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案小说看我国古代侦破术

1 从公案小说看我国古代侦破术

中国的刑侦技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果辉煌。这些刑侦技术不仅存在于秦代的《封诊式》和宋代的《洗怨录》这类刑侦科技的著作中，而且大量地存在于我国古代公案小说中。探索古代公案小说，研究其中的侦破技术，不仅可以领略—般艺术作品所没有艺术奇趣，还可以了解古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办案方法。古人的办案经验和方法虽然有着阶级和时代局限，但其中也有不少侦查和审案方法，诸如查色辨奸，推理析疑，巧用计谋，靠证据决狱等经验，值得今人去思考和借鉴。

察言观色法。断案的前提是判断犯罪嫌疑人、受害人、证人言语的真伪，言语真伪可以通过副语言、体态语和话语内容来识别。对于副语言和体态语，我们可以通过察言观色的方法来捕捉信息。

当一个“罪犯”被带到公堂上的时候，审理官吏总是用他那威严的目光扫视其神态和服饰，力求从直观的第一印象初步判断这个人是罪犯还是无辜。古人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的。心理决定行为，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古人办案，不仅通过分析、观察犯罪嫌疑人的眼神、表情、语言、动作来了解其真实的犯罪心理，还往往以此识别真假犯罪人，推断案情的是非曲直。如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所说：“凶残之人，气貌当异”，“其色非常，其言有异，必奸诈也。”因此，“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尚书·吕刑》也记载：“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⑴ 。“一曰辞听，观其言出，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赦；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耳听，观其顾视，不直则毛。”⑵所谓五听法，就是侦察、审讯案情的人，在侦察、审讯时要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语言、脸色、呼吸、听力和眼睛。

一个人是否犯罪，心态是不一样的。未做案者，心地坦然，即使遭受意外灾祸而神情紧张，眉眼中也会透露出一种善良的气质和纯净的心态；而犯罪者，身上总有—股凶气，有恐惧、惊慌、疑虑等等难以掩饰的变态心情。所以，察颜观色，窥伺内心，不失为断案的一种辅助手段。

如《折狱龟鉴》载：“郑子产闻妇人哭，使执而问之，果手刃其夫者。或问何以知之，子产曰：‘凡人之于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惧，即死则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⑶郑国子产就是根据观察其表情：“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惧”进行推论，然后审讯取得供词，从而判明该妇是“手刃其夫者”。就整个破案过程看，最初的观察细致入微，推论合乎逻辑，最终的决断依靠事实，这正说明他办案有方，能透过蛛丝马迹释疑捕奸。

每个当事人都有独特的神态，每个审理官吏都可能运用这种方法，但对第一印象作出正确判断，这并非易事。这里，表面上是直观印象，实际上作出错误判 2 断也是常事。以错误判断作为断案前提，那就遗害无穷了。所以，印象毕竟是印象，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信息，不能作为办案依据，更不能把它变为先入为主的成见取代实地勘察。

调查取证法。

调查研究是断案的基础工作。古代杰出官吏断案时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往往去实地勘察，寻找痕迹物证，为扑朔迷离的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创造条件。

《怯懦人避祸偏逢祸 伽蓝神无言胜有言》⑷描述伽蓝殿僧人被杀一案，王仲因路过此殿躲雨而被当作凶犯。包公复审此案发现疑点，亲往现场勘察。在现场发现一把厨子用的剔骨尖刀，从而为整个案件的侦破找到一条有力的线索。他从剔骨尖刀推测到作案者可能是厨子。然而县里厨子甚多，凶手究竟是谁呢?于是包公把全县厨子都招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有一个厨子是枝指(即俗称六指)，和伽蓝殿神像背上的血指印完全吻合，由此抓到凶犯。这个案件的调查深入而严密，包公抓住了案发现场伽蓝神像身上的血指印，为案件的侦破寻找到了突破口，然后进行排查，最后一举破案。

