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深水区

摘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对政改的最基本框架还是有一个构想。在我看来，这个目标就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它吸收了民主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最大程度地参与、协商民主和全体民主相结合，又比如说政府受到监督、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我认为在一党控制下，这些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石头是为了过河。在浅水区能摸到石头的时候可以摸石头，摸不到石头了还非要摸，那就奇怪了。不能把摸石头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的讲话，引起了会场上的一片笑声。

8月17日、18日，北京的天气酷热难耐。30名国内顶尖政治学家齐聚北京会议中心，研讨“政府创新与政治发展”。在会议中，他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的发言。俞可平、何增科、萧功秦、王长江、丛日云等政治学学者均参加了这场名为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论坛的会议。

会议开两天，王长江都准时参加。记者坐在他身后，看到他时不时记录其他代表的精彩发言。王长江说，之前从来没有哪个会议能让他“从头听到尾”。会议结束之际，很多代表呼吁，政治学家们应走出书斋，积极发出自己理性、专业的声音。

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党内力主改革者”正是王长江对自己的定位。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加强对改革的设计和统筹》的提案，建议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主导机构—中央改革委员会。王长江认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

8月18日的会后，记者追上王长江，提出采访要求，他欣然答应。他讲话温和，声音细腻，在一副大框眼镜下面，始终保持着嘴角上扬的标志性笑容。

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

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呼吁政治改革的声音，认为现在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您认为呢？

是的，现在到了政改关键时期。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市场经济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带来的问题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只需要抓住经济发展就行。现在是各种问题盘根错节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不去深层次思考这些问题，社会就不能取得进步。

比如说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还是一个政府控制和市场发挥怎么结合的问题，涉及到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在哪里。而我们现在总的说来还是干预过多。其他问题也是一样。比如说社会建设可能最初想的就是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人们的利益。但是现在看起来，人们的物质利益得到一定保障之后，可能更关心的是公平、参与、知情。这样政治改革的问题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我国政府的大量投资，有说法表示，很多领域“国进民退”，对此您怎么看？

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才由政府进行调控。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的失灵，各国都加强了政府调控。但关键是你调控的目的是让市场经济回到正轨，而不是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时候，就因为危机而停止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那句话，我国本来就是调控力度比较大的。

也有一些声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反对改革的声音呢？是因为对于改革出来的一些结果，有人觉得不满意。这些反对改革的人是对改革本身、对民主本身存在误解。我们不能因为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就反过头来说改革怎么怎么样，就因噎废食。我们确实在改革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一些尝试也遇到各种瓶颈、障碍，但不能误以为中国不该搞政改。因为不是改革本身错了，不是不应该改革，而是我们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讲了深化改革的几个方面，这表明中央还是希望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发现的问题。深化改革这个大方向肯定是不会变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声音，但是我认为主流声音还是要深化改革。

在您的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改目标？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对政改的最基本框架还是有一个构想。在我看来，这个目标就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它吸收了民主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最大程度地参与、协商民主和全体民主相结合，又比如说政府受到监督、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

我认为在一党控制下，这些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你不能说它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人家也有竞争，基本的民主要素也都具备了。只不过别的政党没办法跟执政党竞争，但是在人民行动党内部进行充分竞争。

对改革路径缺乏自觉，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您在8月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论坛上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您为什么选取政治改革路径这样一个视角？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改革到底选取什么样的路径已经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对改革路径缺乏自觉，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是《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加强对改革的设计和统筹》。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情吧？但最后却被归口到了中央编制委员会。你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只能不了了之。

为什么会出现您遇到的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对于改革，有一种惯性，不是把改革当成一种不寻常的事情、当做一种特例来对待，而是当做政府的一项常规任务，从上面布置下来，一声令下到各个部门。平常工作可以这样，但改革恰恰需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革是要权衡各部门之间权力配置到底合不合适，权责到底搭配不搭配。结果我们把改革任务直接落到各个部门，让部门自己去想怎么改革。大家想这些部门会怎么改革？绝对没有一个部门会说，我们建议我们这个部门应该取消。

我们有一种不自觉的依赖行政路径来改革的倾向，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您说的这种对改革路径缺乏自觉，哪些方面影响了改革？

路径依赖问题带来了若干消极后果。

一是部门利益做大。你让各个部门自己去思考改革的问题，必然导致它的扩权。即使是过去一些没有权力的部门，现在也拼命扩权。比如说，就某种政绩指标进行排名，让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忙着跑到它那里去改变自己的排名。如果这样的一种改革再继续推下去，我敢断言，所有没有权的部门都会变着法去扩张自己的权力。

二是降解改革和民主的权威。改了半天，谁都觉得越改问题越多，甚至连改以前都不如，左一道程序右一道程序把大家搞得不胜其烦，回头就产生了对改革的质疑。

三是降解政府的权威。地方、中央之间的权力分配，按民主政治的原理应该是一种博弈的结果。但我们还是那种高度集中的上下服从等级制。这样上面的部门往往可以留下更多的权力，把更多的责任推向下面。其实，政府权威下降已经在基层特别严重，基层干部也特别有意见。

四是助长腐败。部门拥有那么多的权力，自然到处引发“跑部钱进”的现象，导致整个党的公信力下降。

五是部门绑架中央的政策。部门有了改革的权力之后，就要拼命巩固这个权力，会千方百计夸大自己部门的重要性。如果你削弱这个部门，他就说你是削弱党的领导。很多事情，中央都不得不听从它的。

加强顶层设计是政改中的关键

您在很多文章中提到，加强顶层设计是政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没错。存在对改革路径的不自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缺乏顶层设计。改革是需要通盘思考和规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