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法治国之秩序及其现代价值

第２７卷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ＯＺＵ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１．２７．Ｎｏ．２　Ｊｕｎ．２Ｏｌｌ　

儒家伦理法治国之秩序及其现代价值　

胡　光　，张　怡　

（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６；２．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河南焦作４５４０００）　

摘要：儒家伦理法是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其独有的治世功能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对脱胎于封建社会的现代中国仍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伦理法；治国秩序；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Ｋ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４６５（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４５—０３　

儒家伦理法是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　正统法律，其独有的治世功能对中国历史及现代社　

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儒家伦理法的相关　

内容来探讨其治国理想的秩序并从其与现实冲突的　

角度来分析其现代价值。　

一、儒家伦理法的内容、原则及特点　

（一）内容　儒家伦理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　

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其最根本的内容莫过于“三　

纲”和“礼”。“ｊ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董仲舒把“三纲”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　主从关系说成是“天”的意志，即所谓“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　。他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将“三纲”　

中的“主从”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他说：“君臣、　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三纲”自董仲　舒创立以来，经过其演绎和发展已成为地主阶级统　

治人民的重要工具，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　的思想武器。此外，在封建儒家伦理法中还存在着　

大量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维护“礼治”的内容，如：　“八议”、“准五服以制罪”、“存留养青”、“官当”等。　

纵观儒家伦理法发展的整个过程，“礼”是最根本而　

且贯穿始终的内容。“礼治”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中　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且在整个中国古　

代文化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所特有的文　化产品。曾有学者这样评价说：“在世界历史中，没　

有任何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生命力可与中国的‘礼’　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儒家伦理法的核心内容便　

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礼”，只是在原有“礼”　的内容上加上不同时期的历史特色（“三纲”便是　

“礼”的基本内容时代化的产物），便形成了儒家伦　理法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容。　

（二）原则　

儒家伦理法的立法和执法原则是“三纲”。在　“三纲”根本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任何法律的制定　

和执行都不能违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的精神原则。因此，大量的法律都是依据“三　

纲”的精神来制定的，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十恶”大　

罪，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是有关威　胁、损害皇权危及封建国家的政治性犯罪，“不道”　是有关严重威胁封建秩序的行为，“恶逆、不孝、不　

睦、不义、内乱”是有关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　由此可见，这与“三纲”内容实质是一样的。中国古　

代封建社会拥有重和谐的价值趋向，而“三纲”的内　容正是为维护等级有差的和谐秩序所设。通过“三　

纲”原则的立法约束，家族宗法伦理秩序可以达到　

和谐理想，从而使得整个封建社会达到理想秩序，使　得封建统治得以延续。所以，“三纲”是儒家伦理法　

的总原则。　（三）特征　儒家伦理法作为中华法系的本质特征，而别于　世界其它法系，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伦理　法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　

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　也。”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　之间关系的概括。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作者简介：胡光（１９７９一），男，河南新乡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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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也。”　］‘学而》＇　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仪教化，则天　下太平盛事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对于法律来说，其　

刑罚的惩戒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法律只是用以维护　

“礼”在社会生活中正常实施的工具。因此，统治者　统治国家应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　

格”，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第二，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和睦和亲　

情。儒家伦理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　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其主要表　

现是中国古代历朝法律特别是在法律儒家化之后，　

在处理亲属和相关成员之间的杀伤、侵犯、奸盗等行　为时，按照“五服治罪”的刑罚原则来执行。　

第三，注重纠纷的调解，使社会趋向无讼的状　

态。儒家伦理法强调的“和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　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它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孔子日：“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　无讼乎！”［　］《颜渊》＇　”其意就是主张人们都应该尽量　

克制自己的欲望，按照自己应有的身份去处理事情，　

不可僭越礼制，如果有了争讼，大家也要互相妥协和　

睦相处，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二、儒家伦理法治国之和谐秩序及其与现实冲　突的原因　通过对儒家伦理法相关内容的了解，可以发现　

其治国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正因为儒家伦理法以“礼”为　主要内容，所以，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强调存在于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强调　

存在于社会中的贵贱和上下的分异。而这两种分异　

正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于是，儒家伦理法治国　思想的思路就在于维护这两种分异从而达到“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　

臣忠”　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之所以　奉儒家伦理法为上，其原因也在于此。　

笔者认为儒家伦理法其实质也就是“礼法”，正　

因为有了“礼”这样一种维护社会差异的工具，这种　理想秩序才得以实现。“礼”作为维护社会差异的　

工具，可以从以下几句儒家经典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故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　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　王制篇　・　。；“故先王案为之　

