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讲学风气与小说创作追求

第３６卷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ｏｆ　Ｘｕ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ｖｈｖ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６．Ｎｏ．５　

Ｓｅｖｔ．．２０１０　

明代讲学风气与小说创作追求　赵兴勤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关键词］　明代讲学；小说创作；关系　［摘要］　明代学术思想的活跃，除了思想家的著述纷纷问世之外，很大程度体现在接连兴起的跨地　域、跨行业规模大小不一的讲学活动上，其世俗化、平民化特征，促发了新的道德意识的产生，进而影响了通俗　小说的创作：一是人物设置。至明代中后叶，随着王学思想的勃兴与讲学活动的开展，使得人们观察事物的角　度，判别是非的标准，认识问题的方法、思路，都有了不少变化，进而影响到小说创作。小说家在设置笔下人物　时，不再简单地以好、坏划分人物类群，跳出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叙事格局。二是情节构　思。在明代中后叶，随着经商人数的骤然增多，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愈益得以凸显，价值评判的多元化、　精神生活的丰富化、物欲追求的多样化之趋势逐渐形成，主体精神得以确认。当时讲学的一大特点，即不效世　儒、不拘泥于动１解，而直指当下。所谓“当下”，与普通社会族群日常生活相关，是人们所关心的身边热点问　题。缘此，小说家在构思情节时，对两军鏖战的激烈场景、行侠仗义的壮举、风云多变的史事，似乎均失去了兴　趣，目光转向家庭琐事、怄气斗口、张长李短、儿女情长。三是内容表述。如《西游记》作者昊承恩生活的年　代，正是王阳明心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小说受心学的影响，也有迹可循。另外，在明、清的言情小说中，议论成　分明显加大，乃是讲学风气影响所致。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６４２５（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３２－０６　

“夫明代之盛，由理学诸师在野讲学之　效”＿１　Ｊ。明代学术思想的活跃，除了思想家的著　述纷纷问世之外，很大程度体现在接连兴起的跨　地域、跨行业的各类规模大小不一的讲学活动上。　参与其间的，或为达官贵吏，或为市井百姓，或为　山野隐逸，或为贩夫走卒，是道德拯世的讲学活　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而少了地位悬殊的排斥、　门第悬隔的陌生、贵贱区分的阻隔、贫富差别的疏　离，这对促发新的道德评判标准，是有一定的诱导　作用的。在当时学者看来，“虽治生亦是讲学中　事”，“虽终日做买卖，不容其为圣为贤，何妨于　学？学何贰于治生”　７“良知闻见益多，覆蔽益　重。反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　。各　类人等，同聚一处，相与论辩，不同地域、不同阶层　间人物之思想、文化、观念的碰撞、交流、融会，则　成了必然之事，并促发了新的道德意识的产生，进　而影响了通俗小说的创作。那些厕身于各类讲会　的山人、处士，说不定其中就有小说作者。赤城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赵兴勤，男，江苏沛县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海逸叟之“天地人心所不可死之性理”的表述，笔　炼阁主人“天道非他，不离人事者”的发论，天花　藏主人的“情”、“性”之辨，素政堂主人的“收心正　性”，似皆有受讲学之风影响的印痕。小说创作　受中晚明以来学术风气之影响，则显而易见。我　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去认识：　

