蒙，過去的種種限制已遭人民所反抗、唾棄，戒嚴的措施必定被推翻，解嚴是勢在必行的。因此政府須針對人民的訴求進行改革，例如集會遊行法的解禁、政黨成立合法化、言論上的鬆綁等。合理化的發生，多半源自於一種轉化的歷程，透過漸進性、改革性或革命性的轉化歷程，將原本行之有年的卻漸趨不合理的觀念、制度或生活方式，轉化成為新的、合理的。由此可知韋伯的合理化辯證理論是適用於解釋各種社會、各種行動變遷的。 韋伯區分理性為二，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二者就定義來說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他一生很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问题,并努力扮演一位政治教育家的角色。以理性化为线索做精细的梳理,探究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韦伯的政治教育面对着特定的时代和问题,其政治教育思想的逻辑线索是理性主义;其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成熟的现代政治人;其政治教育的方式因政治家、行政官吏等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异;其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要促进政治人在民族国家中理性定位,促进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协调与和谐。 标签：政治教育;韦伯;理性化 一、韦伯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问题 韦伯所处的德国时代是一个“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它的“承载者”,然而,德国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时代,政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仍操纵着政治,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却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俾斯麦给德国所留下来的遗产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学教育和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一个习惯于由一位伟大政治家全盘操纵其政治的民族”〔1〕,其结果是官僚阶层独断专行,而理性、成熟的政治人不能诞生。 19世纪前的德国是集权国家,容克地主是其属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在它们的带领下德国获得了民族统一。但19世纪的经济变化已经慢慢侵蚀了这种容克权力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为统一民族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其经济地位却在不断虚弱。他们被迫从宗法式地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经济利益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容克已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政治变为阶级的政治,而不是民族的政治。韦伯认为,容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已陷于经济上的垂死挣扎,以往的社会地位无法恢复。然而,虽然容克集团政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权力本身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政治机构的控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价值观上同化的结果,容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默许,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加强了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作用。这些正是韦伯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焦点所在。德意志民族要走上理性的现代国家,必须对各个人群尤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当前资产阶级的幼稚有余而教育不足是民族发展的致命危害,同時指出资产阶级缺乏政治教育的原因在于俾斯麦的统治,“俾斯麦压制了所有的政治天才,他使资产阶级一直逐渐习惯了接受强有力的领导”〔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以至使德国陷入了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执掌政权而经济上先进的阶级反而过于幼稚不堪领导国家的危险。如何使“资产阶级适于统治,按照韦伯的意见,这部分地要靠政治教育”〔3〕,必须完成繁重的政治教育,向资产阶级灌输政治意识,戒除其作为政治附庸的习惯,鼓励正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品质,把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有资格充当领导阶级。当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四分五裂”,德国毫无行动魄力,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激情,容克失去传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陈 阳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摘 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 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 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 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 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 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 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在这之后，我们必须分析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而，我们必须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技术的展开以及，一般而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需要研究禁 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现世禁欲主义的最初迹象开始，直到它分解为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全部过程。我们然后还需要在其特殊历史表现中以及通过禁欲宗教信仰扩展的特定地区来追溯这一发展。只有在完成这样的研究之后，禁欲主义的新教对文明的影响的范围才能被勘定，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成分进行比较，这些成分可以 在回应个人的行动时改变与成型。 ”［3］118－119韦伯意欲对禁欲的理性主义同西方的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研究禁欲理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禁欲理性主义的意义，进而对禁欲主义新教对文明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 1920年，韦伯在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时，在文末增加了一个脚注。韦伯说：“然而，我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意图，即直接延续本研究，按照上文所概括的研究日程继续推进；相反，我决定沿着一种不同的进路来推进研究。我做出这种决定部分是出于偶然（由于特勒尔奇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出版）， 部分是下述决定的结果，即祛除这种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的孤立性，并将其置于与文明发展整体关系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那时决定率先将关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普遍— ——历史关系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结果写出来。 ”［3］292韦伯表达了希望将问题放置于“文明发展的整体关系中”、置于更大范围的普遍历史视野里的想法。 这一研究计划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韦伯 · 72·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2012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哲学、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卢晓琳，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读。