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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刑讯逼供之对策探讨作者：塔青甲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9期摘要：刑讯逼供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刑讯逼供。
但是实际工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大顽疾，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要彻底杜绝这种丑恶现象，是目前刑事司法领域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文章分析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然后从加强监督与制约，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和打击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监督排除作者简介：塔青甲，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259-02一、引言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刑讯逼供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着严重的危害性。
我国一直将严禁刑讯逼供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刑法》中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但直到今天依然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追根溯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参考。
二、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一)法制不健全法律虽然规定了禁止刑讯，但是对于刑讯的处理不配套。
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致使非法证据未能排除在诉讼之外，客观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另一方面，对刑讯的责任人员处罚偏轻，打击不力。
在实际执行中，只有造成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的，才追究刑事责任。
这也是法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消极应对所造成的。
(二)办案有指标，限期破案压力大特大兇杀案件一发生，上级往往要求限期破案，侦查人员背负的思想压力大，长期疲劳奋战极易为尽快解脱而走捷径——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
当然，侦查人员在犯罪现场目睹犯罪份子造成的惨象后，也容易激起对犯罪者的愤恨，在愤怒下极容易施以刑讯。
(三)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还不够完善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辩护律师往往只强调“辩”，在罪行的认定方面和刑罚的轻重方面提出意见，却忽略了“护”，即应当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防止违法侵犯被告人权利，特别是刑讯逼供现象。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原因和对策初探我国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不可谓不明确；司法机关为贯彻此项规定采取的办法和措施不可谓不尽力；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责任人的处理也不可谓不坚决；但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却依然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仅因此致死者每年不下十几、几十例甚至更多。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此种现象的成因进行全面、细致、客观、公正的考察和剖析，以期尽可能找出一些实用的对策。
哲学家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笔者理解，这个“合理”不是道德和法律层面上的合理，而是指任何存在的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历史、现实、物质、意识等方面的根源和理由。
不分析和认清这些根源和理由，就不可能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
笔者以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归纳起来不下十余种：1>时间紧迫性。
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突发、重大案件居高不下，“严打”由临时措施演变成长期做法，司法干警办案任务繁重，压力有增无减。
限期侦破的时间紧迫性，使得少数干警在少数案件上“萝卜快了不洗泥，合法XX一起上”。
2>实践有效性。
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个体情况不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不打不招、招后调查、利于破案的情况。
疼痛引起的心理反应，类似麻醉冬眠状态，能使人作出某种如实陈述，从而减少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3>取证困难性。
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普与迅速，使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智能化。
犯罪痕迹随着时间、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和人为掩盖、破坏，取得确凿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从嫌疑人口中得到线索，是取得稍纵即逝、时过境迁证据的便捷方法。
4>目的正当性。
与时侦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将犯罪元凶绳之以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确保一方平安，这是广大司法干警的神圣使命和最高天职。
这一使命和天职，既是全体司法干警奋不顾身忠于职守的动力，同时也容易异化为少数干警XX逼供的精神支柱。
5> 程序次要性。
口供的危害及预防摘要：刑讯逼供现象的泛滥一直被西方国家作为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归根结底，其根源就在于我国警方办案过程中对口供过度依赖。
口供的独特功能使警方的依赖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但侦讯手段的落后却使这种依赖趋于畸形发展，而刑事诉讼较高的证明标准更加使这种畸形依赖成为警方的一种无可奈何。
要想维护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就必须从源头根治刑讯逼供，这就需要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协同努力，共同促进我国法制状况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刑讯逼供；口供；证明标准一.口供危害原因（1）口供功能强大在如今的司法领域，口供的广泛应用无疑被冠上了“口供之王”的角色，然而，口供到底是如何才拥有这样的“地位”呢？口供在警方破案过程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功能呢？第一，在有些案件中，口供可能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唯一根据。
在这些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对证据蓄意破坏，或者是某些办案人员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而无意间破坏了案件的证据，这就很可能导致此案最终几乎没有实物证据或是证人，在这些情况下，口供就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唯一工具。
第二，口供的重组功能，不仅可以节省警方对事实碎片的收集时间，而且还可以免除警方对事实碎片的重组工作。
案件毕竟是发生在过去的历史性的事件，基于这个特性，案件无论有再多的证据都是很难恢复原貌的，况且，警方多数的掌握的也只是那些不会说话的物证，它们无法用言语清楚告诉警方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个个支离破碎的物证仅仅凭借警方的办案经验或是推理技巧，也难以描绘出案件的真实情况。
因此，有了口供，不仅这些物证的碎片可以串联起来，而且警方也不用浪费更多的时间去拼凑案件事实，提高了办案效率。