古人懂得，搞调查研究，不能止于作案现场，而要贯穿于案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精干的办案官吏在现场获得证据后，顺蔓摸瓜，跟踪追查，直至水落石出。《勘皮靴单证二郎神》⑸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宋代道君皇帝的妃子韩夫人有病，暂居杨太尉府中疗养。忽而发现有一位装束像二郎神模样的神秘人物日来夜往和她幽会。这是“奸淫天眷”，岂能容得!杨太尉便请法师捉拿“妖人”。一天，法师射伤“妖人”的腿，“妖人”狼狈逃跑。丢下一只“四缝乌皮皂靴”。杨太尉便命开封府查清靴子的来龙去脉。他们首先查出此靴是任一郎店里卖的；随即到任—郎店又清查出此靴是蔡太师府张于办定做的；再到蔡府询问，又了解到蔡太师将靴子赠给了门生杨知县；再追查杨知县，他又说在二郎神庙进香时献给了二郎神。至此，靴子的踪迹查清了。那么，究竟是“神道一时风流性发”到人间作爱，还是什么妖人从神脚上脱下此靴去为非做歹?为进一步查清案情，缉捕冉贵化装成卖杂货的，到庙的四周村落细查密访，终于探明造孽者是庙官孙神通。这个案子的调查过程很复杂，其中有很多调查取证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

勘查检验法。对尸体的检验是古代官吏常用的方法。让尸体说话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利用对尸体的检验不但能查找尸源，辨别死因，也能从尸体上发现犯罪的证据，从而查明真凶，杜绝冤案的发生。《朱垣验查毒夫案》⑹中记载：“济阳少妇周，新嫁王巧。一日妇归宁。而归，明日巧死。翁妪及邻人以巧食所煮粥，而遽腹痛呕泻死也，谓妇毒夫死，讼于官。朱名以粥及所呕者饲狗，狗不死；又召吏审，巧之死无毒状，独齿噤，坚不可启；视其私，则入腹中。吏持银匕，如死者喉验度，出以示众，皆曰中毒非是。朱固问妇巧死时状，始知其一夕三御，早起即饮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叹息久之，谓翁妪及邻众曰：‘是乃死于阴淫寒疾也。欲坐妇毒死夫乎？’”可见对尸体的检验十分重要，也 3 是一种侦查方式，朱垣通过勘查检验审实新郎因房事过度而死的案情，从而平反了新娘毒夫的冤狱。而今法医学的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这给侦查破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事实验证法。用客观事实或我们调查掌握的案件的事实验证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以及报案人所讲的是否是真实的。据《折狱龟鉴》记载⑺，浙江慈溪有一名妇女因偷情杀害了丈夫。为掩人耳目，便放火焚尸，谎称丈夫因失火而死。县令为明辨真伪，便命人取来两头活猪，将其中一头杀死，与另一头活猪一起放在火中焚烧。然后查看两头猪的口腔，发现死后焚烧的猪口腔干净，而烧死的猪的口腔内有大量烟灰。再检查那妇女丈夫的口腔，发现没有一点烟灰，于是推断那妇女的丈夫是被杀死后遭焚烧的。在事实面前那妇女不得不认罪。在这里，县令不为假象和表象所迷惑，谨慎断案，在侦查实验的基础上，依据实验结果公正裁断。

巧用计谋法。在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我们还经常看到审案官吏施用计谋破案。这种侦破方法，更需要智慧，也更富有民族特色。

用计谋获取证椐。古人常用计谋析疑解难。有些案犯非常狡猾，案情隐蔽，

一时找不到人证物证，按照通常的断案方式，难以奏效。聪明的官吏便以巧妙计谋突破他们的层层防线，乃至制服他们。《汪大尹火烧宝莲寺》⑻就是以计谋侦破疑难案情的。宝莲寺是个远近闻名的古刹，传说求嗣最灵。凡去求嗣妇女，只要在庙中过夜，“真个是祈男得男，祈女得女”，汪大尹到任后，听说此事想到：“既是菩萨有灵，只消祈祷，何必又要妇女在寺中宿歇，其中定有情弊。” 他带人到寺中“亲验”，没有查出什么破绽，还是觉得其中有“鬼”。于是他心生一汁，让两个妓女假扮良家妇女到寺里求嗣，身上密带两碗墨汁，夜间如有人调戏，奸淫，便悄悄把墨汁涂在他头上。是夜，两个妓女被分别安置在两间小房里，她们刚刚入睡，便从暗道里钻出两个秃头和尚，强要求欢，两人按照汪大尹的吩咐，悄悄在和尚头上涂上墨汗。第二天，汪大尹把全体和尚集合起来，当场揪出头上有墨汁的和尚，揭穿了佛面兽心的骗局。庙宇是人们崇敬的神圣殿堂，不能随意探访，和尚的作案方式又非常诡秘，是难以侦破的，然而，汪大尹用智慧之火焚毁了这座罪恶的魔窟。

