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发展中的信仰功能

人之发展中的信仰功能 人作為一种复杂的、多样性的存在，其全面发展既需要物质基础，又需要精神文化支持。信仰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具有情感依托功能、人生定向功能、精神动力功能，探讨信仰的这些功能，对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标签：人的发展；信仰；功能 一、信仰的情感依托功能 依赖感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情感，是人对其生存状况的一种心理反映，是人对与其生存相关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惧怕、担心、安慰、感恩、敬畏等感觉的复合。这种情感最早产生于人类对其生存环境和身外存在把握、驾驭能力的匮乏。原始人由于对其生存的自然环境认识、驾驭和改造能力较弱，在其生存和发展中随时面临饥饿、寒冷、猛兽、洪水、瘟疫以及其他部落攻击与掠夺的威胁，面对这些威胁，人们自然会产生惧怕、担心等情感。而生存本能驱使他们不断寻找可靠的食物供给、安全温暖的住所和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在不断寻求生存之路的过程中，人们偶然会碰到成熟的野果、阳光充足的山洞、意外的战争胜利，面对这些收获，他们又会认为这是大自然的恩赐，由此对神秘的自然产生感激、敬仰之情。这样，由自然的威严和恩赐所导致的恐怖和感恩的心理感受，慢慢发展成为对神秘而又威力无比的自然的依赖感。同时，由于原始人对其生存的自然环境认识、驾驭和改造能力较弱，在其生存和发展中，往往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原始人的群体性存在的生活方式又使其产生了对部落和群体的惧怕、安慰、感恩、敬畏等依赖的情感。为了使这依赖感有所寄托，便产生了原始人的实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部落崇拜等原始信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对其生存的自然环境、身外存在把握和驾驭能力虽然大大提高，但是，人的依赖感并没有随之消逝，而是由对自然的依赖进一步扩展到对社会的依赖。因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复合体，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和精神性。人的社会性，是指人们之间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互通有无、分工协作的规定性。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对社会、对群体的依赖，决定了人不仅在与他人的联合、交往中依赖于群体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而且也在与他人的联合、交往中依赖于群体来满足自己的归属、关爱、尊重等需要。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只有与他人联合在一起，结成社会群体力量，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需要和发展自己，才能充分发挥个体能力，实现对外部自然的能动支配和驾驭。人的依赖感在人的生活中日益复杂与扩展，由对某一具体对象的依赖，扩展到为整个生命寻找某种根本的庇护和归宿的愿望，由生存中的客观需要变为一种心理上的主观需要。这种愿望和需要便是各类信仰的情感基础。例如民间信仰中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宗教信仰中的神明崇拜，理论信仰中理性“主义”崇拜，政治信仰中的领袖崇拜、国家崇拜以及政党崇拜等等，都是对人的依赖感的满足。

总之，任何一种信仰都是人的情感的依托，不论哪一种信仰，如果不能给信仰主体提供这两方面情感依托的话，就会变成干瘪僵死的信条和低级庸俗的说 教，就会失去对信仰主体的感召力。 二、信仰的人生定向功能 信仰具有人生定向的功能，信仰是人生追求的定向形式。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

第一，在人的社会活动及人生追求中，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是人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因为价值观念不同而形成不同特色的文化传统。在文化中，价值观念作为稳定的观念模式居于最深层，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

第二，在信念、信仰和理想中，信念，即人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思想和行动模式，它的内容，则是对现实和观念所作的价值判断和推论。凡是信念，它所揭示的内容总是同人们“应当”持有的态度和“应当”采取的行动有关。信念往往是具体的，可以表现为对宇宙人生的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当它成为人的一定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时，信念就成为信仰。信仰，是人们关于普遍、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是人们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最高价值的自我意识，是对具有最高价值的完美对象的信任、信服、敬仰、向往、追求和崇拜。一方面，信仰是一种信念，具有信念的基本特征，即对于某些尚未被实现和证实的客观状态、观念等的确信，另一方面，并不是任何信念都能成为信仰，信仰是信念中一种特殊的、强化的高级形式。信念只是一种意念，信仰则是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姿态，一种综合的精神活动。信仰使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以最高信念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不论人们以什么为信仰对象，信仰这种精神形式的特征，都在于把某种价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为的统摄地位上，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生命就等于没有灵魂。理想，是人们追求远大价值目标的自我意识。它以关于个人或社会的未来形象为标志，为人的价值追求提供着自觉的典范或“样板”。从内容上看，理想是信仰中最高(或极高)价值目标的具体形象；从形式上看，理想则是知识、逻辑与情感、愿望、目的等的统一，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对未来价值预测、价值追求的统一。理想的培育、确立和追求，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崇高人生理想的实现，则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社会价值。古往今来，一切仁人志士，正是在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中成就了人生的伟业。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解放的前途，是当代中华儿女的崇高理想。