第三，口供可以满足警方深挖犯罪的需要。
正所谓是顺藤摸瓜，实践经验表明，死刑犯、重刑犯、共同犯罪、多次犯罪、连续作案、流窜作案以及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犯罪嫌疑人，既是违法犯罪的当事人，同时对于警方来说，他们也是一个“犯罪信息库”，有了他们的口供，警方不仅能尽快侦破现案，而且也能够破获许许多多的隐藏起来的案件或者是久拖难决的案件。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刑事诉讼法如何解释的问题——题记一、问题的提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非法证据排除近年来，随着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等刑事冤案的频发，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成为我国刑事程序法制改革关注的重点。
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共识，应当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源头和动机上遏制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曾明确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但并未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后果，因此该法条仅具宣言意义而不具可操作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这两个权威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但又未设定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仍感难以操作。
有学者指出：“经多方调查了解，在我国尚未发现一例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
”（参见：张智辉.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合称“两个《证据规定》”），弥补了这一缺漏，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框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适用该规则的操作程序问题，具有重要的制度进步意义。
</刑事诉讼法>然而，程序的运作依赖于基本概念的明确、规范与清晰，虽然《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也在第1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论刑讯逼供罪(一)在我国，刑讯逼供犯罪屡禁不止，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顽疾”，它的发生严重侵犯了人权，危及到公民的法律信仰。
特别是近年来新闻媒体披露的陕西少女麻旦旦的“处女卖淫案”、“刘涌改判案”，及近期刚刚发生的“佘祥林案”，都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本文将从刑讯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演进入手，分析本罪的构成特征，探讨本罪的司法认定和刑事责任问题。
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演进刑讯逼供解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刑讯逼供为刑法意义上的刑讯逼供，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即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客观方面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而广义的刑讯逼供客观方面还包括对证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暴力取证的行为，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精神折磨的行为。
《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刑讯逼供办界定为：使一个人遭受肉刑或精神上的痛苦，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口供。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刑讯逼供都是广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业，虽然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直接侵害后果没有狭义的刑讯逼供行为严重，但同样对司法公正和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刑讯逼供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诉讼方式，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刑讯成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一个典型特点。
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在启蒙思想家的号召下，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刑罚的残酷性和不人道性，确立了禁止强迫被告人招供的相关法律制度。
清末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是中国最早宣布废除刑讯的法律。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原则，并规定在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
同时，1979年刑法典也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旨在惩治和预防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
浅议刑讯逼供监督机制作者：罗湛权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7期摘要酷刑是反人类的罪深恶孽，而刑讯逼供是酷刑在现代社会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种古老的“恶俗”与现代文明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抨击和诟病。
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在近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司法公正及人权保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刑讯逼供司法公正人权作者简介：罗湛权，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035-02“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
①对于刑法可能衍生的扩张和滥用，我们必须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作为连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重要问题，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转，关系到公正审判的实现和司法信仰的确立，如何为遏制刑讯逼供寻找良方妙药已成为司法工作者共同致力解决的难题。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一）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思想的影响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内部关联性和历史延续性，对于刑讯逼供这种现象亦不例外。
刑讯逼供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制度土壤，从经济根源来看，刑讯逼供手段的施行源自人类认识能力低下与侦查手段的落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辅助手段搜集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刑讯逼供获取有罪供述成为人们最为快捷便利的方式；从政治根源来看，刑讯逼供是与专制相伴而生的，因为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统治，刑讯逼供在专制烙印深刻、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国社会更加根深蒂固；从文化根源来看，封建儒家等级思想和法家重刑思想支撑着刑讯逼供等行为在中国社会繁衍生长，中国法治建设起步时间短，民主意识不强，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根除这种现象。
