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王寅清-非文学翻译读书报告-推荐+

美国文学选读第1单元自传The autobiography Benjamin Franklin我儿：我一向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轶事。

你也许还记得当你跟我同住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为了那个缘故跋涉旅途，遍访家族中的老人。

目前我正在乡间休假，预料有整整一个星期的空闲，我想你也许同样地喜欢知道我一生的事迹(其中有许多你还没有听过)，因此我就坐了下来替你把这些事迹写出来。

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别的动机。

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仿效。

当我回顾我一生中幸运的时候，我有时候不禁这样说：如果有人提议我重新做人的话，我倒乐意把我的一生再从头重演一遍，我仅仅要求像作家那样，在再版时有改正初版某些缺陷的机会。

如若可能，除了改正错误以外，我也同样地要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

但是即使无法避免这些不幸的厄运，我还是愿意接受原议，重演生平。

但是由于这种重演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

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似乎就需要把它记下来。

因此我将顺从一种老人中常有的癖好来谈论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作为。

但是我这样做，将不使听者感到厌倦，他们或是因为敬老，觉得非听我的话不可，但是一经写下来，听与不听就可以悉听自便了。

最后(我还是自己承认了好，因为即使我否认，别人也不会相信)，写自传，或许还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负心。

说句老实话，我时常听见或在书上读到别人在刚说完了像“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这种开场白以后，接着就是一大篇自吹自擂的话。

大多数人不喜欢别人的虚夸，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自负。

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自负心总是宽宥的。

因为我相信这种心理对自己和他四周的人都有好处。

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把自负心当作生命的慰藉而感谢上帝，这也不能算是怪诞悖理的。

非文学类文本翻译的技巧作者：王潇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35期此次作为案例的文本是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是正式的官方政治类文件。

这类文本最明显的语言特点是报告语言，大多是无主语句。

不同于小说或散文之類的文学作品，其文本语言极为严谨，因为它的内容与语言往往涉及到国家以及国际、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这就要求译者遵从原文，忠实地传达原文意义，避免歧义与误译，更不能自行选择增添或者删减内容。

一、确保译文准确性如前所述，本次翻译项目的原文是一篇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性文书，用词极为正式，严谨。

因此在文本翻译中，原文的词语要在译语中以相对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本次实践过程中常见的词汇之一，“thank（thanked）”，都用了相对正式一点的中文“感谢”来翻译。

这个例子不是最典型的，但是属于最细节的，译者若忽视了原文本正式的特点，稍不留神便会把如此简单的翻译也做的不完美。

除了要注意用词的正式，还要注意原文本中的专业词汇。

针对这类词汇，译者有必要查阅专门的词典，或者通过各种搜索引擎，利用网络词典，查询该词的各种意义，并找到适合此语境的意义。

有必要时，还要对照平行文本，参考类似情况下，用什么词汇更合适。

处理原文本词汇时，笔者还发现了量词的使用特征。

中文量词极其丰富，虽然所有的“a/an”用“一个”来表达不会出错，但是由于该原文本的特点，在翻译时，即使是量词也应该精确处理。

在译文中，译者需要视情况将名称以及缩略词保留或者翻译出来。

（一）正式词汇、专业词汇原：In response to the intervention by the Delegation of China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offe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CT Working Group，and the request that WIPO should budget for expanding that language coverage for interpretation to all six UN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the Secretariat pointed to the figures for contractual services（conferences sub-item）set out in Program 5 on page 49 of the English version.译：在回答中国代表团关于PCT工作组提供的口译服务的发言以及关于WIPO应当为扩大语言覆盖范围以提供包括中文在内全部六种联合国语文口译服务编制预算的请求时，秘书处指向订约承办事务（会议分项）载于英文版第49页计划5的数字。

《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安德烈•列夫维尔著《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列夫维尔（AndréLefevere）主编的《翻译学丛书》（1992）之一；由安德烈•列夫维尔撰著。

1978年，列夫维尔建议学术界将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的正式名称；他与霍姆斯（James Holmes）及巴斯奈特等人均为“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的中坚人物。

其后巴斯奈特和列夫维尔成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被视为列夫维尔的代表作。

该书以“重写”文学者而非文学创作者为对象。

著者认为，评论、选编、史学、编辑等都是重写；翻译也是一种重写，它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力量。

