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沈从文的恩怨
【中国青年报】被郭沫若指为反动作家沈从文曾两度自杀
沈从文（一九○二～一九八八），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
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一九四九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三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沈从文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一九四八年三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四十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
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一九四九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一九四八年，此前的二十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三百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
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一九六一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一九三六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的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
张兆和回忆说：“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一九六九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一九四九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一九五四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一九四九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一九八五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八十三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沈从文与郭沫若的恩怨始末
1949年，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接到了校方送来的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但是，沈从文选择留在北京。然而，此时，在北大校园里，左翼学生贴出了全文抄录的郭沫若《斥反动文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
郭沫若此文是1948年3月写的。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提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臣服在其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文中写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郭沫若为什么这么恨沈从文呢？原来，早在1930年，沈从文就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的，不适合写小说，空话太多，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在郭沫若的压力下，沈从文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曾经自杀未成。后来到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改写来源：傅国涌作：沈从文的1949）
鲁迅说他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沉从文一生著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沉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20世纪中国產生这样一位作家，是一个奇跡，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
对沉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鲁迅早期虽对沉从文產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沉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提到了沉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沉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问，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麼时，都提到沉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於沉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苏雪林在《沉从文论》(1934)一文中，更对沉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1935)中力图提炼沉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徵，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感性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拨乱反正伊始，沉从文在经歷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后，重新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沉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被激情鼓动著的新锐研究者，要求对沉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拒绝接纳沉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衝突酿成多起事件，如1980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1983年，朱光潜的《关於沉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歷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争论的结果，对沉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随著沉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也把沉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沉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沉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80年代，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金介甫等，对沉从文进行了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随著他们的著述在内地传播，他们对沉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歷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啟发。此外，日本的沉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蒐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80年代中期以降，大陆沉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沉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繫；沉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沉从文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沉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等等。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為90年代后期沉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準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