用计谋引出罪犯。《‘尸龟’杀人尸无痕，解谜还需掘墓人》⑼讲述货郎李友暴病而死，其妻李氏对人称是得了心口疼的急病，而其族兄李志仁称，李友素来身体健壮，无甚疾病，二日不见，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会死了？遂报案，要求验尸。尸体除额上有二红点外，无其它异常。后包拯阅览验尸记录，李友额上有米粒大小红肿点，红得发亮，非蚊虫盯咬所致。包公在此记录上停留良久，依多年办案经验，人无外伤而死，除自然死亡外，尸体上总要留有特异处。包公随即差人去找擅长治疗中毒病状的郎中了解情况，得知有一种叫“尸龟”的虫子会有此效，但此虫不易得，坟地里方有。包公遂唤来差人，命他们暗中在七里村附近查 4 访，这段时间坟地里是否出现过被翻掘的事。第二日，包公又令人张贴告示称：多年前从朝廷流入民间的一枚珠宝近日已发现踪迹，七里村掘墓事与此珠宝下落有关，盗窃者如能投案自首，当减轻罪责，否则，凡在七里村坟茔掘墓者一律杀无赦。次日，便有一男子投案，声称并未偷窃财宝，仅是捉一种“尸龟”虫。遂事情水落石出。原来李氏与人勾奸，用此虫将李友毒死。此案的侦破，不禁叫人佩服古人的细致观察力和谋略，张贴告示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转移犯罪人的的注意力，使其自投罗网。可见古人对犯罪心理学知识的利用已经很重视，了解犯罪心理，采用相应侦查措施在当今侦查工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一个心理暗示，可以控制整个局势的发展。只有正确掌握犯罪人的心理，才能制定正确的侦破方法和策略。

心理分析法。古代办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办案方法、手段极为有限，往往采用心理谋略推事鞫情、侦破案件，并且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高明的审理官吏不只察颜观色，窥探当事人的内心，而且善于针对对方内心深处惊慌、害怕、怀疑、憎恨等等心理特征采取侦破对策，测试和验证其犯罪行为。

对于作奸犯科之人，为逃避打击，往往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匿情而作伪”，因此，采取一定方法，促使其暴露出真情实感，就能有利于识别真凶，判断案情。《聊斋志异》中的《太原狱》⑽。在运用“心理侦破术”方面就很突出。小说写的是山西太原有一户人家，只有寡妇婆媳二人。婆婆徐娘半老，但很风流，屡屡和村中无赖鬼混。媳妇劝说，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诬告媳妇和无赖通奸。无赖也一口咬定和媳妇有瓜葛。孙知县难以断定，便想出—法：让衙役在公堂准备砖、石、锥等物，然后把无赖带上堂，让婆婆和媳妇随意取“砖石刀锥”打他，打死人命由知县负责。媳妇仇恨满怀，双手搬起大石头砸他，恨不能—石头将他砸死；而婆婆只拣碎石块轻轻砸出，显出不忍伤害的温情。孙知县遂断定婆婆与无赖有奸。这个案件的顺利审理表明孙知县洞悉人物心态：私通者，必有绵绵的情意；而被诬者，必然切齿痛恨。针对这种特殊心态，采取有效手段使它表露出来，隐秘案情就自然显露出来。

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心虚心理断案，是古代官吏常用的方法。俗话说；“做贼心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犯罪人犯罪往往心虚不定，惴惴不安，侥幸心理和畏罪心理交织在一起，使得其心理活动异于常人，利用犯罪人这种心理，采用一定的方法促使其暴露，就能有效地查明案情。《胭脂》⑾中写施愚山断案，将王氏供出的四五个嫌疑人扒去上衣，置一黑屋子里，“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少间，唤出验视，指毛大曰：‘此真杀人贼也！’原来施愚山事先命人在墙壁上涂了黑灰，毛大不知，他怕背上真的有字，就把背紧靠在墙上，自然他的背是黑的。在这里施愚山利用心理测验方法识别真伪，将此案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