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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摘要: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诉权保护的强化,公民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有些人却故意钻法律漏洞来谋取不当利益,导致恶意诉讼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而我国法律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鉴于此,本文在分析恶意诉讼的概念及其危害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恶意诉讼规制的程序法建议,期以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恶意诉讼程序法规制一、恶意诉讼的概念分析关于恶意诉讼的概念,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承认的,并确立了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
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规定恶意诉讼侵权类型有三种形式,即恶意地提起民事诉讼、恶意刑事起诉以及滥用诉讼程序。
对于上述三种恶意诉讼行为,行为人应就其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①前两种侵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是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提起诉讼程序,是无权之诉,第三种侵权行为是行为人有诉权却滥用这种诉权,以获取该诉讼程序目的以外的其他非法目的,给被诉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而本文中的恶意诉讼仅指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恶意诉讼。
我国学界对恶意诉讼的概念众说纷纭。
王加庚教授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明知或应知其诉讼目的的不当性,仍诉请保护,致不当诉讼发生侵害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
恶意诉讼包括恶意起诉、保全、反诉等情形。
”②汤维建教授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
”③杨立新教授认为:”明知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然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向法院提起诉讼,就是恶意诉讼。
”④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三位学者不同的观点是相对人是否真正因恶意诉讼而受到损失是否为必需的要件。
笔者认为,比如,有的恶意诉讼只进行了一部分诉讼程序,法院查清了事实因而驳回行为人的不当诉求,相对人并没有遭受实际损失。
如果仅因为相对人没有遭受实质损失而否认这类行为属于恶意诉讼行为,会导致实践中相当一部分的恶意诉讼行为不能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这将使恶意诉讼行为更加猖獗。
因此,相对人是否真正受损则不是恶意诉讼的必需要件。
滥诉还是滥裁？——关于陆红霞案的一点意见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案，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以其系滥用诉权为由，在未做实体审理的情况下，“根据审判权的应有之义，结合立法精神”，迳行驳回起诉。
其中一段判决理由如下：“在现行法律规范尚未对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滥用诉权行为进行明确规制的情形下，本院根据审判权的应有之义，结合立法精神，决定对原告陆红霞的起诉不作实体审理。
为了兼顾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和保障原告陆红霞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起诉讼的权利，对于原告陆红霞今后再次向行政机关申请类似的政府信息公开、向人民法院提起类似的行政诉讼，均应依据《条例》的现有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原告陆红霞须举证说明其申请和诉讼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
此系国内罕见的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相关的被裁定为“滥诉”的裁判，也引起业界极大的争议。
南通市港闸区法院在本案中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裁判理由，该判决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以人为标准，而非以事为标准去衡量信息公开问题，且判决颇有设定“黑名单”、驳其诉请、断其后路的意味。
从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法学界依然讨论的“权大—法大”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等问题，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彰显的法治精神，“走向权利的时代”经历了艰难的跋涉。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不能不说是对刚刚抬头的权利意识，尤其是行政诉讼领域鲜见的权利意识泼了碗不多不少的冷水。
至少在其判决理由中，我们看不到司法的谦抑性原则。
西谚有云：权利止于他人鼻尖。
该院以此评判陆红霞行为的同时，可能没注意到自己不止逾越了“鼻尖”，而且是“蹬鼻子上脸”，其“司法之手”伸的未免过长了些。
关于行政诉讼，汪庆华教授在《中国行政诉讼：多中心主义的司法》（载《中外法学》2007第5期）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该文的部分论述似可以解释公民陆红霞“滥用诉权”的实质。
悲情的抗争和“滥用诉权”、“公共利益”孰是孰非，会有很多种解读，特将汪先生的部分论述摘录共享：“以司法作为抗争的渠道，这在中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当中，也颇为常见。
