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与唐代瓷器的外销

长沙窑与唐代瓷器的外销 湖南长沙窑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唐代重要瓷窑之一。根据窑址所在地，曾经称之为望城窑(县名)铜官窑(镇名)、瓦渣抨窑。(挖泥土塅、兰家波、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坡拢等地的总称)，现因属长沙市管辖，所以一般称它为长沙窑。长沙窑瓷器由于以釉下褐绿彩和模印贴花为主要特征，因而在窑址未发现以前，人们往往将唐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特别是其中带褐绿彩的器物，误定为"唐三彩"，对不带彩的青瓷又以"岳州窑视之。由于长沙窑遗址的发现，才弄清它既不是"唐三彩"也不是"岳州窑"，而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唐代瓷窑，它的产品在唐代就已远销到了世界各国。长沙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我国陶瓷考古中的重大收获。(注1)

一、长沙窑瓷器所具有的特征 我国瓷器生产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这两大瓷窑系统。长沙窑尽管在当时不如越窑和邢窑那样为文人所称道，然而它却代表了唐代瓷器从注重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

瓷器是由胎、釉、彩三者所组成的，凡是在胎上采用雕、刻、划、印、镂空等装饰方法的，谓之"胎装饰"。这种装饰在瓷面上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花纹，然而并没有增加瓷器的色彩效果。长沙窑的"胎装饰"运用比较多的有贴花、刻划花、印花、镂空等。贴花是先雕出贴饰纹样，制作印模，然后用印模压出一个完整的图案，将它贴在未上釉的胎体上，再施釉入窑烧制而成。常见的纹饰有人物、婴戏、双鸟、双鱼、游龙、蝴蝶、立狮、荷花、葵花、葡萄以及各种图案等。刻划花常用在瓶、匜、壶等器物上。做法是用不同的工具在胎上刻划出各种纹饰和以篦形工具划出多线条的各种图案。雕刻主要是雕塑各种俑和玩具，如猪、狗、牛、羊、凤头等小雕塑品。这些玩具既写实而又夸张，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镂空装饰多见于烛台、熏炉和器盖、器座等部位，有的雕刻与镂空结合使用，更具有立体的艺术效果。印花多用在盘、盌的内底中心与壶、罐的耳和柄上，还有以阴刻戳式印陶模，在器物上印出莲花、莲藕、小鸟等纹饰。 凡在釉料中加各种金属氧化物，在烧成过程中各种颜色釉经过溶合与流动形成花釉装饰，谓之"釉装饰"。长沙窑瓷器的"釉装饰"主要是以铜绿高温釉料涂在乳白色的瓷地上所形成的。长沙窑瓷器以粗线条为主，用绿彩绘制简单的图案：有的浇在器物上部使之往下流淌：有的采用蘸泼方法，形成各种弧线：有的近似远山云雾等天然景色：有的尽管涂釉面积较大，但具有深、浅、浓淡的层次效果。

凡用各种色料在胎上画出花纹的谓之"彩装饰"。长沙窑是釉下彩的首创者，它从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纹饰题材从褐色到褐绿两色相间的斑点图案发展到物态写实。此外还根据褐、绿两彩的不同特点和功能，用褐彩画线、用绿彩起渲染作用的，犹如在纸上先画浓墨线条，再用淡墨渲染一样。长沙窑的釉下彩绘尽管只有褐、绿两色，然而根据瓷画的需要与褐、绿两彩不同的性能，除单一的色绘外，还巧妙地交替戓重复运用，收到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与多变的艺术效果。长沙窑继承了传统的刻划花装饰，发展了北方瓷窑兴起来的窑变釉装饰，开创了釉下彩绘，并将这些技法巧妙结合，形成了长沙窑各种装饰方法综合运用的风格。(图一)

