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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鲁迅都同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
就国民性问题，他们之间有契合和影响，但也存有差异之处。
老舍和鲁迅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出于对民族命运深情地关注，对祖国前途的渺茫忧虑重重，他们充满一种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来警醒国人。
二人在海外生活期间，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
鲁迅留学日本时，在“幻灯事件”中看到赏鉴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深感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厚重，开始思考“国民性”课题。
他意识到要振兴民族，“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
老舍经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洗礼后，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积极探索“民族性”“国民性”的课题。
在英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方位刺激，老舍怀着忧虑与希望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
通过对比，他切身感受到国人精神上的落后，并决心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
从而使“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几乎贯串了他的全部作品”。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性问题十分注意的一位作家。
青年时代的老舍，不仅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五四”主将鲁迅的影响。
早在30年代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就着重指出老舍小说中有“鲁迅的影响”。
比如，从《猫城记》揭露、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就显然可以看出鲁迅的影响来。
小说中这样写猫人观看大鹰（一位爱国英雄）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和互骂似乎别无作用。
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
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
眼睛闭上了。
只有头，没身子，可惜！”这使人立刻联想到鲁迅的《药》和《示众》。
八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串（国民性改造）这一思想，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的，却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宋永毅）。
两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方面。
从鲁迅作品看国民性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鲁迅被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出生于清末时期，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并留学日本，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歧视有深入、具体的经历。
鲁迅观察中国的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手中钢笔为手术刀，立志治疗国民的意识。
鲁迅的代表作包括《呐喊》、《彷徨》、《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事新编》等小说和小说集，还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等……鲁迅身处一个混乱不堪、黑白颠倒的年代，在那段历史中，人民不断承受着来自统治者的压迫。
鲁迅注意到尽管革命推翻了高高在上的封建君主，几千年封建统治留在国民身上的烙印仍然是四万万国民精神上的枷锁——奴性、麻木、虚伪、自私、残忍……这些封建社会遗留的灰烬仍然没有冷却，时刻都有可能重新燃烧。
这也是鲁迅致力于揭示中国人劣根性的原因之一。
鲁迅作品中出现次数比较多的是对国民麻木的批判。
《铸剑》里的闲人围观眉间尺被干瘪脸少年欺负“呆看着”和“附和干瘪脸少年”；《故乡》里闰土“脸上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孔乙己》里众人嘲笑孔乙己偷书被打等。
鲁迅的作品里充斥着对这些麻木的人的同情、失望和对麻木本身的痛恨。
这种麻木在鲁迅所处的年代乃是普遍现象，甚至下至升斗小民、上至朝廷大员都有这种麻木的特点。
麻木因为自身难保，在农业社会的中国，“靠天吃饭”才是生存之道，“如履薄冰”亦是国人心理的写照；麻木因为意识淡薄，由于封建社会对思想的禁锢愈来愈强，到晚清时期，“勿以善小而不为”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各人自扫门前雪”才是居家之道；麻木也因为自身懦弱，无权无势之人恐惧引火烧身、有权有势之人唯恐自身受害，几人互相推诿不曾改变，日子又要过下去，就只能强行克制自身的痛苦，久而久之国民的思想也就麻木了。
然而，强行压制痛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怎奈晚清国情腐败。
虽然痛苦可以克制，但当痛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
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如下是关于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民性批判主题的集大成者。
鲁迅站在了中西方文化的双向反思下，将国民性主题的核心立足于“立人”，而“立人”的途径是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则来自于“人心”危机，“人心”危机就是指中国民族精神上的危机。
在鲁迅小说的国民性主题创作中，作家多以农村的乡镇生活为蓝本，刻画出古老的中华民族儿女的奴性以及卑怯精神世界，并对“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犀利的抨击。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达到了后人难以比肩的高度和厚度。
在五四落潮后，从英国归国的老舍，受惠于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影响，通过小说创作从文化的角度自觉的对国民性格的弱点进行揭露。
相较而言，鲁迅小说的国民性主题的建构是以战士的姿态，以立人为核心，深刻的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鞭挞了国民思想深处的劣根性，以达到引起疗救的注意。
老舍的国民性批判是从文化角度去透视国民劣根性的病源，同时又流露出了对传统文化认同赞许的一面，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
如下是关于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一、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思想批判的理论主张鲁迅和老舍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站在了不同的文学立场上，鲁迅站在了精英文学的立场上，将改造国民性与立人思想紧密联合起来，结合对封建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和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对国民思想中卑怯、自私的劣根性进行了露骨地批判。
老舍在对国民性主题的理论主张的表达上，继承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但其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并没能达到与鲁迅比肩的高度，老舍以“写家”自居，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和平民文学的立场出发，对国民性弱点和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也饱含着挽歌的情调。
1.鲁迅：个人主义立场的国民性思想批判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独异性在于，他着眼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民族的觉醒，更是要呼唤个体生命的自然觉醒，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鲁迅的挫折经历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
兼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25年积极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愤而揭露中外杀人者镇压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
在参加三月25日女师大的追悼会后，4月1日写下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
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