一、

人物设置　

我国早期的通俗小说，在人物设置上总是善　恶两极各占一端，亦即鲁迅所说“叙好人完全是　好，坏人完全是坏的”　。如《三国志通俗演义》　中的刘、关、张，在登场之初的桃园结义时，就坚　称：“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无疑，其间含有明确的　政治目的和鲜明的社会功利倾向。而曹操奸诈多　谋，信奉的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　我”。双方之性格得以鲜明对比，使美与丑、善与　恶相互映发，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至《水浒　传》，这一善与恶的对比则更明显。以晁盖、宋江　为首的梁山好汉，个个嫉恶如仇，忠义信诚，而恶　势力的代表高俅等人，一贯相互勾结，作恶多端。　其他如《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大　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演义》以及《包龙图判百　家公案》、《西汉演义》等，大多如此。　这一现象的产生，当是受到自孔子以来的传　统思想的影响。孔子论事，每每将“君子”与“小　人”并举，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　语・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　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　戚”（《论语・述而》），朱熹于“君子怀德”下注　日：“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惠，谓贪利。　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并引尹氏注　日：“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苟安务得，所以为　小人。”　在他们看来，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唯一标　准，就是为家国之公还是为一己之私，而不论这种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正当合理与否。所以，理学家　强调，“不是天理，便是私欲”，“革尽人欲，复尽天　理”，“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　人欲之私”，“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　正”。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事物的方法，直接影　响了人们价值评判范式的形成，构成了道德裁断　上的话语霸权，将复杂的社会内容简单化。各家　史书所开列的“忠义”、“奸臣”诸传之编撰体例　就为这一价值判断范式所拘囿，小说的人物设置，　当然也在此例。　至明代中后叶，随着王学思想的勃兴与讲学　活动的开展，使得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判别是非　的标准，认识问题的方法、思路，都有了不少变化，　进而影响到小说创作。小说家在设置笔下人物　时，不再简单地以好、坏划分人物类群。以吴承恩　的《西游记》而论，其中以唐僧为首的取经队伍，　无疑是正义力量的代表，但作者对他们并非一味　颂扬。如唐僧善良淳厚但又怯懦软弱，缺点十分　明显；猪八戒贪吃好色，爱占小便宜，一遇挫折，抛　下他人不管，只顾钻人草丛睡觉。作者所写的这　些正面人物的缺点，是现实生活中经常目睹之事，　故显得分外逼真，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王阳明　称“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７］，是说人物　众多，性格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作品如此为　笔下人物着色，在思想理念上与阳明学说是相通　的。这就跳出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　坏的”的叙事格局，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复　杂性。　其次是站在变化发展的角度，写出人物性格　的演化轨迹。阳明后学认为，圣人亦非生而知之，　不可能对世事尽得知。圣人也是人，故“圣人必　可以学而至”＿８　Ｊ。此类思想虽源自《孟子》，但由　于王学人物的演绎、阐释，讲学活动的大力揄扬，　才使得“愚夫愚妇”亦略解此意。所谓人性略同，　若潜心向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无疑对人们观　察问题的思路大有启迪。小说家受此类思路的影　响，在作品中不仅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还　注意凸显笔下主人公思想的演化轨迹。如《金瓶　梅词话》中的潘金莲，由一个市民的女儿堕落为　凶险奸诈的淫妇，其问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　程。作者在塑造这一艺术形象时，以明代广阔的　现实生活为背景，精雕细刻地写出了其性格的各　侧面。在鞭挞其糜烂淫荡、道德沦丧的同时，又肯　定了她举止中合乎生活事理的部分，有意显示了　她思想演化的轨迹。　再次是讲学活动对小说中人物之生存环境、　内在心理描写的浸染。讲学风气盛行之后所产生　的小说，与传统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早　期的通俗小说，主要是以“动”写人，靠一系列行　为、动作的巧妙组接，刻画人物性格。而后出之小　说，更注意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刻画，或借人物之口　倾诉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强化了人物的理　性色彩。如《女开科传》（又名《花案奇闻》、《万　斛泉》），明明是描写书生与青楼女子的爱情故　事，但开头却以１２００余字的篇幅大谈人情冷暖、　世道黑暗，谓：“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却被一班　儿险媚的恶朋，弄得不上不下，不干不净，以致血　性男子看不上这些合污陋态，没奈何只得闭门吊　影，离群长叹而已・…－．’’