二、长沙窑的起始年代以及与岳州窑的关系 我国瓷器生产发展历史悠久，全国南北各地瓷窑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共同的时代风格。每个瓷窑都经历了产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唐代瓷窑在隋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有些瓷窑延续烧造青瓷，有些瓷窑在烧青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明创造。陆羽《茶经》里记载的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六大青瓷窑就属于前者，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窑，河南地区兴起的"花瓷"窑以及湖南烧制釉下彩瓷器的长沙窑等就属于后者。长沙窑瓷器的发展与其它瓷窑一样有它的来龙去脉，它虽首创釉下彩瓷器，但它的彩绘是在青瓷上面进行的。中国瓷器经过了从青瓷到白瓷、又从白瓷到彩瓷的三大发展阶段。以氧化铜、铁金属为瓷器装饰原料，在唐代就已经流行，"唐三彩"陶器、越州窑青瓷、邛窑青瓷等都广泛采用。青瓷以氧化铜与氧化铁为装饰材料，要求必须在氧化焰中烧成。这是因为氧化铜在还原中烧成红色，而只有在氧化焰中才能烧成绿色。《茶经》所记载的六大青瓷中要以越州窑青瓷为最好。所以在《茶经》中称其为"越州上"。正因为它是烧还原焰而著称的青瓷窑，说明它的烧窑技术最为先进，为了烧制褐绿彩瓷器，它不可能倒退回来再去改烧氧化焰。仅管越州窑最先烧造过褐绿彩瓷器，但用的是氧化焰烧成，釉色泛黄，与越州窑传统釉色大不相同。(图二)

湖南的岳州窑在《茶经》中被列入第四位，在寿州窑、洪州之前。在烧氧化焰青瓷窑中它是首屈一指的，而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瓷器，正是在岳州窑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论及它们的胎质、釉色与烧青瓷技术，两窑也基本一致，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岳州窑青瓷，也就不会有长沙窑釉下彩瓷器的发展。

唐代瓷窑的名称都是以州来定名的，如越州窑就是专指唐武德初改天下诸郡为州以后，在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瓷窑烧制的青瓷。同样，唐代岳州窑位于湖南湘阴县，因湘阴在唐武初隶属岳州，故称岳州窑。长沙窑仅管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考虑到长沙窑是以烧制釉下褐绿彩与模印贴花为其主要特征的，与岳州窑青瓷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定名为"长沙窑"。从地理位置上看，长沙窑位于长沙市望城县的铜官镇，窑址集中地虽在唐代不属岳州范围，但仅距岳州辖境约十余里，位于岳州窑向邻近伸延的地区。(注2)从时代上看，岳州窑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初期发展成著名的岳州窑。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五代。从两窑的时代序列上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茶经》中之所以记载了岳州窑而未提及长沙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沙窑要晚于岳州窑。因此，现在陶瓷研究者所称道的长沙窑，实际上就是唐代岳州窑的继续和发展。

三、长沙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唐代瓷器生产不仅供应国内，而且远销海外。

瓷器在唐代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具，虽然上层人士还部分使用金、银、玉质器皿，然而已逐渐为瓷器所代替。陆羽《茶经》中有"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等提法，表明唐人已把白瓷比作银器、把青瓷比作玉器了。瓷器在造型上仿造金、银器，也是一个证明。南方越窑青瓷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北方邢窑白瓷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在邢窑的影响下，又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白瓷窑--定窑。当时，湖南长沙窑瓷器很快发展起来，并与越窑青瓷、邢窑或定窑白瓷成为唐代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越窑青瓷与形窑白瓷，首先作为外销瓷出口，瓷器在造型上保持着传统的中国风格。长沙窑生产既可内销又可外销的通用产品，而且还根据销往国的需要和爱好，专烧外销瓷器。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长沙窑的外销瓷生产就越来越发展。它在青瓷上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装饰性和色彩效果，目的是为了适应外销需要。如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的椰林、葡萄以及一些鸟鹊等：显然具有西亚、波斯风格。(图三)(注3)

