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

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作者：王寅来源：《外国语文研究》2015年第02期摘要：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主要经历了三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革命；乔姆斯基的TG革命；认知功能语言学对乔氏革命的革命。

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梳理了这三场革命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渊源，并指出认知语言学代表了当前国内外语言学理论前沿。

我们还主张将认知语言学进一步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CL）”，以体现其体验性和实践性理论取向，也算是对本土化理论建设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三场语言学革命；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理论前沿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2-0002-101. 序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一瞥语言学已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参见Robins，1967；刘润清， 1995/2013；王寅，2007：25），特别是最近100年，语言学进入了高潮期。

一般说来，20世纪的语言学主要经历了以下三场革命：（1）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革命；（3）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

我们（2002）认为，当前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是对索氏和乔氏革命的又一场革命，这样，研究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史主要可以这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同属一大学派）为基本线索，这就是图3 最右侧所标注的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线路图。

现简述如下。

2. 首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我们知道，西方语言学从约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为“语文学”时期，分析语言文字和书面材料，且以其为基础来考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规律，尚缺乏系统理论。

到18-19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在追溯语言的发展演变史，关注同一语系中言语实体的比较，意在建构语言家族谱系（全世界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十大语系）和语言类型（所有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等）。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1916）一反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研究传统，抛弃了“言语、外部、历时、实体”等研究对象，力主以“语言、内部、共时、形式”为中心建立起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号称发动了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式革命”，革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命。

他大力倡导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和规律，实施“关门打语言”的策略，实现了语言“内指论”转向，切断了语言与社会和人之间的联系，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这便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之精髓所在。

索氏将语言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系统，语义也仅在语言系统内部求得，即通过“横组合”和“纵聚合”的交叉点来决定，能指和所指也是头脑中两个心理实体，并不是外界的因素，以使“关门”策略能一以贯之。

有关索氏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经验主义”，有学者认为是“理性主义”，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兼有”。

笔者（2001：7）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为“分析哲学”，这就是笔者将其列于图3右边第一行的原因，表明他深受首批（德、英、奥）理想语言学派的影响，劈开纷繁多变、难以把控的“言语表达”，专注于分析理想化、抽象化的“语言系统”，且将其定位于语言内部的形式关系。

或许，索氏的这一观点也影响到罗素和维氏等，使得他们建立了分析语言内部形式关系的语哲方法。

笔者由于在2001年无暇详述，在事过十二年后的2013年，有三家期刊约稿“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笔者终于腾出时间详加论述，参见《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外国语文》2013年第1期和《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

我们发现，索绪尔与早期语言哲学家同处一个年代，且两者的基本思考有很多相似之处。

索绪尔提出的：（1）关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2）语言之系统具有先验性；（3）只有语言才使思想出场；（4）批判久传的语言工具论；（5）语言与世界整体性同构。

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哲学观。

在沃尔希洛夫（Volosinov， 1929）出版的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莱塞赫科尔（Lecercle， 2004）出版的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都详细论述了索氏的语哲观，前者还将他冠为“语言哲学第二思潮的重要代表”，这都说明索绪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哲学家。

江怡所列述的语哲研究主要有三大对象：（1）形式；（2）语言；（3）分析。

它们都是索氏理论中的关键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陈嘉映（2003）在他的《语言哲学》中专辟第五章论述了索氏的语言哲学观。

这都充分证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完全可定位于“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简称…语哲‟）”。

换句话说，现代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促动了语哲的形成和发展。

3. 第二场革命：乔姆斯基的TG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Chomsky， 1957， 1965）于20世纪50年代发动了一场针对结构主义（含描写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学革命，创建了“转换生成语言学（TG Linguistics）”，深入批判了它们仅只局限于语言系统、或从语言实际表达层面进行结构分析的局限性。