正如《丛书》前言所云：“翻译确是一种对原文本实施的重写。

凡重写，不论其意图何在，均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及诗学传统（第五章；第六章），从而使文学以某种方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重写乃借权力以施为；在促进文学及社会演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该书揭示了重写如何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意识形态及诗学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作者坚持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置于文化及其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给读者展示了在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文学的社会语境及其历史语境中的重写如何对文学领域中诸如原创性、灵感、臻美等神旨圣典产生颠覆发表了富有争议的看法。

此外，该书涉猎文献丰富，包括古典拉丁文、法文、德文；使有兴于文论、比较文学、文学史及翻译学的师生耳目一新。

该书章节目录如下：第一章：前言第二章：赞助体系第三章：诗学体系第四章：范畴之于翻译第五章：意识形态之于翻译第六章：诗学之于翻译第七章：话语之于翻译第八章：语言之于翻译第九章：史学第十章：文选第十一章：批评安德烈·列夫维尔：比利时人，曾先后在香港、安德卫普等地的大学、最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Austin）分校日尔曼语言及比较文学系任教。

新书推荐《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绪论第三部分）

绪论（三） 关于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我们最近几年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所作跟踪调研，总的来看， 与我们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相比，中国文学目前在海外的发展或者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这种情况，同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占据的位置还极不相称。按照GDP标准来衡量，我们在2010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我们的精神产品、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理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和声音，我们的国际形象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阶段。与中国本土当代文学所表现出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景观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总体上还显得比较寂寥，大量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都还处于不为中国以外的读者所认识、阅读与赏鉴的状态。这种状况，既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过错，也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错，而是与中国文化目前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深有关系。海外世界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会轻蔑地评论说：“中国是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侏儒。”这种论调，咋听起来自然是极为刺耳的。但是，这种刺耳论调，未尝不是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版图中真实地位的某种揭示。 为了切实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可见度不够的这种局面，为了积极有效地塑造正面而丰富的中国国际形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我们应该依据扎实的调研，不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通过丰富而多样的手段，借助或宽或窄的渠道，以灵活而机动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以丰富多彩而行之有效的文学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或海外发展，必将为人们探究跨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模式提供新的路径，并由此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理解乃至友谊，从而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为有效宣示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策略进行理性的反思。 首先，我们需要构建面向世界文学总体版图的文化自信心态。今天的中国文学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更准确地说，是需要形成一种共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全方位的、面向全球范围的，而不能仅仅限于英语世界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仅仅把目光牢牢盯在西方大国，或者像眼前不少等而下之的做法，仅仅把目光盯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那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说实在话，我们在开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带着有色眼镜的。这种有色眼镜，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文化自卑心态的表现：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学不如西方，所以急于获得西方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自己的文学超出了不发达国家的文学。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较我们优势的文化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内的文学，抱着一种仰视乃至谄媚的心态，而对于较我们劣势的文化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内的文学，则抱着一种漠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两种心态，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否则会给中国文学海外发展大业造成难以估量的妨害。在我们看来，倘若要切实有效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胸怀天下的视野，要有将大国和小国的文学一视同仁对待的气度。 其次，我们要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又充满挑战的伟大文化事业，它值得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用心去推进。我们要力戒盲目、急躁、冒进的心态，尽量尊重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学传播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我们宜向当年那些优秀的来华传教士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那种不畏艰险、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他们那种亲力亲为、知难而进的作风。当然，这是就我们主动对外传播中国文学而言。而对于那些主动传播中国文学的外国友人，我们则要给予友情的支持、理性的引导、学理的解释。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尽量放宽限制，要相信自己的作家，要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子，要相信自己的人民，他们会主动把优秀的民族文学传播到世界上去。正因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是一项长远而持久的文化事业，我们就更要着眼于长远来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和理性布局，分国别、分地域、分文化圈、分语言圈来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多个方面来筹划和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 第一、要在中国文学表达自我与倾听域外世界他者之间开展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营造友善的氛围和具有学理底蕴的渠道。