①顾忠华 ：《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③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⑤注：关于社会行动的划分， 详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马克斯·韦伯．顾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卢晓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 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关键词］韦伯；理性；麦当劳化；阐释［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专辑－0044－04 一、韦伯的 “理性化”“理性”自启蒙运动后作为现代性的内核，承载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学术界对于“理性”的关注不曾停息，从马克思的“异化”到韦伯的“理性化”再至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对现代社会经历的理性化进程的自觉体察。韦伯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其论著涉及的范围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统治类型、理性化和合理性等等，如此丰富的学术体系，对其研究的中心主题的确定就尤为重要，“大多数学者认为理性和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术研究及 其作品的主题。”①韦伯创造性地将“理性”及 “理性化”置于现代性的语境，描述现代西方世界是如何成功地变得更加理性，并且分析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未能首先实现理性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飞速提高，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精神世界意义和价值的逐步沦落和丧失。在这种背景下， 韦伯形成了他的现代性思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 的时代。”②在韦伯对现代性的前景的预测中，理性 将会快速主导更多的社会部门， 全社会的人都位于一系列理性架构中。基于对现代性的理解，韦伯最初在法律社会学领域关注理性，他将基于形式化法律的理性化称之为“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理性”及“理性化”逐渐突破法律领域的局限，被广泛用于宗教、经济、组织、政治、艺术等领域。“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宗教的进化过程。所谓非理性的宗教是充斥着大量神秘的、巫术的、情绪的、传统的力量，总之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由人控 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的宗教。 ”③至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它的优越性，其主要来源是技术知识的作用，由于现代技术和商业方法在货物生产中的发展，这种技 术知识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或缺。 ”④也就是说，官僚制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这是使它变得尤其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韦伯将“理性”概念应用于社会各方面的分析 4 4
解读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德国的亚当·斯密 读过管理学教科书的人，都对韦伯不会过么陌生。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似乎被人忽略了，就是有一些对管理学贡献巨大的大师级人物，却置身于管理圈外。反过来，有一些本来是在管理学圈内造诣颇深的人物，最终却“移情别恋”走出了管理学的边界。前者如社会学家韦伯，后者如由决策理论转向人工智能的西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管理学的与众不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 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
马克斯·韦伯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何爱国 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现代化；理性化；西方理性主义；新教理性主义；儒教理性主义；科学 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 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Weber’S bureaucracy theory) 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所谓“官僚”，是指这种组织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含有一般语境中使用“官僚”一词的贬义。为了避免误解，有些学者把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改称科层组织。韦伯认为，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在基本形态。 韦伯指出，在这三种组织类型中，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因为无法保持领袖人物魅力的弥久弥新，或者领袖人物隐退去世等等，个人崇拜组织从诞生起，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例如宗教组织在其创立时必须依赖于领袖的神圣光环，但要将信徒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教义和规则，它就开始转变成传统组织。古代王朝的创立时期，常得益于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们信赖他那种拯救社会的神力，对乌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对领袖的拥戴，并焕发出“打江山”的动力。而一旦转入“坐江山”，就得实现权威的转变，把神力变成传统，制定典章制度，个人崇拜组织随之平凡化，变成传统组织。 传统组织与官僚组织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实质有很大不同。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官僚制的特征 官僚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官僚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被人们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指出，任何组织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才能实现组织的目标，只有权力，才能变混乱为只需。在传统的权力、超凡的权力、法定的权力三种权力中，传统权力是世袭得来而不是按照能力挑选的，其管理知识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超凡权力则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只有理性合法的权力才能作为理想组织体系的基础。 理想的官僚制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内存在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 2、组织内的各个职位按照等级原则进行法定安排，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 3、人员的任用、考评和教育，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的要求，通过正式的考试和培训来保障用人的有效性。 4、人员的激励。对员工有固定的薪金和一套升迁制度用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5、具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制度，组织成员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6、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这种公正不偏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 辩证评价： 韦伯认为，这种高度结构的、正式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对人们进行强制性控制的最合理的手段，是达到目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形式。但是这种模式的组织太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并不能存在，至多是某些大型的企业具备了其理论所反映的某些特征。在今天的管理学界和产业界中，官僚制理论对于结构设计的具体工作来说，其应用还需要因具体情况而异。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没有一种结构形态可以是完美和永恒的。 