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海上保险告知制度

第18卷第1期 2019年2月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ersit^ (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18，No. 1

Feb $ 2019

文章编号：1671-70/1 (2019)01 &001-08再议海上保险告知制度何丹(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武汉430072)

摘要:海上保险告知制度是保障海上保险当事方利益、促 进海上商事活动和保险事业发展的核心制度。国际实践 中，告知制度的模式、遵循的原则、义务主体和告知范围等 方面规定不一致，使得具有国际化特点的海上保险在适用 法律上面临诸多难题。尽管新修订的《2015年英国保险

法》对现代海商和保险的发展努力做出规则回应，但告知 制度仍存在完善空间，如混合告知模式、最大诚信原则的 “双向性”要求、告知义务主体为合同双方、告知范围遵循 “理性被保险人”标准等。此外，海上再保险作为海上保 险的保险，告知制度同样重要，应当与海上保险一同适用。 关键词！海上保险告知制度;2015年英国保险法；最大诚 信原则；海上再保险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志码:A

当今商业保险发籾于海上保险，早在中世纪 时期的英国，海上贸易产业就极为发达，由此带来 航运立法和海上保险的蓬勃发展，其中告知制度 是海上保险规则的核心。海上保险告知制度既是 保险法的问题，也是海商法的问题。随着海洋经 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权威的《英国1906年海上 保险法》的告知制度早已不合时宜，因此《2015年 英国保险法》对此做了修订。在当今海上保险产 业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 却规定了不同的告知制度，所遵循的准则、适用主 体及范围等都存在立法缺陷。！我国《海商法》修 订在即，有必要从理论和规则层面厘清海上保险 告知制度，从而不仅为我国保险立法和司法实践 提供参考，而且为国际社会供给海上保险规则。

因此讨论海上保险告知制度是极具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的。

一、海上保险告知制度及其立法价值(一）告知制度的内涵海上保险告知制度源自英国著名判例Carter

v. Boehm。"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射悻合同，双方

的合同给付义务以合同约定海上风险的存在为前 提，但“风险”本身并不受当事人控制，也难以实时 ， 此时就 大 期在风险认识上对是否订立保险契约以及如何对风 险承保达成一致。根据《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 法》的规定，海上保险告知制度是指在订立合同 前，被保险人应将知道的以及在通常业务中视为 应该知道的（known to the assured，and the assured

is deemed to knowevery circumstance)任何重要情 况（every material circumstance )告知保险人，否则 保险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2015年英国保险 法》对告知制度进行了重塑，该法第3条合理陈述义务（the duty of fair presentation)替代了《英国 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19和20条中的相关规 定，増加了 “使一个谨慎保险人（prudent insurer) 能够进一步询问以披露重大事实（Lo the purpoe

of revealing thos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 + 的规定。 由此可知，海上保险告知制度的核心内涵是做出 “告诉”的行为使相关人“知道”，并促成合同的签

收稿日期:2018-11-05作者简介:何丹（1991 -)，女，博士研究生；E-mail:hd540806868@163.c〇m

①例如，我国《海商法》第222条规定了无限告知的义务，但《保险法》第28条规定了询问告知的义务。 "Carter v. Boehm (1766) 3 Burrow 1905，97 E. R. 1162.2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

订，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海上保险告知制度在海上商事活动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首先，告知制度能够保障海上保险 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海上保险告知制度的设 立是为了确定保险人能够更好地承保海上风险，

促进海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建 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推进合同双方更好地合作。

其次，海上保险告知制度可以缓解被保险人承受 风险的压力和对未知损害的担忧。披露重大信息 可以弥补合同双方的信息空缺，尤其当风险增加 时，告知制度可以保证保险人对风险评估迅速做 出判断，被保险人则可以安定地将精力放在海上 商事交易的其他方面。一旦合同约定的风险发 生，损害便可以通过巨额保险金来填补，避免了被 保险人陷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破产的后果。最 后，告知制度可以保证海上商事活动的可持续性。

因为海上商事活动充斥着巨大的风险，海上货物 运输常常遭遇不可预见的灾难，若当事人未尽告 知重大信息的义务，海上保险合同将可能归于无 效或被撤销，从而造成海上交易中止，合同双方身 陷长期的纠纷索赔，不仅增加了每一当事方（包括 货主、买方、承运人、船方等）的成本，而且破坏了 海上商事活动的可持续性。(二）告知制度的立法价值1.公平公正有了不同的内涵海上保险告知制度在于 保险 系 中 当事人享受到法律上公平公正的对待。公平公正 的法律价值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因为公 平公正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一百多年 前的海上时代，由于生活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人 们预测和掌控风险的能力有限，保险人只能根据 保险 的 海上 险 保， 此当时 的海上保险告知制度 保 保险 的利方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如今，科技开辟了多 种获取信息的渠道，同时提高了人类预防和处理 海上风险的能力，过去倾向于保护保险人的告知 制度如今看来缺乏法律上的实质公平。为回应新 海洋时代，英国在《2015年英国保险法》修订过程 中着墨体现了新的公平公正理念，例如在第3条 合理陈述义务中重塑了告知制度，可以理解为陈 述（presentation)应当是一种合理公允、公正（fair)

