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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文献综述《追风筝的人》是由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所著，该小说一面世即霸占了美国两大权威畅销书排行榜——《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长达80余周。
《出版商周刊》为此小说评论：“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仅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极度贴近人性的故事。
单就书中的角色刻画来看，这部初试啼声之作就已值得一读。
从敏感、缺乏安全感的阿米尔到他具有多层次性格的父亲，直到阿米尔回到阿富汗之后才逐步揭露父亲的牺牲与丑闻，也才了解历史在美国和中东的分岔……这些内容缔造了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将这个过去不引人注意、在新千年却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国家的文化呈现世人面前。
同时兼具时代感与高度文学质感，极为难能可贵”。
之后，该小说在文学界也开始引起关注。
研究现状：有不少学者对《追风筝的人》进行了文学解读，包括主题分析的，如《<追风筝的人>的主题多元化解读》i总结该小说的三个主题：一是阿米尔对父爱的渴望之情和父亲对哈桑的疼爱和补偿之情的亲情主题；二是阿米尔内心的忏悔和救赎的主题；三是小说映射的阿富汗战乱的动荡的社会批评主题。
还有从近年来十分流行的一种解读方法——生态批评。
《<追风筝的人>的生态批评解读》ii把《追风筝的人》放入“生态批评”的理论下重新解读，文章写道《追》中作者把阿米尔小时候印象中幸福生活和环境天然的阿富汗和后来重回阿富汗后看到的触目惊心景象对比，呈现出一个失衡的自然生态；俄国和苏联轮番的战争侵略和塔利班的野蛮统治和教派、种族间的迫害和清洗使百般受伤的阿富汗处于一个病态的社会生态；把卡莫和阿塞夫和索拉博作为典型人物进行分析，揭示当时在阿富汗生活中的人民缺乏人性、充满暴戾、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是错位的精神生态。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意象方面，如《<追风筝的人>风筝意象解读》提到“追风筝的过程就是追逐理想的过程、赎罪的过程、精神境界升华的过程”iii，把“风筝”作为小说一个重要意象解读。
《红与黑》研究综述《红与黑》研究综述黄乐乐20130101015汉语言文学师范摘要：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
他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幼年丧母和不幸的童年生活以及他的成长道路促就了他的写作才能。
《红与黑》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热捧，《红与黑》在中国也是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红与黑》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传遍了世界，很多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对《红与黑》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和解读。
本文主要是通过各种文献和期刊的收集和解读对《红与黑》的研究做一个总汇，指出它的研究内容、研究的趋势以及对《红与黑》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司汤达《红与黑》研究综述随着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多种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化热”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对《红与黑》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此将它们主要研究方向整理归纳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人物形象的研究1、于连人物形象人物是小说活的灵魂，一部小说的成功离不开鲜活的人物形象。
于连是《红与黑》的主要人物，自然也就成为了研究的主要对象。
他们对于连的研究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于连是一个自卑、自尊心强且有奋斗精神的知识分子。
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对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同的。
邓轶嘉在《<红与黑>中于连形象浅析》中对于连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他指出：“于连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形象，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大革命过后英雄主义尚存的法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表现了受压抑的一代年轻人对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同时也投射出司汤达自身的人生体验与心理欲望”。
[1]他对于连的评价是一个奋斗的青年，是积极肯定的。
同时他又指出：“于连形象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的矛盾性，是典型的圆形人物，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既反映了法国当时同阶级的人物的共性，又带有自己鲜明生动的个性。
儿童文学毕业论文综述范文儿童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别。
它是指由成年人创作的,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的文学作品。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儿童文学毕业论文综述范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文学毕业论文综述范文篇一【摘要】小学语文是小学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其中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成效。
