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期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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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时期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作者：黄才贵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03期

摘要：清代康雍乾时期派到贵州地方官员的奏折、疏言、著述和皇帝的上谕、朱批、圣旨等所构成一系列对治理贵州的决策及实施过程，正记述了对贵州山地、山地民族和山地文化及其特征的认识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贵州山地文化观，在贵州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贵州 山地 民族 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3-50-56

清代康雍乾时期，将贵州纳入全国的统筹视野，改土归流，卫所改制，“化外”转型，扩大政区，移民垦殖，注重“苗例”等一系列对治理贵州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正记述了对贵州山地结构复杂、山地民族多元和山地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过程。三朝皇帝及其派到贵州的地方官员，从不同视角认识贵州山地文化特征，形成了对贵州的不同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构成具有时代特点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一、解读山地特征，转变施政理念

贵州山地是“具有一定海拔、相对高度和坡度的高地及其相伴谷地、山岭等所组成的地域。”其地域的特点，又取决于诸多要素的总和及其与地方差异相联系的社会多样性，以此形成山地文化特征及其机制。认识贵州山地文化特征，析难择易地破解其要点，对转变传统观念包括施政理念和价值观念都有重要作用。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首任贵州巡抚赵廷臣，谙熟黔“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淳，土无货殖……从古不入版图”；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行省后，仍是全国既“非无田之患，而无民之忧”又“风土艰于禾稼，惟耕山而食”的荒服高原。他特向皇帝疏言：贵州“盖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而风俗无不可移之乡”，务必深入改土归流和加强卫所改制。康熙时来到贵州的地方官员，多强调其山地文化特征中的“耕地”、“人口”、“道路”等不利因素，借以说明地理环境与无作为的关系。康熙三十一年（1692）底，调任贵州巡抚的阎兴邦认为：黔省为“割楚粤川滇之剩地……十一府皆苗多民少，椎髻侏口……则风俗难同也”。而且，黔地“土田确硗，户口寥落”，“同于瓯脱”。上任三年后的贵州巡抚陈诜上奏：贵州苗人“各种相聚不一，其（地）方隔一重山即换一种苗，故各就其类，设土官以统率之……通省土司、苗蛮，地方居址疆界。”特别是“九股生苗……其地颇肥饶，然阻绝声教”。康熙朱批：“土司种类最繁，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地民情治之，断不能行，历来如此……只以不生事为主，若多事，必致尾大难收。”在此之前，对于“生事”的封疆大吏云贵总督蔡毓荣和贵州巡抚卫既齐，康熙帝皆加以严惩。同年十一月陈诜又奏：黔境“山多陡绝……古荒童秃，全省皆然，所劝垦龙源期刊网

