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问责论文汇编

党内问责论文汇编 1、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黄明哲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05 “问责”是特别有威慑性的手段，一旦“问责制”常规化，它就能让官员的责权对等。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已趋于成熟。如何使问责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本文就此作了一些探索。 一、党内问责制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1、党内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所谓“问责”，顾名思义，即对责任的追究。党的责任意味着党组织及其成员履行治国理政的职能和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党员干部的责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道德责任。党组织及其干部违法行使职权时，要承担法律责任。党的责任的理论前提是人民主权论，党的权力来源于包括党员在内的人民的授权，必须对其负责。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行使权力和承担相应责任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权力的行使者出现了违背民意的问题，就应接受责任的追究。追求职、权、责的统一是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执政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如果存在滥用权力或因权力运行不当造成了公共利益或民众利益的受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既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所谓党内问责制，是指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要求，着眼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对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行使党内权力和公共权力的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党的执政宗旨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执政秩序和执政效率，损害党员和民众的合法权益，给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实施党内问责制，目的就是要使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出权为民所授。通过问责机制的约束和具体责任的追究，唤起党员干部对权力来源、权力本质、权力行使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并内化于日常工作中，转化为对人民负责的自觉行动。 2、党内问责制的主要特征 党内问责制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党内问责制是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的有机结合。党内问责制把监督管理寓于党执政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是一种管理的提升。二是党内问责制是制度约束和道德自律的有效结合。党内问责制既注重严明纪律，又突出提醒教育、自我约束。党内问责制强调党员干部履行职责之初就应该明白自己的职责，履行不好就会受到责任追究。这种规范化的管理，使党员干部履行职责之初就有一条心理道德防线和制度高压线，使这项制度真正成为告诫党员干部认真行使职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职责的力量，更是道德的力量。三是党内问责制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党员干部的问责，包括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纪检监察机关、新闻媒体以及党员群众对党员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指民主党派和政协的问责。这样的问责制实现了监督主体多元化。四是党内问责制具有明显的教育和警示作用。这是从党内问责的效应上分析。党内问责制不是单纯地处分干部，而在于事前监督提醒，警示不要出问题，由他律变为自律。虽然问责牵涉极少数人，但教育、警示、影响的却是多数人。五是党内问责制具有为民性的根本特征。这是从党内问责的宗旨上分析。我党始终强调，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内问责制从目标到整个规范、程序的设计，都始终围绕确保权力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落实“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二、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法规及实践依据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着许多困境和问题。 1、问责的意识缺乏。我国政治环境和行政环境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从历史因素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党和政府是高高在上的命令发布者、指挥者，没有追究相关责任的意识和规则。从现实因素来说，党员群众缺乏追究党员干部侵权、失职、渎职等行为责任的意识。广大党员及群众面对高高在上的党员干部，唯命是从、忍气吞声的服从意识没有褪掉。所以，要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必须强化党内和全社会的问责意识。 2、党和政府信息公开有限。党和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党和政府依据法律程序以法定形式公开与党员和社会成员利益相关的所有信息，并允许党员和公众对党和政府信息进行查阅、引用、复制、收听、收藏的一整套规范和制度。党和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公民参与的必要条件，是实行党内问责制的基础。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透明执政的建设力度，对信息公开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是从整体上看，信息公开仍然有限。缺乏足够透明的信息，很难判断党员干部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从而使党内问责制的效果大打折扣。 3、问责标准含糊不清。首先，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党章规定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样看来，如果集体的决定正确，只是某个委员执行错误，就可单问该委员的责。可是，如果集体的决定本身就是错的，就很难确定应该如何问责。现行的体制实际上是正职即“一把手”负责，副职负不负责，怎么负责，党规党纪并无明文规定。其次，不同层级的党员干部之间该问谁的责？一个地方出了该问责的事，这种责任应该涉及哪一个层级？历数近年来“问责”中被处理的干部，党组织负责人的有之，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亦有之；正职的有之，副职的亦有之；只问一级的有之，连问两级甚至三级的亦有之。由此可见，问责到哪个层级也是问责建制体系亟须明确的一个基本标准。最后，问责范围如何进一步明确？党内问责制作为一种多层面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仅限于重大灾难或是伤亡事故的行政和法律责任追究，更应涉及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其他领域的一些“延时”了的政治和道德责任，但是，目前尚缺乏此类判定依据。 4、问责处理难以真正落实。将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追究到被问责的党员干部身上，是实行党内问责制难点中的难点，这是因为责任追究落实到具体人上难。责任追究的主要是在一个地区或部门可谓“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实施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责任追究，会有来自各方的说情甚至是人为干扰、阻力。因此，对这类干部实施纪律处分，有时即使处分在纪检监察机关或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在执行时也会“跑偏走样”，出现处分执行到位难，存有“打白条”现象。