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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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权的重要法律机制。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措施,以期为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二是非法证据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影响的,应当予以排除。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等。
这些规定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地区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执法尺度不一。
其次,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措施不够严厉,难以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
此外,现有制度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如证据审查机制的不足、司法资源的有限等。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
应当制定明确的法律标准,规范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确保各地执法尺度的统一。
同时,应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提供明确的参考。
2. 加大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力度。
应制定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如加重刑事处罚、取消相关人员的执业资格等,以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3. 完善证据审查机制。
应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完善证据审查机制,确保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合法、真实、可靠。
同时,应加强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能力,确保其能够准确认定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4. 强化司法保障和投入。
应加大对司法机关的投入,提高司法保障水平,确保司法机关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职责。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理解与适用来源:说刑品案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改革要求,严格落实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等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程》)。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共计36条,重申中央改革文件对非法证据范围的规定,重点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中存在的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则和流程,有助于审判人员进一步树立规则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一、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方式1.明确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规则。
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的认定是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申中央改革文件对非法证据范围的规定,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程》重点强调了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及两种例外情形: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主动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2.明确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排除规则。
采取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仅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而且通过非法取证所刻意制造的虚假印证,极易导致冤假错案。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明确,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解读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7.07.26•【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解读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会签并正式下发。
一、制定背景和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这是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
这项改革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对证据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深远影响。
《规定》的制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切实防范刑事冤假错案。
近年来发现并纠正的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证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出现错误,都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紧密相关。
《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特别是重大冤错案件反映的突出问题,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对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工作提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有助于办案机关进一步树立规则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避免因错误采信虚假供述等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二是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立法层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遏制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政法各部门对相关规定的理解和认识有较大分歧,司法实践中存在非法证据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影响了法律实施效果。
《规定》紧扣司法实际,注重规定内容的针对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既便于司法实践操作,又将相关要求上升到工作机制层面,确保政法各部门在司法实践中一体遵循、严格执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沉默权期许作者:洪伟毅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4期摘要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渊源入手,在充分肯定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法治进步的同时,指出对沉默权的进一步实质性规定是实现我国法治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历史渊源沉默权期许作者简介:洪伟毅,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科员,厦门大学法学院2010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120-02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溯源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新刑诉法》继1996年之后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改,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近十几年来司法改革成果的肯定。
《新刑诉法》第二条中开宗明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保障写入了《新刑诉法》,在清华大学林建伟教授的眼中虽有“口号增补”之虞,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人权保障上的历史突破,语微体大。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配套制度的协调等一系列规定的总称,它不仅反映了一国对刑事证据的基本司法态度,更彰显着一国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
追根溯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自于美国宪法判例,而非成文宪法的规定。
美国宪法1791年的前10条修正案概括性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中第4-8条修正案涉及到刑事程序的正当性权利。
