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绎》(节选)_孙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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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绎》（节选）
孙玉法
“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并尽而根掘之，恶足知此？
……
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之若雄豪，然而适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相为融浃。当知“倬彼云汉”，颂作人者增其辉光，忧旱甚者益其炎赫，无适而无不适也。唐末人不能及此，为“玉合底盖”之说，孟郊、温庭筠分为二垒。天与物其能为尔阄分乎？
——节选自王夫之 《诗绎》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哲学家，又是一位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并有重要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王夫之一生著书三百多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诗绎》是专门研究《诗经》的诗话。本文节录于《诗绎》。
“兴、观、群、怨”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一个古老命题。从汉代、宋代直到明末清初,对于“兴、观、群、怨”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其一,从诗歌的社会功能着眼,片面发展了孔子学说社会层面的意义,强调的是诗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其二,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着眼,认为命题强调的是诗歌对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其三,从诗歌表达的人类生活情感着眼,认为命题强调的是诗歌对人类社会情感的表现功能。王夫之对四情说提出了独特的理论阐释。他强调“兴、观、群、怨”是无功利的审美情感，确立了诗歌自身的独立价值；强调“兴、观、群、怨”是相互联系的情感整体，突出了前人所忽视的四种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兴、观、群、怨”说中读者的主体地位，完成了从作者说、作品说向读者说的转向。
选文的第一段较全面地阐明了“兴、观、群、怨”说的主要内容。先揭示“四情”的联系及转换，论述“四情”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关系，强调“兴、观、群、怨”是相互联系的情感统一体。诗歌作品须“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将四者贯通，徜徉其间，才会“情无所窒”。然后阐明“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强调读者阅读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此，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移情作用使作品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这种赏析者的情感投射作用强化了移情效果，使诗人、作品和读者之间产生超越时空的情感谐振，这就是“共鸣”。 共鸣的谐振特性会放大情感的
互动效应。这是优秀诗作常使人一唱三叹，进而潜移默化、升华情感的机制所在。诗在陶养情感中的移情、投射和共鸣机制大有助于有志者实现精神层面上“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任何努力，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向道德情操的进一步升华。选择作为优秀文化的中华诗词（包括传统的和当代的）为伙伴，来促进自己精神层面“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必然从众多的诗人和千万个诗的“受众”中，释放出健康个性和崇高品德的道德光芒。
选文第二段主要阐明“情景相生”说。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作了深入的阐发。
王夫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诗绎》是对《诗经》的论说，是文学理论专著。但其蕴涵着丰厚的美学及哲学思想。不学诗，无以言。读《诗绎》一篇，又让我们得中国传统文化之冰山一角。读书践行，养心种德，砥砺情操。让我们共筑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长城，以图民族之昌盛，以期国家之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