TG学派一方面接受了索氏的“共时、关门”的立场，融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二元论，以及英美分析哲学中逻实论（为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主义的简称）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仅只关注语言内部结构和要素关系，忽视了“语言来自哪里”这一语言学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随着1950s的科学主义、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他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结构”转向“心智”，从“描写”移至“解释”，大力倡导从人类心智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成因，且别出心裁地将句法独立出来进行“形式化”研究，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乔氏拓宽了索绪尔的研究范围，不仅分析语言系统本身，且主要从心智（大致相当于“认知”①）角度探讨语言的起源。

乔氏认为，语言来自于心智中先天的“普遍语法（UG）”，心智具有天赋性，语言出自心智，语言也具有天赋性。

因此，乔氏坚定地将其理论基点定位于“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上，这从他1968年（1972年扩充版）的专著《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可见一斑。

另外，他的名言“语言是心智的窗口”也是这一立场的具体反映。

他还首次尝试用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心智中句法演算机制，主要关注核心原则右边的“认知”和“语言”两要素。

概括起来，转换生成语言学主要有如下六大特征：（1）天赋性（2）普遍性（3）自治性（4）模块性（5）句法性（6）形式化这些特征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

首先是语言具有“天赋性”，基于此，所有婴儿的初始语法结构都相同，这就是乔氏所论述的“普遍语法（UG）”，又叫“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为乔氏所说的“黑匣子（Black Box）”中所内嵌的先天性认知机制。

他还认为这种普遍语法独立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是心智中专司语言的机制，这便是语言和句法的“自治性”，可用来解释为何婴儿二、三岁时语言表达就较为成熟，却连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尿床，数理化是零分。

他不仅认为语言具有自治性，而且句法也具有自治性。

正因为句法可以自治了，句法才能在理论上被独立出来，成为乔氏TG理论专门聚焦的研究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TG 的核心内容为“句法学”。

为能保证句法的独立性，乔氏还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模块性”，将其分为三大模块：“音位”、“句法”、“语义”，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句法”，这才导致了他将主要兴趣集中于句法的结果。

他还深受当下流行于世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用形式化的方法解释句法的生成和转换途径，以弥补语言学一直未能走上形式化之“康庄大道”的缺憾。

或曰：终于使得“落后”的语言学理论赶上了科学主义的“时代潮流”。

根据上述特征可见，TG学派的哲学基础主要受到了笛卡尔的天赋论和二元观的影响，这就是笔者在图3右边第四行后面，在乔氏上方标注“笛”之含义。

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认为，TG学派还深受流行于美国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等的影响，因为他大力倡导用数理演算的形式化方法来解释句法成因。

这就是为何在图3中将乔姆斯基TG学派和蒙太古语法与美国奎因（Quine）等学者列在同一行的主要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不仅是个语言学家，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家，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天赋论”、“普遍语法”、“心智分析”等都曾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

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在逻实论和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若干语言哲学家建构了形式主义语义学，而乔氏另辟蹊径，沿着索氏的“关门”思路，开创了“关门打句法”的新策略，且大力倡导形式化句法分析的思路，企图用几个简单的公式（短语结构、转写公式）来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来源问题。

这是何等的智慧！陈嘉映（2003）在论著中辟第十四章曾专论乔氏语哲思想。

另外，乔氏理论中也体现出他深厚的哲学功底，如区分“语言能力vs语言运用”、“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句子二分分析法”，这些都取自于苏格拉底和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所区分的“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还明显打上了罗素的“表层句法结构vs深层逻辑结构”的烙印；乔氏的普遍语法观显然受到了中世纪的普遍思辨语法和近代的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

4. 功能派问世：（系统）功能学派理论溯源“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西方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常被称为最深厚的理论之一。

杨善华（1999：133）指出，作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佣于该学科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Brown， 1880～1955）、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和社会学家杜克海姆（Durkheim， 1858～1917 又译：涂尔干）等的发展，现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Parsons ， 1902～1979）将其修正为“行动体系”、“AGIL四功能模式”，终于建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宏伟的巨型理论。

该理论曾于1940s-50s基本取得统一，被公认为“社会学”的主导研究范式。

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的功能性有机整体。

“功能主义语言学（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最早始源于1920s-30s，主要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3）和弗斯（Firth 1930s-50s）算起。

但弗莱格、杜克海姆等也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