（二）办案机关存在管理漏洞依照犯罪学家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观点，影响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有外部压力及内部推力。
外部压力是指来自上级、群众对案件是否及时侦破等活动的评价，从而产生对侦查人员自我价值思想的影响，在人少、案多、任务重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又屡不供认时，侦查人员会产生急躁心理和厌烦情绪，在这种压力影响下，侦查人员往往采取刑讯逼供手段逼迫犯罪嫌疑人供认。
刑讯逼供的直接原因一．历史原因古有“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说法，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 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
现在的刑讯逼供的流行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从历史中“借鉴”的。
二．现在制度不健全和司法体制有缺陷1.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
我国没有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且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只从一定方面鼓励了办案人员把注意力放在让被告人“开口”上，也就促使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2. 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制度不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讯问往往只有一个侦查员,一个人又问又记录,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记录取舍随意性很大,使刑讯逼供有机可乘。
3. 司法体制有缺陷，侦查活动监督不足。
由于警检分离，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发挥，是一种通过书面审查来发现问题的事后监督。
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进行“暗箱操作”，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
三．办案人员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1. 部分办案人员法制观念特别是程序法制观念淡薄，业务素质不高。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观念直接决定了“程序”的实施是否合理合法。
部分人员的低素质使得刑讯逼供得以滥用。
2. 公安部门的“严打”、“命案必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
现在媒体力量的强大给了办案人员很多压力，再加上“人民力量”的监督，使得办案人员破案心理强烈，以至于有了刑讯逼供的想法。
3. 口供的重要性使办案人员铤而走险。
口供是“证据之王”，有了口供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办案人员会愿意冒险。
10117109：林璐盈。
第27卷第5期江苏警官学院学报Vol.27No.5 2012年9月JOURNAL OF JIANGSU POLICE OFFICER COLLEGE Sept.2012·侦查学研究·新刑诉法下再谈刑讯逼供翟伟星摘要：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践踏、法制的破坏。
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刑诉法的修订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求和措施，压缩刑讯逼供生存的空间，加大刑讯逼供的风险。
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审讯人员自身素质的培训和提高，健全监督机制，加大对刑讯逼供的惩罚力度，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审讯新刑诉法中图分类号：D918.5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2-1020(2012)05-0162-05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拷打、体罚、威逼、冻饿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摧残其身体或实施精神折磨，逼取口供的行为。
①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基本人权的践踏，是对其身体、心理的严重伤害，同时也是对司法机关公信力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形象的严重损害。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从多方面对遏制刑讯逼供提出了要求和措施。
笔者结合自身办案实例和新刑诉法有关内容，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探寻遏制方法。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1．刑讯逼供的历史渊源影响中国漫长的刑诉历史就是一部刑讯逼供的历史。
各朝各代都将刑讯制度载于律典，直到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无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刑讯逼供非法。
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盛行拷打，欧洲在中世纪时期也是如此。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例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
”②古代刑讯逼供在历史剧、戏曲中多有反映，如果审讯人员看到节目中贪官污吏被“大刑伺候”时，有没有收稿日期：2012-07-30作者简介：翟伟星（1988-），男，江苏泗阳人，满族，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南京，210002。
程序性制裁理论初探——从刑讯逼供谈起[摘要]刑讯逼供严重损坏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
为了制约各种程序性违法行为，应将程序性制裁与实体性制裁结合起来，实现程序正义，进一步保障实体权利。
[关键词]刑讯逼供；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排除一、从刑讯逼供到程序性违法行为说到刑讯逼供、先入为主的办案方式，在我国古代曾经大行其道，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即使是包公、狄公这样一心为民的司法清官，也会在审讯时着重口供和实行拷问，直到人犯“供认不讳”。
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人人口诛笔伐的悖离现代诉讼文明和司法民主的非法审讯手段。
在古代看似正常的刑事证据调查措施，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它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侵犯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公、检、法三机构的公正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
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刑讯逼供同时也是一种程序性违法行为，它的危害性，绝不亚于一般实体性违法行为。
那么，什么是程序性违法行为呢？程序性违法行为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及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侵犯了公民的诉讼权利甚而是宪法权利。
类似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还包括大量的毁灭、伪造证据、超期羁押、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受限制或者被剥夺等等，它的违法主体是司法机关，其手中掌握着司法权，高人一等，这样的违法通常在主观上都存在故意，明显比一般公民违法更具有危害性，更难遏制与纠正。
二、从程序性违法行为到程序性制裁机制（一）程序性制裁的涵义前述我们知道，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受委托和获得授权的人员，那么程序性制裁自然就是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所规定的办案程序时，宣告这些行为无效——要么证据无效，要么实体无效。