辟……代年耕废，民不以为恒业，故未敢令其报垦”。因此，多向朝廷讨要优惠政策，增加拨款。贵州巡抚刘荫枢曾奏：“黔省山多民少，地丁税课每年征收仅八万有奇……去年连具二疏，请于三十八万之外多拨二十万两到黔……则地方兵将官民俱受宁静之福矣。”雍正继位，全国人口已超两亿。他深感“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特谕各省“尽地利，尽人力”，劝民垦殖。贵州荒地甚多，地方官员观感山地文化特征中“自然经济”、“资源先占权意识”、“排他性”和“保守性”等因素，寻找有作为的切入点。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贵州巡抚毛文铨、云贵总督高其倬和贵州提督赵坤上奏：古州八万“其地历来未入版图，不纳赋税……其内稻田甚多……闻其内总头目……向时风俗极为浑朴并不多事……然颇收留湖广、江西之汉奸及贵州犯事逃入之苗不肯放出，其中识字者甚是敬重……臣等现在暗暗密行设法查得其确情，如果应防范或可招降即再行会同密商。”雍正朱批：“极好之举”，“慎重而行”。石礼哈到威宁任总兵，几个月后就向皇帝连上十几条密奏，讲到各衙门对新开垦地亩和收粮数目都有秘账，建议全省清查。还建议开辟威宁府“地土平沃”的稻田坝和阿底八仙海子以及开采铅锌矿等，在贵州山区找到了贯彻落实雍正垦殖足食的国策，皇帝大加赞赏。世宗宠臣鄂尔泰更以亲身经历密奏：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贵阳省（城）起程，过威宁镇至东川府，此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并无村寨，并无民居……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者，则以地近凶彝，徒赍粮以资寇盗，故民不肯为，官不敢问，而近城数十里内肥沃之土亦半抛荒。”地方官员所报情况，为雍正开发贵州山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乾隆元年（1736）七月，高宗鉴于新辟苗疆出现的苗民起义及其表现的“崇尚个性”和“天命观念”的贵州山地文化特征，发布“永除新疆苗赋”的谕旨，强调“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并对驻守弁兵，严加管理，谨守法度，“毋得生事扰累”。乾隆二年，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琼奏：“贵州于深山邃谷招募屯田，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目今残败之余，潜居岩穴，觅食维艰，待至秋成，必聚众拼命为变”。高宗责成贵州总督张广泗“留意”处理。乾隆六年，署贵州总督云南巡抚张允随奏称：“黔省地鲜平畴，凡山头地角，零星地土，及山石搀杂，工多获少，或依山傍岭，虽成丘段，而土浅力薄，须间年休息者，悉听夷民垦种，永免升科。”同年，又有黔湘桂苗民起义，高宗深感这三省之地“一事甫定，一事又起”，“看来苗疆之地，未得善策”。雍乾两朝要员湖广总督孙嘉淦奏：有说“楚粤滇黔皆有苗瑶，时或蠢动，佥谓野性凶顽，难以驯服。今臣亲至苗寨详加视察，乃知苗瑶之可悯而易化也。苗人最善种田，山头石角无不垦艺，兼善盖屋，曲室重楼，结构完密，比户皆有事业，以长子孙。又其语言文字，皆与华通。臣尝传集其头人而训诲之，凡臣所言，皆能通晓。所过峒寨……其愿谨如此。本不应叛逆之事，而时或有之者，则由经理之未善也。”

二、把握施政方针，切实对贵州经管

贵州从建省时的“蜂腰”型版图，到雍正十三年（1735）扩展成“荷叶”型版图，既是康雍乾三朝在释读贵州山地文化特征中对其施政理念的具体升华，又是从社会多样性走向社会一致性的典范，反映了中原文明缘何与西南高原文明相处的历史事实。 龙源期刊网

贵州山地的战略地位，在唐宋至元明清显得极为重要，曾起到“东阻五溪，西控六诏，南连百粤，北距三巴，绥服要区，坤为重镇”的作用。元代效法秦汉推行的“郡国并置”和唐宋时的“羁縻”制，在取得云南后即实行土司制，建立连接“大都”的“站赤”。明代为取得云南，先实行土司制，再实施卫所屯田制，后进行改土归流，建立贵州行省，强化“一线道”及与邻省的驿道建设。但自建省以来其财赋一直名列全国倒数第一，“不及中州一大县”，曾有撤消贵州行省的争议。终因上不违祖宗之成法，下不贻边境之后患，“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而得以保留。巡抚田雯曾建议增益幅员以摆脱困境，但条件不备而作罢。

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总督云贵事务，拟将“化外”转型为重点，改土归流、卫所改制、扩大政区、移民垦荒，详筹缓理，一并解决。他密奏：云贵两省地少山多，水旱均平，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又近苗界，“若果土司遵法，彝人畏伏，将不招而来者自众。故臣必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制苗为急务，诸事不防迟，但心不可懈，不可促迫为之。”雍正圈点赞同，逐一实施。

1.“化外”转型

清初，贵州除流官、卫所和土司统辖地及少数边界零星的“生苗”地外，还有在历史上形成集中连片的三块“化外”之地，即以今苗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为主的又以村寨为基础的由寨老及议榔或合款头人为首的“各有风俗，制法不同”的自立自主区域。也就是黔中南麻山和花山地区，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地区，黔东北腊尔山地区。雍正采取剿抚之策，设厅驻兵，占地屯田，编户征赋，以达到求新求变和光耀史册的转型目的。