所以,小学语文教师要想提升教学成效,就应当充分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运用,进而为国家建设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质量人才。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一、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资源1.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资源。
小学语文教材以小学阶段语文教育的整体目标为基础,根据一定结构体系系统组织语文知识的科学体系。
儿童文学是从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教育儿童目标出发创作的文学作品,所以这些作品都为儿童所喜爱和阅读。
它对于进行儿童教育具有非常最重要的意义,是小学语文课程他教学理想教材的重要构成部分。
2.儿童文学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主体。
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语文课外阅读,有效的延伸和补充了小学语文课教学。
对于新课标中提出的教学目标,无法完全通过课上阅读实现,引入课外阅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学生通过课外阅读不进能够开阔自身的视野和增长知识,进而有效推动阅读能力的提升。
实际当中很多学生都从课外阅读中收益,他们的知识面、写作能力、阅读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小学课课外读物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文学作品,成人读物和小学生的生活、情感等存在较大差距,儿童很难真正理解和掌握,所以小学生课外阅读主要内容很自然的成为儿童文学。
3.儿童文学是小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的丰富材料。
大学生在语文课堂教学以外进行的各种听说读写的具体实践活动就是小学语文课外活动,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小学语文课堂活动中,小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培养。
儿童文学作品具有题材丰富、作品内容丰富的特点,是课外活动的重要材料来源。
21世纪以来中国对永井荷风文学的研究综述永井荷风（1887-1931）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其作品以写实主义和社会批判为主，被誉为“日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在中国，自21世纪以来，对永井荷风文学的研究逐渐升温，吸引了大量学者和读者的关注。
首先，中国学者对永井荷风的文学作品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永井荷风是一个多产而丰富的作家，其代表作品包括《伊豆的舞女》、《织田信长》等。
中国学者对这些作品中的主题、人物、情节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深入探讨了其文学风格以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通过对永井荷风作品的批评和评价，中国学者不仅了解了他的文学创作思路和技巧，也展现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
其次，中国学者着重关注了永井荷风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永井荷风是20世纪初日本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人物，他提出并倡导了“写实主义”文学的观念，认为作家应该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去描写当时社会的生存现状。
中国学者通过研究永井荷风的文学理论著作，如《小说研究讲义》等，探讨其对日本文学批评思想的影响和启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中国学者还对永井荷风的生平和文学生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永井荷风虽然早逝，但其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学遗产。
中国学者通过对其生平的研究，还原了永井荷风的成长历程和文学探索之路，解读了他作品背后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理解角度。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中国对永井荷风文学的研究呈现了较为活跃的态势，学者们在深入探讨永井荷风作品内涵的同时，也积极探讨其文学理论和思想对当代文学的启示意义。
未来，随着中国对日本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相信永井荷风的文学成就将会受到更多关注和赞誉，为文学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启示和发现。
《红字》珠儿人物形象研究综述摘要《红字》是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
在这部小说中，珠儿是学者讨论的一个热门人物。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珠儿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
本文梳理了珠儿这个人物形象的研究现状，发现多数学者都认为她是反衬邪恶的化身，是三位成年形象(海斯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的救赎者，也代表了霍桑对清教主义的反叛与厌恶。
但是，较少有人从“隐含作者”这个角度出发，分析霍桑在珠儿身上投射的理想追求，这为国内对《红字》人物形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红字》；珠儿；人物形象；美国小说一、研究背景《红字》是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
它以17世纪清教徒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为背景，讲述了海丝特·白兰因通过外遇怀上了女儿，并努力创造悔过自新的生活和尊严的故事。
故事还涉及其他三个人物：罗杰·齐灵沃斯(她的丈夫)、丁梅斯代尔先生(与白兰因有私情的男人)和珠儿(“罪恶的产物”)。
霍桑以高超的写作技巧赋予了小说中每一位人物丰富的象征内涵，因此，多年以来，后人对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也层出不穷。
其中，对珠儿的象征意义的研究也有很多。
象征手法通常是作家借助某一具象来传达某些观点或者理想追求而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