然而，理想又是以信念、信仰为基础的，信念、信仰决定着人们的理想。尤其是信仰，对人的理想、目标选择是有定向作用的。一般而言，信仰的对象决定着理想的内容和方向。例如，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会确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此，信仰是人生追求的定向机制，它像罗盘一样指导、支配着信仰者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它不专门表现世界观，却影响人们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定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它不明确规范社会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却通过描绘和确立人生和社会的终极理想，调适和整合人们的生活目标、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 三、信仰的精神动力功能 信仰作为人生追求的定向机制，不仅影响着人的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也影响着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实践、调节社会关系的实践以及科学实践)。尤其是在调节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中，信仰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信仰是人的政治、道德活动的精神动力。

第一，信仰是人的政治活动的精神动力。政治活动与信仰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信仰为政治活动提供信念基础。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在人们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政治、法律思想虽然从本质上说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但是，它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意识形式，又是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导引下形成的，而它所依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是由一定的信仰体系提供的。一般而言，一定的信仰体系影响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给人的政治活动提供信念基础，一定的政治思想只有从民众共同信仰的土壤中产生出来，才能更好地为民众所接受，并在社会中得以施行。其次，信仰为政治活动提供凝聚力。信仰不仅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给人的政治活动提供指导，而且也是组织群众、团结群众、鼓舞群众斗志的重要手段。群众作为单个的活动主体，是散漫的、无力量的，但是，一旦有一种共同信仰作为精神支柱，他们便会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力。因此，有史以来，在政治斗争中，一些政治领袖总是打起信仰的旗帜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并以信仰的旗帜集结群众、形成合力。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或巨大的历史运动，总是伴随有伟大的或巨大的精神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千百万群众真诚的、虔诚的，甚至是狂热的信仰行动。例如，历史上犹太人出埃及，屡遭迫害与磨难，颠沛流离，四散于世界各地，但几千年而不灭，就是凭借犹太教的信仰。基督教由一个犹太教的异端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且成为欧洲中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临一切的政治力量，可以说也得益于信仰的力量。19世纪中叶以来，在全世界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也是在信仰旗帜下的伟大群众运动。1848年2月，随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共产主义幽灵”的广泛渗透与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此起彼伏，共产主义逐渐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信仰。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导引下，共产党人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视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并为之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导引下，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和斗争中，对党和革命事业始终保持着忠诚、坚贞、无私、无畏的品格，面对死亡，面对敌人的酷刑，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堪与神话英雄相媲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政治实践为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命创造了新的价值，并将人类精神提高到一个从未达到的历史水平。

第二，信仰是人的道德活动的精神动力。道德活动作为一种依据一定道德观念和规范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与信仰的关系更为密切。首先，道德依附于信仰，信仰为道德提供了依托。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道德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式，它的出现原本早于宗教、哲学、政治等意识形式，它几乎和人类社会同步出现，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信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强大统摄力，道德只有将自身纳入人的信仰体系，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致使道德逐步趋向信仰，出现了道德依附信仰的倾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道德趋向信仰(或道德信仰化)是一种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原始社会自发形成的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尽管极为简单和粗糙，但在约束、引导原始人，调节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原始社会的秩序方面显示出其积极的作用。后来，道德的这种积极作用逐渐被人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便把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和传承规定为社会成员的首要义务，并以神圣化的形式把它纳入原始人的信仰意识和信仰形式之中，一些原始的道德规范升华为原始崇拜(对长老、英雄的敬畏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等等)，这就使原来的道德行为变成信仰行为，从而给道德赋予了神圣性和权威性。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随着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统治阶级意识到宗教信仰比道德具有更为强大的约束力和统摄力，为了更好地发挥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地位中的作用，统治阶级自觉地把道德纳入宗教信仰体系，以神道说明道德存在的神圣性，并给道德实践一个神力保证。比如，犹太教的《圣经》中把“摩西十戒”说成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的。上帝耶和华宣称：犹太人如果谨守诫命、遵行其道，他就使万民归顺，子孙繁衍，财产有余；如果违犯戒律，他就会用疾病、天灾将其灭之，如此等等。几千年来，各种宗教可以说都是用诸如此类的说教和威慑来保证它所维护的道德规范得以传播和实施的。没有宗教信仰为道德提供保证，人的行为就会无所顾忌，社会就会出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天下大乱的局面。而道德对信仰的依附性，也就决定了人的道德实践必定受其信仰观念的影响，决定了信仰在人的道德实践中的动力作用。这种动力作用不仅被唯心主义者所颂扬，而且也得到不少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肯定。中国先秦时代的无神论者荀子就曾经主张通过宗教信仰来维护和加强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关系。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也曾认为有上帝的存在。虽然上述两者把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作了绝对化的理解，但人们在实践中也的确看到了道德依附于信仰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其次，道德实践需要信仰作支撑，信仰为道德实践设定价值目标。道德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式，虽然“有其具体的目的和价值，即与世俗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目的和价值，但作为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却只能仰仗于信仰的设定”。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忠恕”之道的设定，源于其“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源于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奉献、利群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范的设定，来源于其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信仰。正是因为信仰为道德实践设定价值目标，信仰高于道德，所以，在道德实践活动过程中，道德往往依靠信仰的力量而发挥作用。正是因为有信仰力量的推动，所以，在道德原则与信仰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会毫不猶豫地选择后者，按照信仰的要求行动。比如，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死亡，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唱，正是因为有共产主义信仰力量的推动。正如法国哲学家安托尼·库尔所说，“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是虔诚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