的行为。实际上，作为合同一方的保险人本就应

在保险合同的任何阶段都积极推进合同的顺利履 行，而不仅仅在理赔阶段发挥作用或以被保险人 未尽义务而拒绝赔付。因此，海上保险告知制度 应当重新审视合同双方的法律地位，考量当下的 海上社会背景，增加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保险人的 义务，将公平公正融入具体规则中。2. 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衡量据《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如果一

方未完全履行告知义务，即使未告知的事项与事 故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保险人也有权直接解除 合同。这是由于过去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信息 不平等，寻求投保的一方（如货主）最熟悉可能产 生的 险， 此 保 最大 则来告知保险公司所有相关的情况。例如NSW Medical Defense Union Ltd v. Transport Industries Insurance Co Ltd—案中对海上保险法阐明了法定告知义务

的内容，无论承保方是否做出告知要求，投保方都 应向保险公司告知与风险有关的所有相关信息。® 在1928年Rozanes v. Bowden —■案中，法院认为 承保人对保险中涉及的各种风险难以全面了解， 甚至 无 知， 保 知 的 面。"在过去的国际实践中，出于保险人客观上风 险不 知性和 ， 保 或 保险人施加了更重的义务以此平衡双方的利益。如 今的海上时 ， 于 在 立 的不 利于 保险 的 ， 保险人则只能根据被保险人的陈述对风险进行评估的 说辞是一种感知的而非现实的论调。实际上，被 保险 不知 保险 ，

之间 不 的 法 保险 于更具优势的地位。[1]因此，过去的利益平衡理论显然 造成了双方实质利益的失衡状态。法律上的权利 义务应当具有一致性，若过于维护保险人的权益 和单方加重被保险人的义务，将可能为保险人恶 意拒绝赔付提供行为便利和法律依据。3. 体现效率的立法价值在海上保险 立 ， 为保险保险 的的 ， 更 地 于

① NSW Medical Defense Union Ltd v Transport Industries In­surance Co Lt(d(1985) 4 NSWLR 107.② Rozanes v. Bowen. (1928) 32 Ll L. Rep. 98.第1期何丹：再议海上保险告知制度3保险人的告知。例如，当投保人在航运过程中对 船舶进行投保时，由于船舶时常处于航行使用的 状态，保险人无法对船舶状况进行实际检测和了 解，对承运人是否保证船舶处于适航状态的认知 也十分被动。若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向保险 人告知所知道的船舶的所有信息或者保险人也未 向被保险人询问所需的相关信息，很有可能导致 发生风险后证据难以搜集的情况，从而拖延海上 交易活动的进程，降低交易效率。再如，当投保人 对货物进行保险时，保险人往往对货物的实际状 况知之甚少，也难以一件件亲临检测，尤其当货物 已转移至承运人手中时，保险人更无权直接对承 运人提出检货要求。因此，告知制度可以避免保 险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搜集重大信息和调查 相关情况，极大地提高了海上交易效率。二、海上保险告知制度存在的问题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存在都取决于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推进，海上保险告知制度也 不例外。在考察告知制度是否合理地适用于当下 社会时，除了应当立足于其应有的制度内涵和立 法背后的法律价值，还应当依赖于海上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但笔者发现，目前国际上对告知制度 的多数规定已不合时宜，尽管海上保险告知制度 是法定的，在遵循原则、告知方式、义务主体和告 知内容等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最大诚信原则尚存争议海上保险告知制度遵循最大诚信原则（utmost good faith/uberrimae fidei)的要求，是最大诚信原 则的基本体现。最早使用“最大诚信”是1798年 的WoAf 9 Horn castle案，同时期保险判例或著作 中含义相近的词还有the greatest good faith，the most abundant good faitli，the most full and copious good faith，perfect good faith，full and perfect faith等。[2]42《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最早对最大诚 信原则做出明文规定，是成文法中最大诚信原则 的最早体现。然而最大诚信原则自身的存废问题 频频引发学界探讨，有学者提出最大诚信原则不 应该含有“最大”，因为诚信没有大小之分。！在 实践中，该原则是否为保险法明文规定或是否隐 含在合同中的问题尚存争议，如何具体适用在告 知制度中也较为模糊。表1对部分国家（包括普通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法是否以及 如何适用最大诚信原则进行对比。在国际实践中，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遵循英 国的做法，在海上保险中引入最大诚信原则。而 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德国、法国等）在保险法中 未明确规定最大诚信原则，而是遵循民商法中的 诚信原则，但在实践中告知制度仍然以最大诚信 为准则。由此看出，最大诚信原则并未被当今时 代所淘汰。(二） 告知方式滞后于时代发展海上保险合同基本上都包含了告知义务条 款，但告知方式并不统一。目前国际上存在三种 方式，即无限告知模式（主动告知模式）、有限告 知模式（询问告知模式）和混合告知模式。无限 告知模式起源于判例Carter v. Boehm，具体表现 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1款，6口 要求被保险人主动告知其所知或应知的任何重大 事实。我国《海商法》也规定了被保险人的无限 告知义务。询问告知模式最早出现于1908年的 《瑞士保险法》中，是指被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明 确要求履行告知义务，所告知的内容以保险人询 问的告知事项为限。德国保险合同法和我国大陆 及台湾地区的保险法均采用了询问告知模式，但 在海上保险中却采用主动告知模式。混合告知模 式结合了主动告知模式和询问告知模式，英国 Lambert v. Cooperative Insurance 一■案中的法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