我国瓷器对外输出，在航海线路未打通以前主要是靠陆路，唐伐海上交通的畅通、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瓷器的大量输出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的"海夷道"就是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我国瓷器的大量出口，就是通过这条海路输往世界各地的。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税收，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可自由贸易往来。当时也有许多中国商人到外国经商。唐代出口的商品除丝织物外，瓷器已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许多外国人土，特别是与中国关系密切、贸易频繁的外国人士，都非常羡慕中国人使用瓷器。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他的游记中说道，"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由于这些人既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又是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者，在唐代，有些国家甚至下令禁止使用和限制生产金、银、铜质制做的日用器皿，而是要从中国购买许多瓷器来取而代之，这也促进了我国瓷器输出数量的大大增加。如在波斯湾海岸的西拉福遗址中，就发现了很多中国瓷器，其中除了青瓷与白瓷外，大部分为湖南长沙窑瓷器。(图四)(注4)

唐、五代是我国瓷器外销的重要时期。当时生产的中国瓷器，不仅在朝鲜、日本，而且在东南亚与巴基斯坦、印度、波斯湾沿岸、挨及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大量的出土，足之证明。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开始尽管输出数量不多，但却是首先传播到海外去的。随后越窑青瓷的输出量不断增加，定窑白瓷代替邢窑白瓷大量输出。长沙窑瓷器加入外销行列，虽然要晚于邢、越二窑，但由于它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适应销往国的爱好和需要，所以它后来居上，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中的佼佼者。

四、长沙窑的衰败与我国外销瓷生产的转移 长沙窑继岳州窑之后，创造性地烧制了釉下彩瓷器，经过晚唐、五代的大发展，成为我国生产外销瓷器最多的一个瓷窑。然而，长沙窑在入宋以后，突然衰败下来，至于为什么突然衰败，这是研究长沙窑历史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瓷窑兴衰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还是"产"和"销"这两个方面。长沙窑的兴起和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瓷器的大量外销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外考古资料证明，凡是出土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长沙窑瓷器出土，而且有的地区长沙窑瓷器的出土数量还超过越窑青瓷。这样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瓷窑为什么入宋以后突然停产了呢?这首先是因为入宋以后，我国瓷器的外销发生显著变化，窑场从内地转移到沿海地区。这种转移不仅减少了陶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的损失，而且为大量出口提供了方便条件。宋代由于瓷器产地的转移，外销瓷的种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沿海地区的越窑青瓷还继续生产，此后龙泉窑青瓷的兴起与大量生产，逐渐替代越窑成为主要的外销瓷器。同时，江西景德镇出产的青白瓷也加入了外销瓷的行列。内地的定窑白瓷与长沙窑瓷器，从此退出了外销的历史舞台。以往长沙窑由于是以烧釉下彩外销瓷为主的瓷窑，釉下彩瓷器虽然在国内的一些省市出土了一些，但为数很少，而其中大部分是在浙江宁波和江苏扬州出土的。宁波是唐代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明州港)，很多到朝鲜、日本的船只主要由此出发，因此当地遗存一些实物，例如一九七四年考古工作者在余姚江附近的出海口，从一只沉船中发掘出大批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这些瓷器在当时是准备运往朝鲜或日本的。(注5)扬州在唐代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当时已有很多大食、波斯商人居住，朝廷也在此设置市舶使。在扬州出土了许多长沙窑瓷器，可能也是作为外销瓷而运到此地来的。(注6)正因为内地的长沙窑所出产的釉下彩瓷器是以外销为主的，所以在入宋以后，随着外销瓷产地的转移到沿海，内地的瓷窑便衰败下来，这是很自然的。继邢窑而起的定窑，尽管和长沙窑一样退出了外销的行列，然而它生产的白瓷主要是供应国内需要，当外销瓷窑集中到沿海地区时并没有影响它的生产，反而得到了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