黔中南“化外”地，共有“生苗”两千余寨，“周围千余里皆为生苗盘踞”。鄂尔泰用兵的首选地长寨，以前任在此设防受“仲苗”阻拦为由，于雍正四年（1726）五月兵分三路，在一个月里取得速胜。对所报奏折，都得到雍正朱批赞赏。遂设长寨营，移贵阳府同知分驻，并配合周边改土归流一同治理。

黔东南是贵州三片“化外”地面积最大者，“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地处黔湘桂三省要冲，是世宗经管的重点。雍正五年三月，先重兵会剿三省坡“谬冲花衣苗”，使周边十余寨归附纳粮。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贵州巡抚何世瑾奏：“臣同督臣鄂尔泰会，饬文武加意抚恤，古州八万一带生苗感动，其向往自新之机以徐议，夫绥缉整饬之法经臣指奏明，嗣闻该地生苗有愿受约束之意……黎平府知府张广泗、黎平协副将李登科、申称职等，于九月二十五日进至八万里古州地方各寨，苗人无不远来叩接，齐集款场……申明条约……八万里古州理属生苗，而地方平坦，咸勤耕凿，各有生产；缘向无管辖，不隶版图，不供赋役，几同化外。八万里古州之外尚有九股黑苗，地广寨多……设法招徕……尽化为服教奉法之民”。雍正朱批：“欣悦览之。”

实际上，升任贵州按察使的张广泗已在不断用兵推进。鄂尔泰更以“封疆大吏不可推委之责”，主张“如长寨、如泗城、如乌蒙镇雄、如镇沅威远、茶山卓里等件，虽多人劝阻，诸务艰危，而立意不回，誓欲扫荡者。”雍正认可，支持鄂尔泰、张广泗用兵，“静候捷音”。接着，龙源期刊网

鄂尔泰奏疏：“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距（居）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随即，雍正部署贵州及周边省的兵力进剿，欲调江南几省兵力作后备，并派钦差督察。从雍正六年由张广泗率兵围剿八寨，至雍正十一年贵州提督哈元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历时五年，经大规模用兵围剿，先后设置“新疆六厅”，分属镇远、黎平、都匀三府。各置土弁管理，同设九营、二十九汛、七十八塘，将全省半数以上的兵力移驻苗疆镇守。除都江厅置上江协外，其他五厅均加置卫堡，占地屯田。其中，古州厅设左右两卫辖30堡，共安军2519户，每户授田24亩，“尽夺生苗衣食之地”。

黔东北之“化外”地，“周千二百里”。地势险要，东达湖湘，西通黔桂，北连渝鄂。从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多次征剿，设置军事行政建制，于黔东北正大营置铜仁理苗同知。雍正八年（1730）再次讨平，移正大营铜仁理苗同知为松桃理苗同知，并移铜仁协驻松桃，湘鄂渝地亦同时治理。

凡“三不管”地方的苗民，迫于清兵的威力陆续归附，至雍正朝完成了对贵州的同一政区建置。特别是黔东南“化外”地，当雷公山区还硝烟未息，鄂尔泰已疏报：“黔省黎平、都匀等处生苗，共二百七寨，归化供赋。”在雍正朝测绘的《皇舆十排全图》中，于先《皇舆全览图》对应空白处填上了新归化的八寨等地名。

2.改土归流

土司领地，实质上是“别立君长者”的“化外”区域，占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贵州，明代设置大小土司220余家，清初曾减到170余家，到清乾隆以前又增至250家，但位高权重者先已改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者数量大减，而保留土司多受当地流官监控。尽管如此，贵州改土归流的区域仍较广，相当于全省大部分所设府州县之辖地。除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的“废思”和“平播”外，清顺康雍三朝是贵州改土归流使政区变化最大的时期。顺治十八年（1661）“平马乃”设普安县隶安顺府，康熙三年（1664）“平水西乌撒”，设的四府及康熙二十四年平定三藩后对参与作乱土司进行废土设流，均依前代之法运作。维雍正时的改土归流，则纳入一揽子计划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