在现有体制下，绝大多数干部仍是一日入仕，终身为官。因此即使遭遇“不测”，仍然被留在体制内，甚至被保留待遇。因此，有舆论指出，需警惕所谓“党内问责”只是为息民愤、暂避风头。 5、责任制度不清晰，权多于责。我国现行的执政体制下，执政行为的责任归属缺乏制度的规范。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追究的程度、方式等都模糊笼统，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在这样的模糊制度下要实现有效的党内问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重权力轻责任的现象还很普遍，权力与责任不对称。一方面，问责只是停留在上问下责的层面，而上级这一最关键的地方却无人问责；另一方面，与有权力的党员干部相比，下级干部往往承担更多的责任，即出现了所谓的“替罪羊”问题。与此相反，还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就是责任的过分集中，无论何事都归咎于“一把手”。 6、责任追究不到位。责任追究往上追究难，尤其是追究上级主要领导的责任难。比如一个单位发生违纪问题后，本级党委很少进行自我追究，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又往往慑于领导权威不敢追究。这样，一些应负领导责任的人逃避了追究。另外，某个单位发生了严重的违纪问题，在实施责任追究时，如果问题是在现任领导任职期间发生的，追究其领导责任较为容易一些；如果问题不是在现任领导任职期间发生的，甚至有的问题发生与暴露的时间相隔较远，要去追究已调离的领导者的责任则比较难。在实际工作中，纪检监察机关对违纪者和领导者给予党纪处分比较好把握，但在对领导者实施组织处理时，则需要与各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协调，由于没有硬性规定，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7、问责形式单一，难以突出重点。目前，我国问责制的形式主要是“引咎辞职”，但“引咎辞职”在少数地方已步入了问责误区。纵观近年来的问责风暴，真正意义上的“引咎辞职”可谓凤毛麟角，偶尔出现的引咎辞职者多数是在保职无望的状态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一些人甚至把“引咎辞职”作为逃避法律制裁和行政处罚的“护身符”，在风头过后又“东山再起”，这就要求对党内问责制进行制度化的规范，避免产生新的误区和问题。 三、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1、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明确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升执政绩效为核心，以防范党员干部决策失误、治政失当、政令失畅和行为失范为重点，通过问责和责任追究，强化执政为民的责任，规范执政行为，提高执政效能，严肃执政纪律。确立基本原则：一是权责统一原则，二是有错必纠原则，三是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四是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原则，五是人民利益至上原则。明确问责主体：党内问责制的问责主体应该是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纪委会、党员群众、新闻媒体以及民主党派和政协，但核心是代表党员意志的党代会的问责。明确问责客体：各级党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党员干部甚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属于问责客体。厘定问责标准：建构一种制度化、系统化的责任划分坐标体系，使公众和政府可以对政府行为的性质、依据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一目了然。规范问责程序：主要包括立案、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提出处分意见和做出处分决定。党内问责程序的主要制度包括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申辩制度、救济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由于问责主体的不同，具体到某个特定的问责事件，在程序方面会有一些差别。 2、强化权责对等的理念。党内问责制是一种以问责和责任追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要求党员干部转变传统的为官理念，树立权责对等的新理念。为此，一要实现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二要实现从“官多大权多大”到“官多大责多大”的转变；三要实现从“能上不能下”到“能上也能下”的转变；四要实现从“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到“对上负责也对下负责”的转变。 3、抓准问责重点。一是对重大决策的问责。要真正实现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理顺党和政府在决策中的相互关系，实现决策与参谋的相对分离，组建独立性较强的决策失误评估组织，确保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主体的权威性。二是对选人用人的问责。应建立健全以下相关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汇报制度，干部民主评议监督制度，干部工作信访、举报制度，组织(人事)部门与执法执纪部门的联系通报制度。三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问责。必须在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立效能监督保障制度，对“不作为、乱作为”进行责任追究；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健全完善群众监督的制度，逐步推行完善党务公开，增强监督的广泛性；建立完善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和监督保障制度，提高工作的权威性和工作效能；健全完善举报制度，认真办理群众举报事项，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落实三项谈话制度，即廉政责任谈话制度、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建立落实源头治理腐败责任单位联席会议制度，督促协调各责任单位按时保质完成源头治理工作任务。 4、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建立健全和执行党内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是要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具体包括：一要建立“有责必究”机制，二要建立“有责能究”机制，三要建立违规责任“有人去究”机制，四要建立责任承担机制，五要建立责任追究协调机制。各地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纪委会之间，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纪检监察系统上下级机关之间、纪检监察机关与执纪执法机关及其各部门之间，要建立起责任追究的协调机制，避免责任追究案源的流失。同时，责任追究应以上追一级为宜。 5、理清三大关系。一是要重新审视权与法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二是要重新审视权与民的关系，消除权力只对上级负责的现象；三是要重新审视权与责的关系，消除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的现象。 6、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党内问责制的核心在于“问责”，“问责”的落实则有赖于在党员干部乃至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一是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众利益至上”的责任意识，形成一种良好的行政品德，使“负责任”成为一种道德习惯，自觉选择“向公众利益负责”的道德行为。二是党员干部要树立“民为本”的观念、“无为就是过”的观念、“当官有风险”的观念、“有权必有责”的观念，构建起新的官场文化。三是党的高级干部在促进问责文化变迁方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四是要建构一个“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问责文化土壤，使“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罚”成为各级党员干部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