有学者认为，珠儿的出现是为反衬丁梅斯代尔和罗杰·齐灵沃斯的自私与邪恶，也是一个救赎这两个角色的存在，她就是一个“活着的A字”。
也有学者认为珠儿阳光开朗的形象是霍桑表达对传统教条主义的厌恶的方式。
本文尝试从珠儿人物形象的分析角度出发，总结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在对珠儿的研究中，象征主义是学者采用得最多的视角。
在大多数关注象征意义的论文中，珠儿的象征意义已经从一个活生生的红字，到一个价格高昂的贵重物品，再到小说中的寓意。
不过，在其他论文中也发现了其他的象征意义。
例如，Eisinger认为珠儿“是一个老式的孩子”，她代表了清教徒的信仰——“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珍贵的，有义务把珠儿从对自然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为她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1](注：笔者译)。
余华小说语言研究综述摘要：余华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国当代先锋作家，自1984 年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其一系列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一直倍受评论界和文艺界关注。
受到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深刻影响，余华的语言简洁明快、新锐诡异，通过语言的尖新求变阐释自己对世界的深刻理解。
余华小说语言的研究，受到了关注。
关键词：余华；小说；语言；研究；综述；语言学与文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语言是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载体，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正是通过语言表达和体现出来的。
风格成熟的作家在作品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都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余华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国当代先锋作家，其作品一直是学术界和评论界讨论的热点。
自1984 年评论家肖复兴发表的第一篇余华研究论文《一月清新的风》开始，关于余华其人其作品的研究从未间断。
早期主要是针对单篇作品的研究论文，进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对余华作品多角度多方位解读的论著。
综观20 余年的余华研究历程，评论界对余华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从五个方面展开：小说的主题思想及成因；创作母题及演化；创作风格的前后转变；独特的叙事艺术，以及比较研究等等。
这其中对于余华小说语言的探索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加以简单的评述，系统地勾勒出余华小说语言研究的运行轨迹。
一、纯文学角度谈语言特色余华作为先锋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表现出对文学的语言和文本的巨大热情。
他作品中关于暴力、死亡、苦难和欲望的主题，对人物的刻画等都因其语言的独特运用而引起文坛的关注。
评论界也纷纷从文本分析的文学角度谈语言特色。
研究余华的著名学者李平教授说：“在小说的语言上，语言的‘诗话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
”邓大琥的《余华小说的语言特色》中，用“简洁又动感十足的语言”、“诗兴的比喻”来强调作品语言的“真实性”；正如马知遥在《论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性》(2007)中说：“让语言决定思维的形成。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论当下网络小说创作专业:汉语言文学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 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正文:字体:楷体，小三号字，行距1.5倍)网络文学作为近几年兴起的新生事物，引起了一股新的风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着一领域。
各大原创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大量的网络写手涌入这一领域，以及读者群随之出现并逐渐庞大起来。
笔者想要通过对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发展，简单分析当前网络文学创作的现状，以及网络小说在网络文学中的地位及创作概况，并结合具体的网络小说范例重点分析其主题、人物形象及小说情节的设计，以及语言的特征。
同时，研究网络小说盛行的原因。
网络文学的研究首先围绕着“网络文学”概念内涵的界定。
有人将网络文学视作文学的一个新种类，也有人将它当做一种文学现象。
【１】所谓网络文学，就是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的文学作品。
但是一般认为，网络文学包括印刷类文学的网络化(广义的网络文学);二:是网络原创文学(狭义的网络文学)。
而网络原创文学中，又包括在网络上的文学创作，以及充分运用超文本链接及交互等网络技术进行的多媒体写作。
【２】但是事实上，到现在网络文学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由于网络文学是新生事物，因而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就像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碰撞，由于双方媒介载体不同;文本形式不同;创作主体不同;创作模式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价值功能不同等，引来了多方面的争论。
它们主要表现为, 文学从“载道经国”走向“孤独的狂欢”，文学从“反映生活”走向“闲适自足”，价值取向上由艺术真实走向虚拟现实变迁。
【３】更多的人认为目前的网民在文学素质上有所欠缺，这就决定了网上文学是“快餐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久存。
”作家莫言将网络文学的无序与低俗的状态比作“乱写大字报”，作者言所欲言，风格内容上肆无忌惮，毁掉读者的胃口。
桑地说，网络文学其实就是“聊天文学”，网虫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依恋于那种虛拟世界，其作品比“垮掉的一代”还要让人沉沦，实在看不出这些网络文学究竟好在哪里。
