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摘要：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界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在作者看来，作为一门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在经历了多次“危机”之后其衰落之趋势是无可挽回的，但这种衰落恰恰为其“再生”奠定了内在的基础，也即比较文学学科内部的反拨。

在这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学者将对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再生”有所作为。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世界文学；文化研究2003年，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一向把自己看作是“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将自己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1]。

该书的出版虽没有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那样在理论界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但至少已经被不少人认为是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

当然，在斯皮瓦克之前公开鼓吹“比较文学消亡论”者并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斯皮瓦克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家的广泛影响。

好在在此之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冷却”甚至“萎缩”：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它已经无法验明自己的身份了，只能依附于这些理论的演绎和推论；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更是使这门日益不景气的学科淹没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

一些原先的比较文学学者纷纷离开这一领域，致力于传媒研究或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

而另一些试图坚守这一阵地的学者们则面对其无可挽回的衰落之情境发出几声哀叹。

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难道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很快消亡吗？答案自然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首先可以从斯皮瓦克的挚友朱迪斯•巴特勒为她的辩护中见出这本书的几分真谛：“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

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

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

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

”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要在其内部进行革新，从而使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经过一番调整后重新走向新生。

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更是一部“再生之书”。

应该指出，只有像巴特勒这样的熟谙解构策略技巧的女性学者才能如此清晰地窥见斯皮瓦克这本书的真正目的。

总之，在巴特勒看来，斯皮瓦克的这本书非但没有宣称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反而在为一种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并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果不其然，就在斯皮瓦克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她就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终于承担了重整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的重任。

当笔者于今年4月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和斯皮瓦克见面交谈时，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我虽然不是一位擅长行政工作的人，但我们这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

因此我期待着你今年秋天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演讲。

”我这里为什么要引证这个事件来作为本文的开始呢？实际上，我是想说明，我们已经谈论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终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了暂时的结论：作为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有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即将诞生。

这种征兆具体体现在诸方面。

首先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即我们所热衷于讨论的其学科定位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对“身份”或“认同”（identity）的双重含义作出界定：它既指一种天然生成的固定特征（natural-born identity），同时也包括后天人为建构的多重特征(constructed identities)。

具体到指一个人的身份：他可以是祖籍在中国的江西，但经过多年飘泊之后，他先后跟随父母去台湾受基础教育，最后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加入了美国籍。

因此他本来固定的身份便发生了裂变，由原先的单一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

这种多重身份的状况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而越来越趋明显。

以此来描述比较文学这门定位不确定、其疆界不断拓展、其内容不断更新的开放的学科的身份，我们仍然可以以此为出发点。

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源地欧洲诸国，尤其是在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往往都和总体文学（即我们国内所称的文艺学）系科相关联，因为这些系科的课程设置大都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和国别的界限，有时甚至跨越了文化传统的界限，因而才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之境地。

在英国，比较文学虽然不算发达，但在有些学校也有着类似的系所，如在沃里克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校，这些系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另一种或另几种语言和文化相关联，在伦敦大学，比较文学与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该校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几位主要教授几乎都从事的是非英语文学研究。

而在沃里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则与翻译学科相关联，共同处于一个研究中心之下，所涉及的国别、民族文学和文化有中国的、印度的、东欧的、加勒比地区的和非洲的文学和文化。

这当然主要是曾任该校副校长的苏珊•巴斯奈特的直接干预的结果。

众所周知，巴斯奈特也曾经是一位“比较文学消亡论”的鼓吹者，但与斯皮瓦克所不一样的是，她也未直截了当地宣布这门学科的死亡，而是试图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下，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比较文学都摆脱不了翻译，当然她所说的翻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字翻译”之局限，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翻译的高度。

在她看来，既然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文学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因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协调实际上就充当了一种文化上的“翻译”或“再现”。

近几年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巴斯奈特又将这种文化翻译拓展到了整个传播媒介，她目前主持的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全球传媒研究”（Global Media Studies），在这之下翻译研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巴斯奈特在消解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同时，又以翻译这一手段对之进行了重新建构。

而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斯皮瓦克，其勃勃雄心则远远大于此，因而在圈内产生的影响也就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定位。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比较文学率先作为一门学科在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院设立，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大都出自外文系（台湾）或英文系（香港），其中绝大多数教师都在英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些专职或兼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理论的严格训练，并有着广博的多语种文学的知识。

而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学系所的教师和研究生，虽然也不乏外语好的，但主攻的仍是传统的中国文学。

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一门从国外“引进”的学科，直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跨越了国别、语言、学科以及文化传统的界限。

因此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首先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否则你是上不了课堂的，即使侥幸上了课堂也会被选课的中外学生轰下讲台。

当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有例外：有些学校的比较文学系与英文系合为一体，如在几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但在更多的学校则单独设系或建立一个跨越系科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最近几年，由于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领地的“侵犯”，不少原先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时也从事包括传媒和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些学校，如杜克大学，从事多语种文学教学的系科干脆叫做文学系。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有众多的文学和文化学者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则是加入比较文学学会的学者并不多，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界内部仍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他们仍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应具备的语言技能和多语种文学和多学科的广博知识。

一些大师级的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学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以及斯皮瓦克本人等，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其著述大都涉猎多门学科：詹姆逊的行文风格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受到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而他本人则长期在耶鲁大学担任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米勒曾经是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对法国思想大师的理解基于他对原文的细读，最近几年来，由于他频繁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国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宣称，如果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至于后殖民理论大师斯皮瓦克则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多种语言文化之优势，除了她十分精通的英法两种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掌握的语言外，光是她的祖国印度的几种语言的优势就使她完全有资格从事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

因而与这几位大师相比，不少本人想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国别文学研究者不禁望而却步，迟迟不敢进入这一神圣的殿堂。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实际上包括了英语文学以外的其他语种的文学，因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也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素质：至少掌握（除英语之外的）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和外国文学知识。

否则的话还谈什么比较文学呢？即使是在一些英美大学，外国文学课的讲授往往是通过英文翻译的，但阅读英文文本或用英文写作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比较的因素。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英语(English)现在早已经超越了专为英美等国人民所使用的一种国别语言，而成了各国人民用以进行交流的“国际性的”语言，不同的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而改用英语进行交流。

当然这一方面加速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这门语言自身霸权的消解和裂变：由原先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变成了带有地方土语和不标准发音及语法规则的当地“英语”(englishes)，或者干脆充当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话”之角色。

因此不同的教授用带有不同音调和乡音的“英语”讲授文学课，实际上也在进行一种基于文化翻译的比较。

其次，就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