这样的沟通和对话，可以在政府对政府、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学术对学术等多个层次上展开。这样的沟通和对话，其目的是向外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人致力于推动文明互鉴，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而我们要实现这种美好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主动而坦诚地聆听外部世界的声音，欢迎世界各国文学以适当的方式在中国获得表达空间。开展上述多层次、多形态的双向沟通和对话，目的在于营造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友善氛围，疏浚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具有学理底蕴的渠道，最终实现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并由此促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近年来，无论是在我们的作家群体中，还是在批评家群体中，乃至在出版界，都有不少人在倡导书写“中国经验”。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作家书写的就是“中国经验”，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换成我们熟悉的表述，大体上仍然等同于有关“民族的”与“世界的”之关系的讨论。但是，既然我们的文学作品瞄准的是世界文学市场，我们的受众目标瞄准的是世界范围的读者，那么，有针对性地去倾听目的国的声音，有针对性地为了目的国的读者做一些调整或者适应性改变，并不是失去文化自信力的表现，更不是文化上的投降主义的表现。文学固然有很强烈的民族底蕴，但是也可以在爱、美、自由、人道主义、创造力等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主题上征服最广大范围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书写的主题可以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地域性与全球性兼容的，而表达的方式上则可以是民族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然是为了走出去，就要有意识地采用域外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手段来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让域外受众在他们熟悉的方式中逐渐走入中国文学的天地。对于域外不同的民族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有点像一个贸然闯入者。如果希望别人欣然接纳中国文学这个“闯入者”，那就要做一些必要的铺垫、沟通与适应的工作，让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中国作家与域外读者之间彼此聆听，既要避免任何沙文主义倾向，也要避免任何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一种平等、尊重、自由、灵活的氛围中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在表达自我与倾听他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提供极具智慧的保障。 第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作家与译者、经纪人或出版家之间的稳定关系，进行深入的交流，加强拟定翻译图书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推广方式等各个环节的沟通与研究。要特别重视选择作品，加强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的图书市场、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的研究，从而实现定位准确，目标明确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避免盲目、随意，甚至是错误地将中国文学译介到对中国的文化有抵触、乃至敌视情绪的地方去。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定位，就不能忽视国外文学研究界对中国文学所作的研究与评论。换言之，我们要注意跟踪和了解包括国外汉学家在内的域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合作性研究和对重要中国作家和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深层次研究。对国外汉学家针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体的中国文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要抱着积极、开放的态度去了解并回应，而不能盲目地抵触或粗暴地拒绝。以汉学家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所发表的评论和所作的研究，大体上能够呈现出其所在国家的民众和普通读者[1]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性。毫无疑问，扎实而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民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性，有助于提升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的针对性和功效性。 第三、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介在中国文学海外发展中能够发挥的特别作用，积极调动各种新科技和新媒介手段，因地制宜地服务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都在发生着极大的改变。人类社会已经由读文时代进入到了读图时代。由于工作节奏加快，人类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化，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智能手机、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日益普及，以及网上联机大型数据库的不断出现，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拓展，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面向海外中国文学读者群，推出可以供中国文学所到之处的当地读者在不同操作系统、多种品牌、各种款式的智能手机、移动终端下载并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不同格式的电子版、音频版、视频版、盲文版，从而有效改变以往基本依赖纸媒介和音像制品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学的单一化局面，使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丰富化、时尚化。与此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根据中国文学名著的原著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对海外受众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便捷性，有意识、有选择地将已经被成功改编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版和电视版输往海外，用心打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复合型途径。 第四、要高度重视专业网刊、网站对一些特定中国文学样式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深远影响。比如，根据吕子青、摆贵勤、两位学者分别针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发展所作调研，在2015至2016年度间，这三种样式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是刊发在国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风向标意义的网站上的。比如，吕子青老师在其调研报告中就指出，“2015-2016年，刊登中国科幻小说的主力军为美国科幻电子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20篇）， 基本为每年10篇，其他如《顶尖》（Apex），《银河边缘》（Galaxy’s Edge）， 《光速》（Lightspeed），《不可思议》（Uncanny），托尔在线（Tor.com）等则大多刊登了1到2篇。”这也从事实的角度，印证了谢丹凌博士候选人在本报告的第十四章《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评估：2015-2016》中所作的 “近两年，美国著名科幻文学杂志《克拉克世界》和科幻电子杂志《不可思议》加快了对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刊载频率，有时甚至每隔一月即发表一篇”这一判断是有据可依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