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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往事》人物赏析《沙湾往事》是一部以20世纪初中国沙湾为背景的小说，作者是著名作家张爱玲。
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情感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物的命运。
在小说中，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和命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将对《沙湾往事》中的几位重要人物进行赏析，以期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涵。
首先要介绍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沈从文。
沈从文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文人，他对爱情和生活充满了向往和幻想。
在小说中，他与女主角佟丽娅之间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
沈从文的性格复杂而丰富，他既是一个感性的艺术家，又是一个理性的思想家。
他对佟丽娅的爱情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情感，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沈从文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命运也成为了小说的一大亮点。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佟丽娅。
佟丽娅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她的美丽和智慧让人难以忘怀。
在小说中，佟丽娅与沈从文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为了情感的焦点。
她对沈从文的爱情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她愿意为了爱情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佟丽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命运也成为了小说的一大亮点。
除了沈从文和佟丽娅，小说中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人物形象，比如佟丽娅的丈夫陆文昌。
陆文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男性形象，他对家庭和事业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但同时也有着自己的软弱和矛盾。
在小说中，陆文昌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命运也成为了小说的一大亮点。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佟丽娅的母亲，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她对家庭和子女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但同时也有着自己的软弱和矛盾。
在小说中，她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命运也成为了小说的一大亮点。
通过对《沙湾往事》中几位重要人物的赏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涵。
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展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物的命运。
他们的形象和命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小说的一大亮点。
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中国现代女作家们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创建了辉煌的成就,她们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随着历史大潮的推动而不断变化发展着,给读者真切的感触和无限的启发。
丁玲、萧红和张爱玲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名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描绘出所处时代的风土人情,成为我国文学天地里几道瑰丽的风景线,她们的优秀作品让我们一直研读至今。
新时期以来,有关她们的文学研究不胜枚举,硕果丰富。
各类学者们尤其比较偏重于对她们作品中女性群体的探讨,例如关于“女性意识”、“女性问题”、“女性形象”的研究更是深入和广泛,而她们笔下的“男性形象”则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失衡现象。
其实,对男性形象的创作同样是作家们对自我、对生活、对世界的真实感受。
女作家们对男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描述和刻画,反应了她们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
因此,那些女性主体意识突出的作家笔下的男性世界就十分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看。
本文试图弥补论者们对这男性形象文学研究中的缺失,将丁玲、萧红、张爱玲这三位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和揭示这些男性形象中所具有的特征和内涵,观察和对比这三位女作家的成长背景和心路历程,总结三位女作家描写的不同男性形象,以此表现出女性视角对男性的审视、期待与批判。
展现上述三位女性作家对男性的认知过程,也折射出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不断独立和成熟的历史进程。
本论文结构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疏理从“五四”时期到四十年代当中女性作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概括他们在不同时期内的形象特征。
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丁玲、萧红、张爱玲这三位女性作家的主要小说为研究基础,对她们各自笔下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进行分类分析。
第五章分别以三位女作家为代表,从她们各自成长环境影响下的两性书写观、男性形象所展露的独特观察视角以及男性书写所彰显出的女性意识这三个方面来总结现代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论现当代中国小说中男性知识者形象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中国小说中的男性知识者形象也在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潜移默化。
当然，变化的趋势、原因也是多方位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男性知识者形象的不同形态也将表露。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行为和人文理想，一直致力于破除束缚人性的枷锁、扩展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空间、提升人的自我反思能力。
但是由于历史结构性推进的复杂情态，人的主体性自由和生存本真性并不是依照递增的单一维度获得释放，而是以曲折回环的方式展开。
文学当然难免要与历史进程承担同样的曲折与失误，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文学现代性的本质属性。
文学的现代性，理当以对主体性的自由和生存本真性的追求为要旨，现代文学是对抗压抑的文学，也就是说压抑正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基本体验。
在男性中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