2010年第1期（总第118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1，2010General.No.118·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论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于锐（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哈尔滨150080）摘要：恶意诉讼是诉讼功能异化的产物。
在当前立法和司法界倡导“调解优先，积极构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背景下，恶意诉讼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裁判作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严重侵害了法的秩序性，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
作为一种预防和过滤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恶意诉讼进行程序法的规制，应注意与诉权保护的协调，并在司法能动与克制之间寻求平衡。
通过发挥司法惩戒手段的调节作用，并从规范撤诉、完善失权以及增设案外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等措施入手，使程序法的规制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得益彰。
关键词：恶意诉讼；程序法；民事诉讼法中图分类号：D41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0）01－0154－04收稿日期：2009－10－21基金项目：2008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论恶意诉讼侵权”（08E039）作者简介：于锐（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研究。
曾几何时，天价索赔、滥诉媒体、欺诈性诉讼、重复性诉讼等恶意诉讼跃入了人们的视野。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体现了国家“减轻民众诉讼负担、构建便宜司法”的良好初衷，然而，诉讼门槛的大幅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恶意诉讼的成本，因而许多法院都切实感受到了恶意诉讼数量攀升的沉重负担。
恶意诉讼作为诉讼功能异化的产物，不仅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可能引发司法信任危机并造成当事人乃至案外人的不必要损害。
同时，由于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冲突，恶意诉讼的合法性外壳亦会造成法官非主观上的错判，进而给法官造成不可确定的职业风险。
诚然，对恶意诉讼的有效规制需要由实体法和程序法来共同编织一张规范的“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对受害人而言意味着沉重的证明责任以及更多的不可确定性，因而受害人可能出于成本的权衡而放弃提起新的损害赔偿诉讼的打算。
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滥诉”之认定李凌云【摘要】立案登记制实行以来,已将更多行政争议纳入司法程序之中,但也引发了人们对行政“滥诉”的忧虑.对行政“滥诉”乱象进行治理之前,应先确定标准去认定何为“滥诉”,否则很可能会混淆“滥诉”与非“滥诉”案件,将某些正当诉求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认定当事人构成行政“滥诉”,应当看其是否具备主观故意、扰乱司法秩序等要件.行政“滥诉”表现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典型特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频繁、对行政机关的工作产生了干扰等则不属于这一行为.法院对一起行政案件是否构成“滥诉”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阶段法院应以审慎的理念对待行政“滥诉”.【期刊名称】《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25)004【总页数】5页(P81-85)【关键词】立案登记制;行政诉讼;滥诉;认定标准;治理【作者】李凌云【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74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2014年11月，立案登记制成为《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
2015年5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开始施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一周年以来，已将更多行政争议纳入司法程序之中，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畅通了渠道，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饱受诟病的立案难困境。
①2015年5月1日至5月31日，立案登记制实施第一个月时间里，全国法院共登记立案113.27万件，同比增长29％，其中行政案件增幅最大，同比增长221％。
参见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首月情况：立案数超百万当场立案率达9成》，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6月10日第001版。
伴随着“民告官”案件显著增加，也引发了人们对行政“滥诉”的忧虑。
关于行政“滥诉”的概念，学界暂无明确的定义，笔者尝试为其厘定一个初步的含义，即这是指当事人滥用行政诉权，浪费司法资源、扰乱诉讼活动秩序，损害了国家、社会或他人合法权益的非理性行为。
立案登记制下如何实现诉权保护与滥诉惩治之平衡
宫凡舒
【期刊名称】《山东审判》
【年(卷),期】2016(032)003
【摘要】立案登记制进一步加强了对诉权的保护,但也面临如何惩治滥诉的现实紧迫性.由于我国目前缺乏滥诉惩治制度,立案登记制实行之后,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当事人滥用起诉权,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为弥补滥诉惩治制度的司法缺失,实现诉权保护与滥诉惩治的平衡,笔者提出了我国当前构建滥诉惩治机制的具体建议,以期对解决当事人滥诉问题有所裨益.