ｌ９　Ｊ，抒写出对黑暗现实的　牢骚感愤。其实，也是借以揭示人物活动的现实　背景。有人曾称，移风易俗，拨乱反治，全在讲学。　而此处则借小说针砭时弊，或是对以道德拯世的　讲学活动的一种回应。　还有《定情人》，借主人公双星与学友庞襄之　论辩，逐一交代有关男女婚配方面的许多问题。　作品中双星对夫妇关系确定的理解，已逸出传统　婚姻价值观的轨道，所关注的不是“上以事宗庙，　下以继后世”，而是？性而兼情”、“情浅情深”，亦　即当事人的感受。此等议论，与讲学家的口吻何　其相似。　又如《金云翘传》，作者既对青年男女的自由　相爱予以充分肯定，又不愿让笔下人物堕入“奸　３３　夫淫妇”之列，故在人物塑造上颇费心思。作品　写王翠翘与书生金重私下相会，感情甚洽。然而，　当金重有轻狂之态、非分之想时，翠翘则婉言相　拒。在这里，王翠翘是理性战胜了冲动，在放纵情　欲与“正戒自守”方面，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所考　虑的是夫妻关系的长久持守，而不是贪欢一晌。　行为动机固然出自“女慕贤良”之类传统教条，但　对婚姻的审慎态度，即便放在当下语境中，仍有积　极意义。在两情相悦、炽热如火的当儿，她却侈谈　“名教风流”，似与特定情境有些疏离，但是，这恰　恰反映了讲学风气对小说人物塑造的渗透。若不　了解中晚明以来的讲学背景，是无法解释这类现　象的成因的。　二、情节构思　明代的讲学活动及讲述内容，对小说创作的　情节构思同样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很复杂，限于　篇幅，这里只能撮要论之。　回观中国古代小说史，无论情节多么复杂、所　展现的内容多么丰富，往往在创作构思中，都遵循　一个内在理路，即是劝善惩恶、善恶有报，带有很　强的劝诫意味。小说所描绘的生活画面，不管恶　势力如何强大，手段如何狠毒刁钻，为人如何狂妄　蛮横，其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如《三国演义》　中挟权弄势的董卓，《水浒传》里欺凌弱小的郑　屠，《金瓶梅词话》中恣情纵欲的西门庆，《绿野仙　踪》里气焰嚣张于一时的严嵩父子，《二度梅》中　的奸相卢杞，《南朝金粉录》里忘恩负义、反面无　情的韩宏等，莫不如是。　这一现象的产生，若追根寻源，固然与儒家传　统思想的渗透有着一定联系，但是，后世所谓善恶　有报，则大多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但二者之依据有　所不同。儒家学说所持守的是“物极必反”的理　念，而佛教的依据乃是因果轮回之说。当然，后来　二者则交相浑融、不易分辨，但劝善惩恶说之影　响，却十分深远。明、清之际，这一思想得到了很　大强化，几乎每部书都持相似之口吻。小说家每　每以此为创作理念，秉笔而书，尝称：“此等世界，　惩不能得之于夏楚，劝亦不能得之于道铎。每在　文人笔端，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恶恶之念油油　而生……使观者于心焰燥腾之时，忽如冷水浃背，　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１　，“采闾巷之故事，　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　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后视，海内尚有　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　３４　无贻身后辱”　，“稗官野史之流，其言虽不甚雅　驯，然观其旨趣，所以表扬忠孝，激励节义，儆贪惩　暴，厚风俗，正人心，未尝殊于正史列传之义　也”＿】　，“书必削佞锄奸，褒善贬恶，植纲常以为劝　惩者，方可刊行于世。至若窃玉偷香诸小说，非不　领异标新，观者艳羡，然其用意不轨于正，终属有　伤风化之书”　，“彰善瘅恶，寓劝惩于纪载褒贬　之中，使后人有所劝，而乐于为善；有所惩，而不敢　为恶。务有裨于世道人心，非可苟焉而已也”Ｌｌ　。　所述均是其意。　小说如此注意对赏善罚恶的表述，仍与中晚　明的学术活动有关。当时讲学的一大特点，即不　效世儒、不拘泥于训解，而直指当下。所谓“当　下”，当与普通社会族群日常生活相关，应是人们　所关心的身边热点问题。因其内容的浅近、亲切，　才能“联合乡村，各兴讲会”，才会使讲学近于普　及，“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有时在宅，则　满堂无非讲学之人，满室无非讲学之语”。泾县　布衣王汝舟（字济甫），因“从学于欧阳南野、邹东　廓、钱绪山、王龙溪，经常追随钱、王到各地讲　学”，而不顾“田间舍事”，以致“食指渐烦，家渐　落”。普通百姓，何以“倚门耸耳”，对讲学如此痴　迷？这则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明中后叶学术路向　的转变，即由学术化向世俗化、平民化转化Ｌ１　，讲　授的内容也由性理之说、良知之义向民间伦理、乡　野风俗倾斜，间或论及劝善惩恶、因果轮回。罗汝　芳曾说：　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　则一有意念，一有言动，皆天则之毕察，上帝　之监临，又岂敢不兢业捧持，而肆无忌惮也　哉？如此则戒慎恐惧，原畏天命，天命之体极　是玄微，然则所畏工夫，又岂容草率？　此议似是在宣扬“因果报应”、“天道不爽”之　说。晚明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亦相信天人　感应说。顾氏谓：“造化大矣，因果之说，岂可谓　无之！”高攀龙亦称：“然则人之为善乃自求福，为　不善乃自求祸，故日祸福无不自己求之。知此则　为善去恶之意必诚，恶净而善纯，人乃天矣”，“天　地间感应二者，如环无端，生人物之万殊。感应所　以为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应也。凡世人所受一　饮一啄，莫不前定，皆应也，命之不可易者也；凡世　人所作一善一恶，各以类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　者也。惟即感为应，故即人为天；不然，是有天命　无人事，圣贤修道之教皆赘矣。或以为是近于佛　氏因果之说而讳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说，即吾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