它作为一种强调“程序中心主义”的制裁方式，并不一定导致侵权者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论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制作者：黄艾婧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5期【关键词】刑讯逼供；法律规制我国目前虽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進行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的现象仍是屡禁不止。
随着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监督力度的加大，一系列刑讯逼供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
这些案例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并引发了强烈的思考：为何刑讯逼供会愈演愈烈？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又包括历史方面的原因，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又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笔者认为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是刑讯逼供能否得到有效遏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现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制度，在制度上对遏制刑讯逼供有着积极的作用，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本文将参照旧刑事诉讼法，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在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方面所作的修改，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构建。
一、新旧刑事诉讼法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比照（一）沉默权制度我国旧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权。
侦查机关应承担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的责任，而不是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回答或者不“如实”回答，那么就很可能承担相应的“惩罚”——刑讯逼供。
因为“不打不招”已经成为许多侦查人员所认定的观点。
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被称作是一项特权，这项特权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一句格言：“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控告自己”。
虽然目前公众对该条款是否确立了沉默权尚有争议，但该权利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正因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刑事司法史就是一部刑讯史，故今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终于对强迫自证其罪说不，本身就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钟 奕 摘要：回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都一直存在，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刑讯逼供都是合法存在的，虽然立法者深知历代治狱之冤滥，概出于酷吏刑讯之肆虐，并对之表示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又感到舍此而别无他途，认为“拷囚乃不得己之事”，对之恋恋不舍。因而采取禁一面而开一面的含混态度，如此并不是真正禁止 ，只不过是期望有所限制而已。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公安、司法机关应从刑讯逼供的本质原因入手，认清刑讯逼供的危害，提出预防其的相应对策。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改变，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尤其是去年，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推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越来越被立法者所重视，新增了不少条款以预防和惩罚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和实施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 关键词：刑讯逼供 危害 产生原因 预防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①或者变相肉刑②，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刑讯逼供罪、暴
① 肉刑是指直接作用于认得身体上，摧残人的肉体的拷问或制裁方法。具体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为人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摧残被害人，如手打、拳击、脚踢、肘撞、膝顶等。详见《刑法学》第二十二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十条 ② 变相肉刑是指除肉刑之外的其他肉刑摧残或者精神折磨的方法。与肉刑不同的是变相肉刑是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如日晒、雨淋、冻饿、罚站、不让休息的“车轮战”等。详见《刑法学》第二十二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十条 - 1 -
力取证罪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2] 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刑讯逼供易造成冤假错案。 长期以来，司法人员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了证据之王，错误认为只要嫌疑人招供了，案件就破了成为铁案了。于是，有的司法人员不惜一切代价逼取口供，产生了像佘祥林之类的冤案。办案人认为“证据已确”，但往往是能够证明犯罪的证明犯罪的证据并不确定，或者存在诸多疑点。这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也使真正的犯人逍遥法外，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构成危害。 （二）逼出来的口供真假混杂，使案情极端复杂化，会使办案人员陷于被动。 某些办案人把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直接证据，看成是破案与定罪的主要依据。但是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因受不了这种讯问而屈打成招，而也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存报复之心，谎报实情，迷惑办案人员，让办案人员的方向越走越远，使案情越来越复杂。 （三）刑讯逼供会损害公安、司法人员的形象，也会损伤党和政府的威信。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及其成员的一举一动代表国家行为，公安机关执法水平的高低，工作作风的良莠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刑讯逼供的产生将会导致公安工作失去群众的支持。刑讯逼供虽然只发生在少数民警身上，但损害的是整个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群众对警察失去信任感。公安、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就是落实或实现人民的愿望和意志，也是为人民服务最高准则的具体体现。而刑讯逼供案件的产生极大地损害了公安机关以及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 2 -