【总页数】5页(P55-59)
【作者】宫凡舒
【作者单位】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滥诉”之认定
2.诉权的维护及其限制--兼论建立我国滥诉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3.论立案登记制下滥用民事诉权的法律规制
4.立案登记制下违法滥诉治理的创新路径
5.立案登记制背景下行政滥诉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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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的裁判方式：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评析——以域外经验为借鉴李文革【摘要】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有关虚假诉讼的规定.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对于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以实际并不存在的民事纠纷提起的虚假诉讼,法院的裁判并不统一:有的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有的直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大陆法系语境下,当事人为骗取法院裁判的诉讼会因诉不合法(无诉的利益)而作出驳回诉的诉讼判决.民诉法第112条规定的“驳回请求”的裁判方式,强调对虚假诉讼的规制,其价值选择在于对法秩序的维护,但与第119条规定的协调一致会存在问题.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引进大陆法系的诉讼判决制度,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对于法院已经受理的虚假诉讼根据我国民诉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年(卷),期】2013(000)010【总页数】8页(P138-145)【关键词】虚假诉讼;驳回起诉;驳回诉讼请求;诉讼判决;本案判决【作者】李文革【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湖北恩施44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722012年8月3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第112条和第113条是新增的关于虚假诉讼的规定。
该规定积极地回应了司法实践的诉求，使得规制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进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逃避执行的虚假诉讼行为，第一次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但这个“法律依据”也并不完美，还有值得探讨和完善的地方，其中对于虚假诉讼“驳回请求”的裁判方式就值得探讨。
“有诉即有判”，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审理和裁判，裁判是法院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诉讼行为。
如果当事人串通以并不存在的民事纠纷提起虚假诉讼，人民法院是应以起诉不合法、无权利保护的必要为由驳回诉讼呢，还是以原告主张的请求权不存在、诉无理由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呢？本文拟以我国审判实践为基础，以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为参照系，通过不同语境下裁判方式的比较，对新民诉法第112条作一评析。
滥用诉权及其法律规制 唐三元 ①；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内容摘要：诉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诉权约束制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已不少见。由于我国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理论研究的缺乏，导致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在此情况下，滥用诉权行为的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滥用诉权的行为违背了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诉讼效益要求我们有必要规制诉权的滥用。 关键词：滥用诉权；诚实信用；法律规制
Abuse the right of appeal and its legal regulation Tang sanyuan ( Xiangtan University Law School,Hunan Xiangtan)
Abstract: The Right of appeal gives to the parties through using legal channels to protect their own rights, bu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right constrained system, the abusing of right has come a lot. In this case, the definition of acting the abusing of righ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abusing of righ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litigation, litigation-effectiveness requires that we have the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abuse of appealing right. Keywords: abuse of the right to appeal; litigation effectiveness; Legal Regulation
一、 引言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诉权被认为是国家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具有“实然性”而设定的“权利救济权”，为“第一制度性权利”[1]，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诉权的存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权利。然而，事物皆有两面。从权利行使的特性看，主体的权利在得到社会的确认之后就以权利规范这种实在化的形式具体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权利规范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将人们的行为纳人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即给特定的主体在某个领域内划定一个大致上的意志自由空间，提供一种满足需要、实现主体自由的可能性。至于权利主体具体应如何作为来行使该权利，则法律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硬性地、详尽地作出规定。[2]而正是权利规范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为权利人滥用其权利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以我国为例，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现象屡见不鲜，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敢说真言的记者因正当的批评而官司缠身，无辜的企业因他人恶意启动破产程序而遭受难以估量的商誉损失，善良的老百姓更是因为没有来由的诉讼而使平静的生活横遭骚扰…毋庸置疑，“乱打官司”等滥用诉权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它不仅严重侵害特定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以及扰乱正常的诉讼秩序， 同时也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构成直接的冲击与损害。它违背了诉讼效益，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合理矫治。
① 作者简介：唐三元（1984—），女，湘潭大学法学院07级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科类别：D915.2。 二、 滥用诉权的概述 （一） 滥用诉权的概念 诉权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其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基本权利。诉权包括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前者是指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实体请求的权利，后者是指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与协商、调解、仲裁等相比，诉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终的救济途径，故民事主体一般不轻易行使诉权(这当然与传统的“耻讼”观念紧密相关)。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动辄上法院，甚至滥用诉权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所谓滥用诉权，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权，在明知自己缺乏胜诉理由的情况下，以合法形式进行恶意诉讼，以期通过诉讼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某种损害后果的行为。从广义上讲，滥用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申诉权、申请强制执行权、申请回避权、申请财产保全权和先予执行权等都属于滥用诉权的范畴。狭义上，滥用诉权仅指滥用起诉权和反诉权。