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　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草辱篇　：“上下　

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　之经也”　五　。董仲舒认为礼者“序尊备、贵　

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　

・４６・　也”　《奉　。这样的语句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数不胜　

数，从中也可以看出“礼”是为了区分差异性的，是　

因人而异的。所以贵有贵的礼，贱有贱的礼，尊有尊　的礼，卑有卑的礼，长有长的礼，幼有幼的礼，任何人　

都不能超越等级去选择与之不相当的礼，否则，便为　

非礼。　

（一）儒家伦理法治国之和谐秩序取决于君臣　

的个人品质　儒家伦理法是以“礼”和儒家思想为基础来治　

理国家的，而儒家思想又特别偏重于“人”的因素。　

“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６ｊ８　的儒家经典语句也是注重从　

对个人“身”的修养，以达到“天下平”的目的。何谓　

“身”，即品质的意思。“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　

人。”　意即在治理国家时，除了要制定公布于世的　

成文法律，还应特别重视贤人、圣人在治理国家中的　

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圣贤和品德高尚的官员才能治　

理好国家。中国历史上历代推崇儒家思想的大儒　们，其思想无不包含“人治”的内容。孔子在其思想　

中提倡“为政在人”的“人治”，特别强调统治者的个　

人品质问题。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　不正？”　颜渊　孟子主张“贤人”和“良法”并重的治　

国理论，他的名言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０￥９　离娄上　他认为在有良法的前提下仍然要　

有圣贤去推行，这样才能实行“仁政”，这是一种贤　

人和良法兼重的理论。此外，董仲舒和朱熹也提倡　该理论。董仲舒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　

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只有“圣人之性”才能治　

理国家。朱熹更是将“人治”论推到了极端，他认为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旨在得人。　

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　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ｍ］卷ｍ　论治道’“固是法也待　人而行”　加　卷　’　论治　即在事实上不可能制定出没有　

弊端的法律来，所以治理国家归根到底只能靠圣人　

贤人。　

从以上儒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在封建君主专　

制及儒家伦理法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君臣的个　

人品质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君臣的　品质好，则会出现治世。其最突出的例子是唐太宗　

时期的贞观之治。太宗时期，由于其本人认识到自　

身的品质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他说：“古来帝王，以　胡　光等：儒家伦理法治国之秩序及其现代价值　

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亡　亦促。”…　所以他兼听纳谏，唯才是举，用法宽简；由　

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直言正谏，依法科罪，才出现　

了这个大治之世。此外，像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也都　

与君臣的个人品质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样，如果君　臣品质低下，贪图奢华，则国将大乱。八王之乱、安　

史之乱等便是其最好的例证。　

（二）儒家伦理法治世思想与现实冲突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制度中，皇帝和君主是国家的最高　

权威，他们集行政、立法、执法、军事等几乎所有权力　于一身，是国家制度、国家法律包括国家官员的设置　

者和任免者，皇帝的诏令具有比成文法更高的法律　

效力。统治者利用儒家伦理法的内在本质“礼”来　调整和约束整个社会和等级的差别，企图通过这种　

稳定差别的治国思路以达到治国的和谐。所以，儒　

家伦理法所向往的治国之和谐秩序往往被皇权至上　

占主要地位的现实所掩盖，从而使理想与现实产生　

了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　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皇帝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　

法律的实行者和监督者，皇帝犯法是不会受到任何　

法律的约束和制裁的。由此可见，儒家伦理法虽然　

具有和谐的治世功能，但往往现实秩序取决于统治　

者而不是法律。　三、儒家伦理法现代价值的反思　儒家伦理法对脱胎于封建社会的现代中国的影　

响依然深远，其表现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一）儒家伦理法的积极影响　首先，儒家伦理法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法治建设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精神源泉。现代社　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观念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追求自由和平等成为当今人们口中　

最为时髦的语言，笔者并不反对在新环境下去追求　

新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应当也必须符合中国的　历史和国情。儒家伦理法是以“礼治”为治国总思　

路的，而礼所确定的宗法伦理、等级秩序以及“亲　

亲、尊尊”的原则对今天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仍　

然具有社会指导意义。　其次，儒家伦理法在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生活　

中的一些具体要求和原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　富。如“刑罚世轻世重”原则是统治者长期统治和　

用刑经验的结晶。其对后世乃至现今我国在刑法适　

用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为儒家伦理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