第4条修正案规定:个人的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不受无理搜查和拘捕,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得搜查令和逮捕令,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搜查的地点、人物、具体文件和物品;第5条修正案规定死刑和其他重罪经大陪审团审判,一罪不二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第6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被告人在案发地迅速接受陪审团审判,有权获悉被控罪名和理由,有权申请强制对其有利的证人到庭作证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等。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2021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与完善建议范文 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1995年最高法作出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产生,到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逐步发展完善,但是依然有诸多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发展,发现我国对该规则的立法不够完善与明确,而且缺少配套的程序规范,基于存在的这几点问题,在立法层面提出完善立法,制定明确的非法证据认定标准以及制定相关程序规范的建议。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民事诉讼; 非法证据; 一、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一次出现在最高院于1995年作出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其中规定“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该《批复》中肯定了对证据的取得途径和手段必须具备合法性,排除了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氛围。
但是该规定过于绝对,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首先,对于内容真实但是取得手段不合法的证据进行排除不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其次,在只有当事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案件中,将唯一证据排除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当事人的取证手段有限,排除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加大了当事人取证的难度,降低了诉讼效率。
由于《批复》产生了以上种种问题,所以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重新做出了解释,《规定》取消了在取得录音、视频证据时需要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要求,但是对证据应当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要求并没有变化,只是对合法性的条件有了适量的放宽。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了进一步规定,增加了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要求,同时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上增加了“严重侵害”的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进行排除的规则。
其主要目的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下面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进行一番阐述。
一、非法证据的含义非法证据是指在获得证据的过程中侵犯了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规定的规定而得到的证据。
例如,非法搜查、非法拘禁、非法窃听、非法侦测等。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依法获得的证据,在证明有罪无罪方面应该予以保留,不能排除。
而对于非法证据,必须依据法律规定予以排除。
排除的内容包括证据本身及其衍生物。
三、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1.法律权威原则。
只有法律规定禁止的证据才能被排除,不能用道德标准或秩序观念替代法律标准。
2.原则性排除原则。
对涉嫌犯罪人,签订认罪认罚协议不算非法证据,但是,如果强制要求,即使认定犯罪,也应排除。
3.合理期待原则。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某些证据仍然能够合理期待。
比如合法的巡视、检查和审计等。
四、证据排除的具体办法1.禁止使用非法证据。
2.排除被非法证据所影响的其他证据。
3.制止违法证据的发掘、调取、复制和传递。
4.排除非法证据的罗网。
五、非法证据排除的时机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上应该在每一审阶段都能够实现,但是,具体时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如果一份证据在审理阶段已经被排除,再次出现该证据时,法官应该予以驳回。
总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只有遵循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才能确保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摘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加注重对证据的审查,更加注重保障程序上的公正,赋予了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加以调查、核实、纠正、处理的权限。
本文将从案例入手,分析借鉴国外非法证据排除工作的一些成熟做法,针对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提出几点应对措施。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诉讼法法律监督一、案例回放(一)案例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
2010年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件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
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
诚然,赵作海出狱后获得了高额的司法赔偿,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了惩处。
但11年的牢狱之灾,使得赵作海家破人散,妻子改嫁,特别是这11年的监狱生活更使赵作海不堪回首。
而恶果远不仅限于此,法律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司法的公正遭到了质疑。
赵作海案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绝不仅仅是个例,湖北的佘祥林案、云南的杜培武案、湖南的滕兴善案,这些持续发生的以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而酿成的错案持续冲击着司法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发人深省。
(二)启示以赵作海案为例,其中暴露了原有刑事诉讼程序上的诸多弊端。
首先,赵作海在侦查阶段做了九次有罪供述,可见赵作海在被讯问过程中极有可能受到了逼供。
赵作海的妻子证实其在作证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威胁并受到打罚。
其次,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来自证据方面的问题并曾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但仍轻信了赵作海所作出的供述,没有对刑讯逼供问题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就草率提起了公诉。
2013年1月(总第335期)法制与经济FAZHIYUJINGJINO.1,2013(Cumulatively,NO.335)[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最近两高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旨在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虽然这两个规定还称不上尽善尽美,却是我国证据法发展的道路上一大进步。
文章针对两个规定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足;思考一、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现实意义(一)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在《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从以上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没有正式的确立。
两个规定出台之后,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和排除之后的效力,也对具体的程序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例如对监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以及在庭审中法庭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证据是非法获取的,法庭都要根据两个证据的规定进行特定的程序予以认定或排除。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就是由于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才得以确立的。
(二)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首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庭审理阶段的具体操作程序,确定启动的主体,同时还规定了证明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明的标准,还涉及到证人出庭的相关规定。
可以说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完备,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一大进步。
二、两个证据规定的不足虽然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其中也有些许不足与缺陷,接下来笔者谈谈自己对两个规定的认识。
