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内江官”不称“富顺官”

为什么称“内江官”而不称“富顺官”

大约从明末清初开始，民间便有“富顺才子内江官”的说法。那为什么只称“内江官”而不称“富顺官”呢？

一位被称作“鼠之弟”的高人说：“关于‘富顺才子，内江官’的民谚，这个官就是明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赵贞吉，主要是赵贞吉这个礼部尚书职位吧，毕竟礼部尚书有一项重要职能：管理科举。”

真是这样吗？

从有关资料查知，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14年（1535年）内江县出了个文科进士赵贞吉，（1507——1576年）字孟静，号大洲，内江桐梓坝人（今内江市市中区四合乡三山村人），为二甲第二名文进士。初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后任右春坊右中允，管司业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之后因得罪首辅严嵩，而被贬为贵州荔波县典史，量移徽州通判，后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郎中，光禄寺少卿、通政使司参议、右通政，光禄寺卿、户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嘉靖四十年（1561年）始入为户部右侍郎，又因得罪严嵩遭到罢职，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1567年）起用为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因与首辅高拱不睦，遂辞官返家，在桂湖街讲学，与杨慎、任瀚、熊过合称“蜀中四大家”。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文状元；任瀚（字少海），四川南充县人，明嘉靖八年（1529年）二甲第3名文进士，“嘉靖八才子”之一；熊过（字南沙）四川富顺县人，明嘉靖八年二甲第48名文进士，“嘉靖八才子”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79年）废丞相及中书省，杀掉丞相胡惟庸，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后称为“内阁”）先置华盖殿（明世宗朱厚熜嘉靖时改为中极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1425年）增置谨身殿（明世宗朱厚熜嘉靖时改为建极殿），这四殿二阁各设一名大学士，官秩正五品。这些殿阁大学士“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明大学士不以品级论，一般都带着一个部尚书衔（正二品）。文渊阁大学士，正五品，在内阁学士中排名第四。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按权力大小分首辅、次辅、群辅。到嘉靖中期，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从上可见，赵贞吉虽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入内阁，由于先后受内阁首辅严嵩、高拱的排挤而不得志，最后辞官回家。所以，赵贞吉最后官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

而明朝的富顺人，在赵贞吉（1535年）中进士之前，有李本，在明正统十三年（1488年）中二甲第18名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历检讨、编修、侍读、国子祭酒、少詹士，至礼部尚书。

在赵贞吉之后，有李长春，在明隆庆二年（1568年）中二甲第1名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历检讨、编修、侍读、侍讲，擢御史至礼部尚书。

还有甘为霖，在明嘉靖二年（1523年）中二甲第38名进士，历刑部员外、工部郎中、太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官至从一品。

如按被称为“鼠之弟”的高人所说：“主要是赵贞吉这个礼部尚书职位吧，毕竟礼部尚书有一项重要职能：管理科举。”而称“内江官”

那富顺县在明朝不仅有两个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还有一个从一品的少保兼太子太保，那为什么不称“富顺官”呢？原因何在？

经笔者从清人李望周（康熙丁丑〔1697〕进士，于康熙59年（1720年）编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简称《碑》）、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63年版，简称《索》）查知，富顺学子在明朝考中文科进士者共100人，与《自流井乡土文化传播》的《明代富顺进士考证》所说“从永乐七年到崇祯四年富顺共计有五十四科一百名进士。”一致。

这不仅与民国二十年宋育仁撰《富顺县志》（简称《宋志》）：富顺在明朝有进士133人，有出入；与今人王孝谦2003年主编的《富顺文庙》：富顺在明朝有进士139人，更有出入。

细看《宋志》第十卷第15页有：“通志晏铎后尚有丁珹注富顺人御史府志因之查通志永乐乡科乙酉丁珹名下注江油人与丁瓅同榜同籍忽于进士内注富顺人矛盾已甚今从旧志不录”。即《宋志》已做了更正，不再把丁珹认做富顺县的文科进士。

在《碑》第149页载三甲45名的丁珹名下有：“四川保宁府江油县人”。《索》第343页有：“丁珹四川江油明永乐16／3／45”即在《碑》《索》中已明白说明丁珹是江油县的文科进士，不是富顺县的进士。

但《富顺文庙》个别编辑却把丁珹作“在宋志基础上新增”的进士列入“富顺历代进士名单”中。这显然是不对的！不知《富顺文庙》这个编辑有何钢鞭资料在手敢于这么果敢武断！

……

从《碑》《索》查知：《宋志》《富顺文庙》把不是进士的李万、彭昂、陈诏、李传、王子方、范懋和、周辰凤、杨春宇、郭庆年、张应泰、陈常、钱承扩共12人认作了进士；把不应认做进士的范岷汇1人认作了进士；把户籍在外地而祖籍在富顺的（即外籍富顺人）郭元柱、江应祯、钱承恩、刘时俊、郭继开、钱梦曾、陈珊、陈扬产、张堪、伍文焕、刘潜共11人当作了富顺的进士；把户籍、祖籍都是外地的李尚、陈辅、梁本茂、周惠、刘芹、宗敦一、尹从教、尹从淑、徐岱、陈嘉谟、胡克开、彭参、李傅、刘尧珍共14人当作了富顺的进士。即富顺县在明朝只有100名文科进士。

有人说“仅此一朝中进士139人，其中有范氏一门七进士，熊氏一门五进士，李氏一门四进士。”还有人说“在明……全县就有134人，占四川进士总名额的1／10，居全省之冠。特别是……万历15年间，全县共考中进士50名”。实际这些说法都不确切。

从《碑》《索》查知：姓范的进士有范珠、范以作、范、范钫、范鉁五个，且从《碑》和《索》中知范钫、范鉁是富顺籍湖广麻城人，由于有“一笔难写两个×，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他们就算是一门吧，也只有五进士，并非“七进士”；而熊姓一门确有七进士：熊迟、熊过、熊敦朴、熊迥、熊师旦、熊江、熊胤震，并非“五进士”；李氏一门也非“四进士”，而是五进士：李本、李凤、李方至、李长春、李胤祥。据《宋志》，李凤是李本的孙子，李方至是李凤的儿子，李长春是李方至的儿子，李胤祥是李长春的儿子，这才是亲的一门六代五进士二礼部尚书。

从《碑》《索》查知：四川省各州县在明朝共有文科进士1398＋18人。“18”是指《碑》《索》中的崇祯15年“赐特用出身”榜263名人中四川有18个。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和邱进春博士研究生合写文章《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说：“崇祯13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于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263人，号为庚辰特用。’被《碑》《索》误作崇祯15年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特赐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总之，崇祯13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作进士。”本文经考证得出大明一朝全国有进士24595人（不含崇祯特赐用263人）。

这样，四川进士1398人占全国进士24595人的1／17.9，富顺进士100人占全川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