（四）刑讯逼供会损伤法律的权威，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立情绪。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却频频发生，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刑讯逼供严重违背了国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且容易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反抗工作人员的查问，造成审讯困难的局面和消极改造的情绪。 二、刑讯逼供产生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封建社会实行“罪行供定”，刑讯逼供是合法的。刑讯逼供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做法，中国奴隶制时代如何实行刑讯，已无文字记载可以考证，但《礼记·月令》中有如下一段话：“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肆掠”就是刑讯。要求在仲春之月停止肆掠，无疑表明在其他季节是允许。由此可见，以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在西周以前早已有之，只不过尚未像后来的封建法典中使之规范化。[3] 2、资产阶级国家废止了刑讯制度，但刑讯现象仍普遍存在。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些启蒙思想家曾经对刑讯逼供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例如，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切查理·贝卡利亚就曾机智地提出：“如果犯罪是肯定的，对他只能适用法律规定的刑罚，而没有必要折磨他，因为，他交代与否已经无所谓了。如果犯罪是不肯定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4]尽管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刑讯逼供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从法律上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然而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却并未彻底禁绝，对犯罪嫌疑人体罚虐待和滥施刑讯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可见，这是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症。 3、革命阵营中“左”的指导思想导致刑讯逼供泛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左”的指导思想曾经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尤其是大搞刑讯逼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大批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其教训极为惨痛。 （二）制度原因 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 - 3 -
1、刑事政策上,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同时在刑诉法草案修改草案中侦查的部分，同样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作答。草案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把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却又要如实回答，这两者相互矛盾。强迫反对自证其罪是不可以被自证其罪，却是应当如实供述，也就是说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条款一定会被架空，也就是说写上了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实践意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与指控时，必须如实回答。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抗拒回答，这条规定就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待的权力。因为怎么样才算“如实回答”都是由侦查人员说了算，一旦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配合侦查工作，抗拒回答或欺骗他们,自然免不了暴力相加,刑讯逼供了。 2、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而此次的草案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了一个亮点，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是极有积极意义的，为预防刑讯逼供提供了更为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但是此次的草案的通过还需要一段等待的时间，现在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确定非法证据排除法。 3、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录像监控制制度、侦与押分离的制度等。这些制度的缺失，就缺少了对侦查人员权利的限制，扩大的他们的权利范围，从而可能导致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为了尽快破案，过分依赖口供而肆无忌惮的对待犯罪嫌疑人，进一步导致了刑讯逼供的盛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 2011-08-30① - 4 -
（三）其他原因 1、执法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人权、法治观念淡薄。许多执法人员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使他们承认其所犯罪行的过程。在审讯过程中，执法人员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对付犯罪嫌疑人。许多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己都认为警察在调查刑事案件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是正常的。犯罪嫌疑人人权、法治意识淡薄，使他们在自己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犯罪嫌疑人的不反抗，更加助长了执法人员的气焰，这是导致了刑讯逼供的盛行的原因之一。在酷刑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不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而只是"工作中的错误"或"好心办坏事".司法机关也不愿意查处，甚至包庇那些实施酷刑的警察。这种倾向使得实施酷刑者更加肆无忌惮，使酷刑事件越来越多。① 2、讯问制度改革真正的阻力来自于司法观念的惯性，即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愿意把保护人权放在第一位。具体来说，就是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存在两难矛盾的前提下，是选择宁纵不枉还是宁枉不纵。这个问题在立法中早已作了回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就是选择了宁纵不枉。现在的问题是在面对具体案件的时候，执法方法不力。众多的冤案的出现，都是司法部门侵犯人权、宁枉不纵的结果。[5] 3、司法投入低，侦查部门装备落后。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犯罪的组织性、技术性及隐秘性也随之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技术装备却没有随之更新。落后的装备打击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增长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使侦查水平相对低下，导致了他们把突破疑难案件的期望寄予刑讯逼供上。 三、刑讯逼供的预防对策 （一）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 1、彻底确立和切实推行无罪推定原则。2011年8月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充分体现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诉法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草案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有公诉机关承担，自诉案件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
①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与反酷刑制度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830132.html
2006-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