1、官僚制的人性假设基础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泰勒、法约尔、韦伯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和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之上。但是随着行为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本管理”理念的普及，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人”假设显然已经站不住脚，金钱和正式规则在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 作者：荣娥 来源：《理论月刊》2009年第0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4-3 22:42:26 阅读量：40次 摘要:韦伯学说始终围绕“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追根溯源,认为宗教的理性化促生了文化理性化,而文化理性化又导致了经济理性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细究韦伯命题的前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存在着一定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之嫌。 关键词:理性化;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 一、理性化——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主旨是从个体的主观意义出发去把握社会行动,从而把握社会结构。“理性”(又译合理性),主要指在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形成物当中,行动者所赋予的明确、理智而又系统一贯的主观意向。而“理性化”(又译为合理化)这个概念则强调相应的过程,在韦伯眼里,理性或合理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称之为理性化,它实质上就是社会逐渐讲求效率和可计算性,不断驱逐神秘性和去除人性化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出发,韦伯建构起其社会变迁模式: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合法性论证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只有在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1] 于是,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那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韦伯通过论述,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2]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孕育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之中。 于是乎,宗教改革似乎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契机,西方社会也就在宗教的理性化过程之后完成了现实生活的理性化发展。在韦伯那里,这一理性化过程就表现为:宗教的理性化(新教伦理)→文化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的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的信仰落到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生活意义中,世界得以去魅化,理性化的思维因素得以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可计算”的理性主义取得合法性地位,这又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持,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得以迅速发展。不过,不管是宗教改革促使理性化的产生,还是理性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这都是社会诸因素“选择性亲和”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性”的。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毕天云 [关键词] 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 [摘要]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早产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并非出于偶然，它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十五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2]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特纳（Bryan S. Turner）认为：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
浅谈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 [摘要] “官僚制”这一概念有两重含义。韦伯在历史考察中所使用的是广义的官僚制概念，所以，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官僚制形式，而当前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官僚制概念是一种狭义的官僚制概念，是特指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现代官僚制，即现代形式的官僚体系。现代官僚体系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而定型则是马克斯韦伯的功劳，正是他从理论上对这种组织形式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这类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原则，所以人们往往把韦伯看作官僚制组织的设计者。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官僚制；合理性 一、关于韦伯 马克斯.韦伯作为“组织理论之父”，在行政学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当属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理论，它被称为是公共行政组织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而韦伯除了是行政学家和政治学家,他还是社会学家,因此他的研究中不仅有政治学思想,同时融合了社会学理论,他的理论也是被称为“政治社会学”思想。 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作为西方管理制研究理论基石的《论官僚制》一文的作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亦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先驱之一。他认为，尽管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质，但是权威和控制是各类社会组织都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他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没有权威的组织是无法实现组织目标的。权力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出于自愿：魅力型权威，使人敬仰；传统型权威，使人服从；而法理性权威，则带来理性思考。与之相对应的是“神秘化组织”、“传统的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组织”，其中每一种组织形态都意味着其独特的管理机构或管理体制。而在韦伯看来，只有这种与合理合法权威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是“理想的官僚制”，这也是他备加推崇的组织形式。 二、韦伯眼中的官僚制 官僚制也被称为是行政制或科层制。韦伯认为的官僚制与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受到人们反对的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的组织是两回事，他指的是组织结构中的某些特点，并且这种制度应该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具有层次分明，制度严格，权责明确等特征。 社会可以说是在人类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么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互相联系，集合，从而形成组织。所以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实际上是组织的社会，人们正是通过组织这根纽带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同时，他也十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