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200930202016
李燕国贸093
儒教与道教皆是产生发展自中国本土，对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是中华文明不可割舍的一部分。马克斯·韦伯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一个外国人的立场来看待中国，将东方与其自身所在的西方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更加客观地透过强烈反差来认识自己，找到前进和突破的动力与方向。
韦伯认为，物质与精神是可以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问题，恰好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上，却是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1）。这一点在本书中便有所论述：中国具备了许多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如人口的剧增和私有制的出现等，但是儒教与道教这些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西方，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他相信价值是多元的，需要区分“非理性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超人的权力意志是要低能者的意志服从于超人的意志。马克思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韦伯则认为他的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释世界。集团并不能思想、感受、理解，只有人才能如此，因此理解的社会学和任务在于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中，通过一种对行动者的移情联系，去理解社会行动。（2）
“为了社会学的目的，并不存在‘行动’的集体个性这样一种东西。当在社会学系统里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家公司或者其他类似的集团时，它所意味的只是单个个人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某种发展。”（3）
韦伯方法论的核心是“理想型”，一种逻辑的体系、一种抽象的概念。只有通过理想型来分析社会现实或社会行动，社会学家才有可能从经常是互相抵触的、混乱的经验材料中理出个头绪来，从而精确地显示事实的最关键的层面。本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论文集的目的，在于通过东西方诸大宗教的对比研究，来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在本书里，他试图论证：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他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和重点被彻底颠倒过来的“理想型”的方法，强调了那些阻碍理性经济活动的精神因素，而贬低了那些似乎是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因素。（4）
本书的第一篇是物质部分，重点写了五个中国社会的物质层面：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氏族组织以及法律。我国的货币制度一直以来处于一种混乱状态，金银、铜币、纸币的变换，货币铸造的垄断不彻底，由于战争使铜币不断改铸为兵器以及改铸为佛像、计量单位的不统一等原因致使货币的流通、币值的稳定和货币的信任度受到破坏，不健全的货币制度引发通货膨胀，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但是中国人安于现状的态度致使小市民和小农民群众并没有想去
改变什么的兴趣。在这过程中有两个特殊的现象，一是我国贵金属拥有量剧烈增长，无疑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尤其于国家财政方面。但是这种发展不但没有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反而强化了它；二是人口的极大增长既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也没有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西方的城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是财政理性化、货币经济以及以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承担者，拥有由武装的市民组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而中国的城市在形式上是由各个受不同的地保管辖的“乡镇区”构成的，往往隶属于数个由个别的政府部门管辖的区域，并且不能像团体那样行动。皇室统辖力的微弱又造成了中国人实际上“自我管理”的局面。个人如此无条件地依存于行会，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行会对其成员有绝对的审判权，控制所有与其成员有关的重要经济事务。但是行会却并未去寻求“城市经济政策”，因为缺乏法律保障，它们只好不顾一切地走上自救之路，而没有促进手工业里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5）。与一切家产制统辖这种天然的性质相适应而实施了一系列税收制度、科举制度、官僚薪酬。家产制的国家形式，尤其是管理与立法的家产性质，在政治上造成了一个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的王国与一个具有绝对自由的专横和仁慈的王国并存的结果。这将会阻碍对这些政治因素特别敏感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那种理性的、可预计的管理与法律机能不存在。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植于中国人的“伦理”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
方所持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氏族是其成员生存的基本保障，它不仅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其成员，而且大力关心家用的自给自足，因此限制了市场的发展。氏族又在很大程度上于家产制的官僚政体相对抗，官僚体制的理性主义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传统主义的势力。宗族共同体是一种扩大了的生产组合的氏族共同体和累积性的家庭共同体；另一方面，在城市里还有典型的小资本主义的经营共同体。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上文提到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之所以没有达成这种结果，其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6）
第二、三篇是精神部分。韦伯集中考察了理性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出现的“心态”因素：儒教和道教。“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的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因此儒教惧怕任何的改革，而清教主张对此世进行剧烈的变革。道教则认为宇宙中存在着自然与社会的永恒和谐的秩序，所以也不用去改造它，这和清教教旨形成鲜明对照(7)。中国的士人阶层对这个国家的作用相当于教廷之于西方国家，他们通过君主这一神性的统治象征间接地干预国家的发展运行。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从古代开始就为家产制的君侯服务，与其有密切的关系。士人以其知识来支持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一开始就是封建体制的反对者和国家官僚组织的支持者。“学而优则仕”是自古以来大部分士人的共同追求，士人及门徒竞相争取现有官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与这种现状相吻合的统一的正统学说：儒教。儒教以孔子为先师，倡导王
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以十三经为宗教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宗教组织。知识阶层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政府在经济上总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大体上只注意国库的需求与警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因此家产制政权不断地干涉各种事务。韦伯说是“因为中国不存在有足够强大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在英国却存在这种利益，它能迫使政府为其服务。”（8）儒教徒更注重的是自身“礼”是修养，而对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自然科学思维却有所欠缺。中国并没有一个法官阶层，因为中国福利国家的家产制特色及其微弱的职权并不在乎世俗法律的形式发展，导致缺乏西方意义下的律师事务所。家族的族长或长老之类的“法官”会以彻底家长制的方式来判案，即只要是在神圣传统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他绝对不会根据形式的律令和“一视同仁”来进行审判。中国就有句古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律的理性化是两种力量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力量与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官吏理性主义的力量。中国的家产政体，既没有考虑到强有力且不可抑制的资本主义利益，也没有估计到一个自主的法学家阶层，所以法逻辑无法发展起来（9）。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思维的形成是由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验技能和功名心，中国的技艺虽精湛，却缺少导致理性主义的功名心的原动力，一切依然是一种被升华的经验。儒教其实只是一部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大法典。孔子认为贪欲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既是在收购商或垄断者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之间所产生的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中国儒家的教育理想与以社会为取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