(一)对非法证据规定过于片面传统的非法证据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该条中对于刑讯逼供的概念和标准没有做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同样对于威胁、引诱、欺骗如何进行认定,认定的标准如何也没有进行说明。
所以规定过于片面和狭隘。
但是在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在这里仅仅把刑讯逼供列出来,事实上是缩小了非法手段的范围,对刑讯逼供也没有做具体的分析,使其概念过于模糊,而且此条也仅限于言词证据,对其他证据的类型并没有作出说明。
(二)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较低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要经过法庭辩论之后,由法官决定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样才能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也保证了庭审的公正和公平。
但是,《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七条“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有关询问签名或盖章就可以证明取证的合法化,就否定了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都提到了通过有关办案人员补正或作出合理的解释所获得证据都可以采用,这种规定在事实上降低了证据证明的标准。
(三)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检察院权利过大这次两个规定的出台,充分肯定了检察院的地位和作用,使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是,也不难看到给予了检察院过大的权力。
首先,控辩双方在两个规定当中的地位不平等。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如果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就必须提供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
这样的规定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很多情况下其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线索和证据的,这违背了控辩双方平衡原则,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
其次,检察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七条“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这里规定检察院可以建议法院延期审理,但是并没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
另外《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八、九条,《死刑复核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五款、第十条都出现了“必要”这个词,这个词是一个可能性的词,就给予监察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对其判断的标准和判断的方式都没有给出具体程序。
(四)某些具体制度和程序的设计本质上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两个证据出台的目的就是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使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对被告人审判时的定罪依据,这种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规定的制定者并没有考虑到其中某些规定是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的。
如《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十条“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由于还没有经过法庭的审理,就不可能会出现法庭调查和质证,但是本条规定说“经过法庭的审查”,很显然这样一来就会使法官审判前先入为主,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
第十二条“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张运杰(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0)20!!!!!!!!!!!!!!!!!!!!!!!!!!!!!!!!!!!!!!!!!!!!!!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里说一审法院没有审查然后二审法院才应当对其进行审查。
反过来,假如一审法院进行了审查,但并没有排除,这样,二审法院是不用对其进行审查和认定的,这也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十四、二十一条都提到了相关证据有疑问的相关办案人员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这更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
第十五条“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个规定又从反面肯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同时经法庭质证就可以拿来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样规定又是前后矛盾。
三、几点思考(一)非法证据排除只集中在审查起诉和庭审阶段《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三、四、五条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和庭审的过程中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和排除。
”但是对于出现在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并不在排除的范围内,笔者认为存在较大的缺陷。
对于大部分非法证据和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而言都是在侦查阶段产生的,如果能在侦查阶段就把非法证据给排除了,使其不进入后面的起诉和审批阶段,这样就能从源头上切断非法证据的来源,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也是根除非法证据的最有效的方法。
(二)律师的地位没有被强化律师是我国法律的维护者,同时也是被告人权利的维护者。
但是这次的两个证据规定并没有强化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的地位和权力,仅仅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或者庭审中认为供述或证据是非法获得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这就说明两个证据规定仍然没有肯定和承认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在场权能不能得到保证。
其次,律师向有关侦查人员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证,证据都是经过他们产生的,律师只有和他们进行直接接触才能认识了解到,这些证据到底是不是非法证据、是不是以非法的方式和手段获得的。
最后,律师在庭审中提出控诉方的证据是非法获得的能不能得到法庭的认可,法庭能不能按照相应的程序认真处理和对待。
(三)对于“毒树之果”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毒树之果”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这在我国是一种合法的地位,能够用来作为被告人有罪的依据。
新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
两个证据规定基本上对言词证据规定内容很多,对其他证据除了死刑复核证据规定当中涉及到了其他的证据类型,剩下的就很少涉及了。
应当确立对“毒树之果”逐步的进行排除,对于那些严重的侵害被告人权利的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全部的排除,对于那些只是用了非法的方式,并没有侵害到被告人或证人的权利获得证据予以部分的承认,这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新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对此并没有做出规定。
(四)辩护方证据应不应当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面对这样的疑问,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完善,就必须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这样才有利于该规则的应用和实践。
有人认为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就没有必要再对其进行规定了。
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刑法当中规定的是追究辩护人责任的,而这里是为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侧重点不同。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对于辩方的非法证据也应当纳入到排除的范围内,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秩序。
[参考文献][1]左德起,贺明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以刑讯逼供为主视角[J].证据科学,2010[2]戚剑颖,李乐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理性思考[J].法治与社会,2010.[3]艾丹.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意义———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J].法治与社会,2010[4]房保国.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与发展[J].中国司法,2010.[5]戚剑颖,李乐音.中国刑事证据法的新发展———评两个证据规定[J].法学家,2010.[作者简介]张运杰(1986—),男,安徽阜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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