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及谈判的双层博弈

２０１３年２月　第１期（总第１２２期）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ｅｂ．２０１３　Ｎ【）．１　Ｓｅｒ．Ｎｏ．１２２　

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及谈判的双层博弈　

王　磊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将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者与他国进行国际谈判的互动　

过程分成国际谈判和国内批准两个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战后美日贸易的历次摩擦及谈判也都可以概括为　

美国施加外压与日本应对的国际层次，国际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国内获得批准的国内层次。　

关键词：双层博弈；美日贸易摩擦；获胜集合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志码：Ｆ７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１５４（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７２—０５　

Ｄ０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３１５４．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６　

战后美日贸易摩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议　

题之一，也是ＩＰＥ的一大难题。两国贸易摩擦的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从６０年代纺织品摩擦开　

始，美日一共经历了从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到电子产品　

五个回合的贸易摩擦。国际谈判成为化解两国贸易摩擦的　

主要方式。单一层次的分析方法不能有效解释谈判过程中　

国际和国内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各个谈判议题不同的　

让步程度等问题。打破单一层次分析的局限，将国内、国际　

两个层次的互动过程引入到外交政策之中，对于分析美日　

贸易摩擦与谈判显得十分必要。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　

弈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虽然有时候多层　

次分析也不能建立起一个准确的因果关系。　

一、双层博弈理论的演变　

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　

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层次分析法，他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　

纳为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意象”。彼得・卡　

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们所编的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中指出，“国际政治经济　

学从创立以来，就围绕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领域　展开研究：一是国际体系，二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　

间的相互作用。”Ⅲ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的视角观　

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产生的第一个大问题“霸权　

稳定论”［　正是来自体系层次理论。霸权稳定论是研究体　

系转型的权力理论，在变量和因果关系假设等方面发展成　

为符合可证伪标准的科学理论。但是，体系层次理论的优　

势却也是理论的缺陷所在，简约性的理论无法对复杂的国　

际政治现象建立具体而清晰的因果解释。体系理论的另一　

缺陷是忽视了国内政治的作用，在体系层次分析框架中，国　

家成了同质的“弹子球”。　

比较政治经济学在反思体系中心路径和重新思考国家　

作用的基础之上产生，重点研究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互动。　

约翰・伊肯伯里、戴维・莱克、迈克尔・马斯坦多诺将美国　

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模式划分为体系中心路径、社会中心　

路径和国家中心路径三种，并且指出，“研究者在解释对外　

经济政策时，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作用。”＿３　

罗伯特・普特南融合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以及对外经　

济政策三种要素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双层博弈理论，指出　

一国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或者与他国进行国际谈判时，需　

要同时考虑国内选民的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双重作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ｌ一２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２００９ｊｊＤ８４００１１）。　作者简介：王磊（１９８４一），男，浙江富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政党政治比较。　

一７２一　

ＸＵＥＢＡ０　２０１３年２月　第１期（总第１２２期）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ｅｂ．２０１３　Ｎ０．１　Ｓｅｎ　Ｎｏ．１２２　

一般认为，普特南最早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式”不能算　

作正式的理论，而是一种“隐喻”，运用比喻的方式对外交政　

策的制定与国际合作的实现进行分析和解释。普特南通过　

融合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假设国际谈判是　

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在国家层次上，国内利益集团向政　

府谈判者施压，迫使谈判者采纳对其有利的政策，政治家则　

在这些利益集团分化融合的过程中追求权力。在国际层次　

上，政府谈判者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　

将外交谈判的不利后果最小化。”［　政府谈判者、国内主要　

行为体（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各种利益集团）和谈判对手都　

是国际谈判的参与者。政府谈判者则在其中扮演着“两面　

神”的角色，协调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谈判。在实际过程　

中，两个层次的谈判同时进行，并且相互影响，互相制衡。　

双层博弈“隐喻”比单一国家行为体假设更好地捕捉到了波　

恩峰会谈判的推动力，对国际谈判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普特南借用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获胜集合”Ⅲ，用　

来表示国际协议在国内选民能够获得批准的一个范围。　

“获胜集合”的大小决定了国际谈判成功可能性的大小，而　

且影响国际谈判的利益分配。国内主要行为体的权力分　

配、偏好和战略联盟，国内政治制度以及谈判者的策略是决　

定“获胜集合”大小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普特南认为，双　

层博弈理论取决于国内主要行为体的权力和偏好的分　

配。＿４　例如，在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问题上，总统和行政机　

构通常偏好于自由贸易政策，国会和立法机构一般倾向于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夕阳企业和劳联产联组织同样也偏好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其次，“获胜集合”的大小还受到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　