安吉拉·卡特国内研究综述作者：王文秀郭海平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20年第04期內容摘要：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
目前国内对卡特小说的了解程度不高，本文对卡特作品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总览，分析，并对其未来在国内的发展的大好前景给予了期许，希望研究者能更加直观了解其在国内研究发展的脉络与趋势，为卡特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希望能为卡特作品在国内传播提供帮助。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研究综述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
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曾将卡特比肩于纳博科夫、马尔克斯、贝克特等世界级作家，称其为“女作家中的萨尔曼·拉什迪、英国的伊塔罗·卡尔维诺”等。
[1]1965她发表首部长篇小说《舞影》，1967年发表了《魔幻玩具铺》（获约翰·勒维林·里斯奖），1968年发表了《数种知觉》（获桑姆塞·毛姆奖），1970年发表《英雄与恶徒》，1971年发表《爱》，1972年发表《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1977年发表《新夏娃的激情》，1984年发表《马戏团之夜》，1991年发表《明智的孩子》。
除了这九部长篇小说，她还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非小说类作品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章、诗歌、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多部作品获得英国文学大奖。
《卫报》的讣告褒扬说：“她反对狭隘。
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想切知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了解世上的每一个人，她关注世间的每一角落，每一句话。
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
”她去世后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现代小说家研究专著，其中包括卡特，这意味着她进入了二十世纪重要作家之列。
2006年，由众多的女性读者自发推动，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
《红豆》研究综述宗璞的中篇小说《红豆》以青年人的爱情生活来表现关于人的建设的主题。
从原本的美好爱情走向最终的破灭，这无疑是一桩爱情悲剧。
自1981年以来，研究《红豆》的文章屡有发表，其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
在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吴苏阳的研究论文中，他以《《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为题，用“政治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深刻影响”和“爱情永远是革命人生的一部分”以及“结语”这三个部分，阐述了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观点里，《红豆》原是简单的男女情爱之事，只是被当时的审美观念所左右，延续30年代“革命+恋爱”的主题。
（摘要）如下：“50 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
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爱情则成了神话,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将必然走向崩溃;只有依附于革命,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詹跃仙的《<红豆>之历史语境解读》的一文中，他认为《红豆》在探索人性, 表达真情实感上可以说是打破了文学创作中的禁区, 并以知识分子的爱情为题材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然而作者却并没有将审美笔触停留在单纯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情之上, 而是将时代政治因素糅于审美观念里。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没有摆脱政治的影响, 文学为政治服务, 成为工具, 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审美被理所当然地践踏和抛弃。
在他的立场中，《红豆》真正感人的地方也正是在于它探索人情、人性的禁区, 将最真实的人性流露。
(摘要）本文从历史语境下解读分析小说《红豆》, 试图寻求《红豆》被时代肯定和接受而又被严厉批判的原因, 找到小说创作的突破与某些叙事的缺陷, 从而形成对《红豆》更立体更全面的认识。
在王艳梅的《<红豆>的悲剧意识》这一文章中，她从一：《红豆》本身的故事情节来讲,我认为是个性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取向造成了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悲剧；二: ,个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兴衰成败关系着个人的命运。
２０世纪成长小说研究综述众所周知，“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乃是近代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化舶来品。
不过与一度叱咤风云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等相比，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都默默无闻，连公认的定义和评判标准都没有。
孟繁华、曹文轩们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只有类成长小说。
然而瓦片也有翻身日，成长小说近几年行情见涨：不仅有许多成名作家宣布自己写的是成长小说，而且有为数不少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出现，大有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之势，相信与人们的“个体观念”、“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有关。