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
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
一、鲁迅旧体诗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经典摘记：鲁迅论中国国民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呐喊·自序》（1922）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者，但却又绝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两地书·第一集（八）》（1925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国家，他们也未必为“家”设想。
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两地书·第一集（十）》（1925）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鲁迅小说中的文化批判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哪一位能像鲁迅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执著而又犀利。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鲁迅著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国民性的揭露批判，如奴性、看客心态，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这些在鲁迅笔下都被揭露无遗。
一、阿Q是“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Ｑ正传》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
他之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民众。
在《阿Q正传》中，给我们描画出“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丑陋的中国人”的代表，毫无掩饰的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
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例如《故乡》中的闰土和《风波》里的七斤，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鲁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他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
在鲁迅心目中，阿Q其实就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二、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阿Q非常穷，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流浪雇农。
他没有家，没有籍贯，甚至被剥夺了姓氏的权利，被掠夺去了仅有的破布衫、破棉被、破毡帽，被断绝了在未庄的生计，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的可悲不仅在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更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
尽管他被压在未庄社会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还常常好像很得意，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及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是失败者，然而他对自己失败的命运和奴隶的地位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根本不承认自己被奴役，反而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
分析鲁迅作品，谈谈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识鲁迅在其作品中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生存、精神境遇的尴尬，而这一尴尬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的问题。
在现代的开端，鲁迅就暗示了中国人的现代境遇，这是鲁迅的超前性。
（1）鲁迅是中国批判力量的源泉①残酷的自觉意识鲁迅的批判性来自其以启蒙的视野进行国民性批判，鲁迅做的是深入地挖掘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
为重塑现代中国而自愿成为“历史中间物”，这一批判精神与一种深刻的反省联系在一起。
鲁迅认识到，他并非是他所要批判的世界的无辜者，而正是他所要批判的世界之中的一份子，这一残酷的自觉早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便已经显露：疯*子也是吃R的世界里的一员，也参与到吃R的行为之中。
因而，对吃R的世界的否定也就是对自身的否定。
②批判的力量这种批判性使鲁迅杂文也具有匕*首的力量，可以用来战斗，鲁迅对不公世界的揭示，对现代政治的荒谬与残酷的讽刺，使得鲁迅的杂文成为批判性的代名词。
可以说，鲁迅的批判是彻底的，因为他把自身也否定了，这就是为何他是现代中国批判运动的原动力，只有彻底的批判才能够赋予其后继者以继续向前的勇气。
当代中国任何批判力量都试图援引鲁迅，并因此而获得合法性。
（2）鲁迅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永恒的异质性存在正是这种异质性存在，使得直面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了方向。
鲁迅的文学与其批判性是同一的，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具有了异质性的力量，这对于一个同质化进程中的现代中国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
中国迈向现代的进程，如果是不断西方化的进程，那么中国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
正是因为有了鲁迅时刻提醒中国知识分子以批判、反省的态度对待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确立主体性提供可能，并进而为重建一个新的美好世界而奋斗。
（3）鲁迅为了达到批判国民性，创作出独特的小说写作艺术①“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有独特的塑造典型化人物的方法。
鲁迅称他的方法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杂取种种人”是根据人物特定的社会属性和复杂性，充分地、真实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论鲁迅与王小波在“国民性批判”上的差异李喜华(湘南学院，湖南郴州423000)摘要：鲁迅与王小波都借杂文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批判，然而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及其人生阅历、个性等的不同，他们的国民性批判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批判的主要对象不同：2．切入的视角不同：3．批判的风格不同。
关键词：鲁迅王小波杂文国民性批判鲁迅与王小波都以杂文为武器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清醒而冷峻的批判。
但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让鲁迅更多看到的是国民的愚弱、卑怯、麻木；而新中国“文革”时期的荒诞让王小波更多感受的是国民的狂热、不理性及知识分子的健忘和盲目乐观。
不同生活背景和思想认识使鲁迅和王小波的国民性批判存在着差异．具体说来，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批判的具体对象不同在国民性批判中。
鲁迅主要选取下层民众为具体批判对象，王小波主要选取中国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国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
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成了逆来顺受、麻木不f_：的“奴隶”。
他们“默默的生长。
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针对民众的这一思想现实，鲁迅痛心疾首，甚至非常偏激地将中国历史分为两种，即“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在杂文中，他则批判、解剖了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各个方面．如精神胜利法、冷漠、自私、麻木、愚昧、卑怯等。
其措辞之激烈、态度之彻底，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第一人。
然而，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用意就是要“砭其同弊”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铸起“民族的脊梁”。
鲁迅“以其思想的全面性、深刻性、现实性、战斗性而脱颖而出，成为针砭国民性的国手、重铸民族精神的引路人”。
[2]鲁迅辞世半个世纪后．另一位致力国民性批判的“自由思想家”王小波。
其杂文思想深邃、独特，语言幽默、辛辣，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