例如国内的批准程序。吉米・卡特指出，“在美国的宪法之　

下，一百名参议员当中的三十四名就能够阻止任何协议的　

批准。由于很少一部分集团的实际表决权，使许多有价值　

的协议都被否决了，甚至许多协议从不被考虑批准。”［　彼　

得・卡赞斯坦认为，国家行政机构的强弱也制约着谈判者　

能否得到国内选民的认同，如果是“弱国家”，谈判者受到国　

内社会的制约就越大，谈判者在国际谈判中可发挥的余地　

就越小。　

最后，谈判者使用的相关策略对“获胜集合”的作用也　

不能忽视。谈判者不仅要与外国代表达成协议，还要最大　

化本国国家利益。谈判者的“获胜集合”越大，就越容易签　

订一项协议，也削弱了他与其他谈判者讨价还价的地位。＿４　

例如，在美日贸易谈判中，虽然美国谈判者希望从日本谈判　

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妥协，但是却受到国内国会对其谈　判授权的限制。因此，谈判者总是希望扩大对手的“获胜集　

合”，从而更容易达成协议，却对自己的“获胜集合”含糊不　

清。除此之外，国际谈判中的信息不完全造成的不确定性　

也是影响谈判者策略的一个因素。　

双层博弈理论的“追随者”“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不　

断推动理论发展。这些努力可以分为对理论范式的概念化　

和适用范围的扩大两个层面。理论范式的概念化是使双层　

博弈模式更加理论化的基础性工作。为了提炼出关于国家　

行为的一般性经验假说，双层博弈理论需要将主要行为体　

的偏好和限制更加具体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理论　

性建构：国内政治的规则（“获胜集合”的特点），国际谈判的　

环境（国家间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以及谈判者的　

偏好。［　］　

正如海伦・米尔纳所说，这些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推动　

双层博弈的理论化、概念化，并提出关于其影响的可检验的　假说。－［７３双层博弈理论强调的国内政治的作用越来越引起　

“第二代ＩＰＥ学者”［８］的自觉和重视。　

二、战后美日贸易摩擦的国际博弈　

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世界现代贸易史上持续时间最　

长、涉及范围最广的贸易摩擦之一，摩擦随着美日国家实力　

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而不断加剧。二战后初期，美国是　

西方世界自由贸易的绝对拥护者和领导者。根据霸权稳定　

论的观点，霸权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维护相对自　

由和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可以“搭便车”。由于　

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霸权，这　

时期美国一直充当着维护世界经济开放、自由和稳定的霸　

权国角色，美国同盟国则是这个自由贸易体系的“搭便车”　

国。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国际体系中，虽然西方世界基本　

上保持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但美日两国还是　

发生了从纺织品到电子产品五个领域的贸易摩擦。这些贸　

易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国经济力量的差距、产业　

结构的差异，也有两国贸易政策的对立。大部分摩擦都在　

国际机制和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通过双边政府谈判解决。　

２Ｏ世纪８Ｏ年代后期，美日之间出现了几次较大的政治　

经济危机。１９８５年９月，里根政府为解决贸易赤字与日本　

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签订之　

后，日元对美元的比价急剧上升。事实上，在《广场协议》之　

前，日元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已经不断升值，而《广场协议》加　

剧了日元升值的步伐，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从协议签订前的　

２４２：１跳升至１４５：１。日元的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　

一７３一　ＸＵＥ＝

ＢＡ０　２０１３年２月　第ｌ期（总第１２２期）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Ｆ　）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ｅｂ．２０１３　Ｎ０．１　Ｓｅ　Ｎｏ．１２２　

日双边贸易长期失衡的局面，相反却加速了日元国际化的　

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美日显现出结构性贸易摩擦的端倪，这些结　

构性贸易问题属于美日制度性层面的经济摩擦。１９８８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该法案在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案》“３０１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超级３０１条　

款”。实际上，美国通过此条款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日本，　

有学者指出该法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史慕德一哈利法》，　

并且导致关贸总协定下多边贸易机制的失败。戴斯勒指　

出，“美国贸易代表手中不仅有根据３０１条款决定外国惯例　

是否公平的权力，还有决定和下令具体报复行动的　

权力。”嘲。　

（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　

双重影响。首先，在国际层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体系的　

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冷战终结前１Ｏ年，美苏关系进入第　

ｉ次缓和时期。１９７１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日本和　

以西德为首的西欧各国崛起并与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形　

成三足鼎立之势。国际经济正在向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方向　

迈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逐渐抬　

头。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日渐式微，美国在全　

球范围内的控制力减弱。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霸权国　

的衰落必将导致国际公共物品供应的不足，国际经济体系　

的开放性同时会受到抑制。霸权的衰退迫使美国调整对外　

贸易政策，尤其是对主要盟国日本的贸易政策。　

其次，美国国内的行政机构、国会、政党、利益集团以及　

跨国公司是决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行为体。在这些部门　

的相互博弈之下，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在贸易保护主　

义与贸易自由主义之间徘徊。历史上，总统和国会都享受　

过帝王般的权力。进入２Ｏ世纪８Ｏ年代，总统与国会一起分　

享对外贸易政策的决定权，形成互相制约的状态。受到霸　

权衰落的影响，国内出现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总统　

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美国转变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是应对日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