“成长小说”一词译自德语“Bild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又译做“教育小说”、“修养小说”、“塑造小说”……在欧美是个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远的小说传统，中国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分“定义介绍”、“主题探讨”、“理论研究”和“外部视野”四类。
一定义介绍：翻译家与理论家1.翻译家：早在1909年，包天笑就有半译半作的《馨儿就学记》等“教育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连载，影响很大，还曾获得当时教育部的嘉奖。
①30年代前期，《申报·自由谈》上有过关于“教育小说”的专门讨论。
但真正有分量的介绍文章出自后来冯至、杨武能和刘半九等著名翻译家之手。
同为“译序”，冯至1943年在为自己翻译歌德的经典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中文版序言》一文时使用“修养小说”或“发展小说”的名目，着眼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调整自己以融入社会的需要。
②而杨武能1999年重译之后的“代译序”中不仅说明以《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为代表的德国教育小说带有浓重的启蒙运动的时代特色，而且进而把整部名著归纳为“逃避庸俗”，明确指出“教育小说”并非只是在学校念书，而是指广义的“人生教育”，看重的是主人公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
③冯至、杨武能师徒介绍的重点还是歌德小说的意义阐释，刘半九在为田德望译的《绿衣亨利》作序时则用了更多篇幅高屋建瓴地讨论“教育小说”这种小说类型的自身特点：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tabula rasa)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能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④但强调主人公的最后命运既不能是明显的惨败，也不是虚假的胜利，以便读者自觉把生活当做严肃的课程而奋勉向上，不免画蛇添足——成长小说中同样有悲剧意味浓厚的作品。
2.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风行世界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专门有“Bildungsroman和Entwicklungsroman”的条目：表示“主人公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
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
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教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艺术家成长小说（Kunstlerroman），表现小说家或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并把握他的艺术技巧的经历⑤艾氏可贵在对“主人公的精神危机”的强调和“艺术家成长小说”这一亚类型的总结。
但成长小说未必始自幼年，托马斯·曼《魔山》写的就是青年主人公的精神历程。
莫迪凯·马科斯《什么是成长小说》一文综合诸多定义之后的最终理解是：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
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
⑥他还根据主人公经历事件后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程度，把成长小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主人公获得尝试性经验，他所经历的事件只把他引导至成熟的门槛。
这一类故事往往强调事件对主人公的震撼效果。
第二类，主人公未完全成熟，只是被引入成熟之门，但却茫然不知所措。
第三类，主人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跨入了成熟之门，这一类小说通常表现了主人公对人生的顿悟和自我意识的获得。
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以往遵循纯结构原则（即把整个情节集中在主人公的教育过程上）和只要求小说中有主人公发展、成长的因素的这两种分类标准都没有抓住要点。
教育小说与其他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成长”这个重要的因素。
大部分小说的情节、布局以及整个内部结构，都从属于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主人公形象的稳定不变性、他的统一体的静态性。
主人公在小说的公式里是一个常数；而所有其他因素，如空间环境、社会地位、命运都可能是变数。
而教育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形象动态的统一体。
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
这种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但巴赫金此文主要是通过对长篇小说类型演变史的考察来阐释其小说整体观：小说的情节类型、布局结构总与作家时空观、世界观密切相关。
教育小说只是这位大师理论巡礼中的一站，虽然洞见迭出、精彩纷呈，但明显有从理念出发的痕迹。
⑦二主题探讨：青年学者的大胆探索中国成长小说出现虽早，研究工作开始却晚。
真正成规模还是近几年的事，主力军是一批年轻的博士硕士，他们的学位论文构成了第一批研究成果。
1.博士论文：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是填补空白的第一部，几乎也是迄今为止功力最深厚、哲学思辨性最强的一部。
⑧论文分两部分，分别对1949-1976、1977-1999这两个时段的成长小说进行考察。
作者采取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首先从众多成长小说中提取典型意象和普遍情节，进而分析它们的深层社会历史意义。
上篇选有：“新人”、精神之父、道德内指、命名仪式，下篇是：“那个个人”、肉身之父、欲望吸盘、归于庸常，不仅纲举目张，概括出了各自时段中成长小说的精神特质，而且两相对照之下，看得出时代变迁下社会思潮的衍变或流转。
大致说来，作者认为1949-1976年成长小说以革命为主题是新兴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规训和整合，而把1977-1999年成长小说中多元化倾向归结为消费时代价值观念碎片化的结果。
平心而论，樊著固然逻辑严密、立论精深，但大而化之，结论多少有些简单化。
这与论述过程中小说文本不太充实有关，但也有为保持理论构建的完整而有意识地忽略“不合理”文本之嫌。