[3] （二）滥用诉权的成因 滥用诉权的主观意图是多种多样的，如利用诉讼制造轰动效应，进行自我炒作提高知名度；毁损对方声誉、打击竞争对手；规避法律、转移财产；拖延诉讼时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滥用诉权案件，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不法目的的驱动下，有些当事人借助合法的诉讼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由于传统的诉讼观念、诉讼体制的制约和历史惯性作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以及相应的理论研究中对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导致当事人虽然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诚信意识却相对薄弱。 二是现有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漏洞，客观上纵容了滥用诉权现象的大量发生。首先， 对滥用诉权当事人的惩罚措施不明确，法律规制力度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法律风险往往小于其追求的不法或不当利益，恶意诉讼现象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败诉者负担律师费用原则，假设甲公司恶意起诉乙公司，迫使后者聘请律师进行应诉，当案件审理前，甲公司又向法院申请撤诉，这样就会使得乙公司支付了一大笔用于聘请律师的费用而无法得到补偿。其次，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妥善的保护。由于无端陷人到争讼之中，恶意诉讼的受害者除了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外，往往还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然而, 在我国，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没有给这些深受滥用诉权之苦的当事人提供一条法律上的救济途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 滥用诉权的法律规制 在目前中国社会司法活动较为活跃的整个大背景下，权利保障和处罚权利滥用上的缺陷一方面使得诉讼的受害者处于彷徨、无奈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者处于极其尴尬的状态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滥用诉权的诉讼，人民法院仅能对无辜被告者做出胜诉的肯定性评价，而对于无辜被告者无端身陷诉讼后为证明清白而四处奔波、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所花费的代价，法官也只能深表同情，爱莫能助。[4]由于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不明确，因此，如何认定滥用诉权行为和规制滥用诉权行为也就处于尚不知晓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立法的空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实。面对深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的当事人，法院仅仅能够让当事人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第二，立案受理，但由于实体法规定的缺陷而无法进行审理，只得动员当事人撤诉；第三，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现实与无奈。针对我国在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方面还出于空白的情形下，笔者在确立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大前提下，基于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目的而提出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改革意见，并确立责任费用分担规则。确立当事人滥用诉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是建构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第三条路径选择。 （一）确立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 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世界各国诉讼法律发展的必然和必由之路。作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各方当事人，都必须向相对方当事人承担诚实信用的义务，即当事人必须在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和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诉讼实现自己的合法目的。当事人的不正当诉讼活动，将使得相对方当事人无辜卷人讼战，耗时费力，劳神伤财，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对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无端的损害。 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对当事人的对抗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将那些被视为是违反诚信要求、恶意的或者带有欺诈性的诉讼行为和伎俩予以限制乃至排除。显而易见，将诚实信用原则引人到民事诉讼中来可以对滥用诉权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这将使诉讼过程本身得到净化。笔者认为，在具体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理由而排除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一方当事人恶意起诉，法院可以根据诚信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而驳回当事人起诉。第二，一方当事人通过滥用诉权的行为而获取的诉讼结果，法官可以根据诚信原则直接认定无效。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一种方法，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使得法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滞后性的障碍，针对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滥用诉权行为适时作出符合社会公正观念的裁决，以适应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 （二）改革诉讼费用收取制度 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分担以“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为原则。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律师费并不包括在诉讼费用的范围之内，胜诉方仍必须自行负担律师费用。司法实践中，当一方提出要对方承担自己的律师费时，往往由于这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遏止滥用诉权行为的发生，我国可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诉讼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如果滥用诉权的一方当事人败诉，应判决其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包括胜诉方的律师费。这种制度设计可以保障恶意诉讼的受害方当事人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并促使当事人仔细地评估自己的案件，谨慎地行使诉权。目前我国关于诉讼当事人需要承担相对方当事人律师费方面的规定，最为明确、效力最高的当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该条规定为一方当事人承担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提供了依据，可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但这一解释的适用范围仍然较窄，仅适用于行使撤销权的案件。如果律师费能够明确被纳人诉讼费用之中，对于减少日益泛滥的恶意诉讼，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建立滥用诉权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当事人滥用诉权,法院虽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而驳回起诉,但是对方当事人仍将遭受损失。因此,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建立将救济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的对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一方当事人滥用诉权不单违背了诉讼程序设立的目的，减损了法院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使相对方当事人被迫参加到诉讼程序中来，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无端遭受损失。然而，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缺乏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恶意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仅能为受害方作出胜诉的评价，而对于被告无端身陷诉讼后为证明清白而四处奔波、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支出的费用，法官只能深表同情，爱莫能助”[4]。没有实体法的救济制度而仅靠程序法上的模糊规定，是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采取实体法和程序法相配合的方式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将是一条可行且必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