同是博士论文，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则视野开阔，⑨以大量文本分析为主：除“文革”十年之外，十七年小说、新潮小说和知青小说全被囊括在内，实际上成了“成长视角下的当代小说研究”。
开篇先从“成长”本身的心理、生理意义谈起，详细梳理了成长小说的西方文学脉络，从而在讨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时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背景和参照系。
樊国宾以主题意象为论述中心，极少小说文本的完整分析，而李学武采用心理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小说文本的理解时有敏锐深切的闪光之处。
2．硕士论文：田广文《困惑的张望——新潮成长小说论》⑩认为传统的教育式成长小说的定义局限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狭窄范畴，无法概括20世纪以来成长小说对个人内部生命体验的开掘和表现，提出以题材为原则来界定新潮成长小说，认为反叛、漂泊、孤独、原欲是新潮成长小说中最基本的主题话语。
许美霞《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11]认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其实就是讲述了一个个体怎样通过生理和心理的种种挫折而成为走向理性成熟的主体的，革命、爱情、性、亲情和友情等主题是其重要内容。
孙靖《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学研究》[12]则是研究现代中国成长小说的惟一努力：认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以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为主，最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涵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国家民族的成长寓言。
成长小说是舶来品，翻译家们最初的“译序”也是针对外国名著而作，上述学位论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成长小说之上，且篇幅、深度皆有可观，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过于集中于“主题、思想”方面的探讨、缺乏本体研究是其不到之处。
三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努力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有句名言：欧洲是“小说的社会”，欧洲人是“小说的儿子”。
小说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西方对小说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
具体到成长小说，至少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爱弥儿》、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就已是相当完整的成长小说了。
数百年来，西方学者的成长小说研究早已非常成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能见到的极少。
好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外国文学研究者直接、强大的语言优势，更多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使其不仅拥有相对完备的资料优势，还可以直接借鉴西方学者的经典论述，因此更容易在理论研究上做出成绩。
芮渝萍的专著《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全面考察了成长小说的欧洲传统以及美国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原型、叙事特征和文化透视，资料性极强。
孙胜忠《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与美国成长小说之比较》大段引用西方学者的经典论述，从小说主题、主人公性格特征、人生遭际、行为方式和文本结构等方面，辨析德国经典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从社会、文化、存在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视角分析成长小说变异和发展的成因。
文章认为成长小说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兴起是因为当时德意志处于严重分裂的民族危机，而欧洲德语国家一批杰出的教育改革家要通过早期教育使孩子们成为自律的公民和开明社会中的有用成员，以便把德国构建成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美国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民族，一心向往的是“成长”而非“拯救”，所以James Hardin 指出：“‘大多数成长小说的定义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调和看做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定义全然排除了现代小说，因为现代小说很少表现这种人为的结局，其‘结局是开放的’、不明朗的、相对的。
”[13]因此，经典成长小说强调反映客观现实，探讨人和社会如何统一；而美国成长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重墨描写的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痛苦和绝望。
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从词源学角度入手：“Bildung”一词在启蒙运动前原意为“塑造”和“内在塑造”，在中世纪只应用于神学讨论中，在虔敬主义中“上帝塑造”演变为人之“内在塑造”，到18世纪时才有了世俗的“教育”、“教养”的意思，即从“内在塑造”转向“以外在知识塑造”。
这就揭示出成长小说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重要类型：即人物在外界触动下“内心自我”逐步显现，而不是一味为了迎合社会和时代纯粹妥协退让、放弃理想。
文章把诺瓦利斯宗教意味极浓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与歌德的经典《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相比较：海因里希并没有与身外的社会接触，也没有从事任何社会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