最早阐明父子关系的中国神话，当属后稷诞生的神话。
姜原踩在天帝的脚印上感孕而生后稷。
后稷出生后受尽苦难，长大后勇武有力，开始向父亲报复。
但是最后他放弃了反抗的意图，重新承认了自己的儿子身份，并获得了父亲的宽恕和慷慨的帮助。
后稷诞生神话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父与子的紧张关系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神话之中，只是它的表现形态要温和得多。
在《俄狄浦斯王》中最终儿子杀死了父亲。
但在中国的神话中，父亲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具有不可摧毁的绝对权威性，这正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之点。
在中国，儿子的阉割命运在传统文化上是先在的。
这种原始记忆沉淀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即是一种“父亲”的文化，它强调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
在儒家的各类经典著作里，充斥着对“父亲”的赞美之辞，孔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三年无违于父之道”，而在对《周易》的诠释中，则通过各种卦象的象征,显示了父亲的绝对权威,在八卦中,“乾（—）”代表天，代表阳刚之德；“坤（——）”代表地，代表阴柔之德，“乾，天也，坤，地也”，“乾为首，坤为肢……”“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
从"倾城之恋"看爱玲笔下的人物性格特点摘要："倾城之恋"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对于书中角色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提醒出人性的多面性和自私性。
在众多的文学评论中，对于本作主要角色的评价是褒贬不一。
本文通过对男主人公柳原的分析及女主角白流的局部简析，探讨了爱玲对其笔下人物的塑造原由和影响因素，进而提醒出柳原的真实心心理，体会爱玲笔下真实的男性心。
关键词：柳原遗少私欲男权主义爱玲的小说，文笔总是细腻优美而又带着一些感伤和挖苦的。
她的笔下人物，总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或多或少的，让人去怜悯、去叹息。
爱玲她不仅出身显贵，同时又有着因这身世所有的悲凉，她的笔下总是充满了苍凉与悲伤，还有爱情失败造成的无枝可依的迷茫感，这些都和她的人物塑造相关。
她笔下的男性人物形象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的实际原型，这些有着美好外表或者显赫身世的男人们，给了爱玲极好的写作素材，也使她的作品中的男人们形象丰更加地饱满立体。
"倾城之恋"中的男主人公柳原，其实很矛盾。
说他自私冷漠，只懂得自我保护，却也能在生命最危难的时刻想到白流，与她一起共患难，虽然有过则一丝自私残酷曾想要抛弃白流单独逃命的想法，可毕竟坚持下来了,因为这毕竟是每个人的人性自私。
这一点自私，恰恰显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因而更吸引读者的关注。
柳原的塑造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首先是的生长环境和家人对其的影响。
爱玲出身名门，爱玲的父亲志沂是一个典型的遗少，旧习气很深，性情也是很坏。
她虽出身名门，却有着不太好的童年，生父和养母管教下的她，并未有着太多快乐的童年生活。
或许是这样的童年经历，对她以后的性格影响及她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面对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难免感到虚无和恐慌，甚至有沉重的压力感"爱玲看到乱世中的父亲"单独坐在阳台上......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
〞 在爱玲的笔尖下，男性们多是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社会荒凉的、令人觉得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那些落后文化熏染，沾染了一系列的不良风气，可是自身却不自知，还用这些看似美好的东西造成了那些女人们的悲剧。
爱恨交织：简论张爱玲小说的父性形象
闫晓昀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07(000)003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多描写家庭婚恋故事.在这类家庭图谱中,父性人物有着复杂的形态.作者一方面贬抑父亲形象包括整个男性群体;另一方面,又满怀温情地塑造出"理想男性"的形象.张爱玲对男性世界的认知与其童年经验亲密相连,父爱缺失的经历决定了她对父性形象的塑造.
【总页数】3页(P125-127)
【作者】闫晓昀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童年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J], 王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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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性的歌颂与代价——余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男性人物形象分析 [J], 容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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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爱玲小说中的"审"父情结 [J], 余志平;黎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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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真人与好人之间游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形象分析朱秋华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摘要：佟振保是张爱玲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人公，也是张爱玲塑造的为数不多的男性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者通过描写留学归国之后的佟振保在就职、恋爱及婚姻方面的生活，探究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浸染下人性的复杂。
佟振保一直在真人与好人之间游离，构成了一幅怪异的人格图像。
本文笔者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试图对佟振保的形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佟振保；真人与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人格结构理论《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在1944年创作的小说，也是她一部广为流传的小说，她成功塑造了“佟振保”这个形象。
小说主人公佟振保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浸染，但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的保守思想，这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导致他的性格十分复杂，从洁身自好到无法控制再到彻底的放纵，他的一生在真人与好人的游离中痛苦的度过。
这种矛盾的性格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来解读。
弗洛伊德的学说当中，人格被视为从内部控制的一种心理机制，这种内部心理机制决定着一个人产生的行为特征，他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组成，这三种人格部分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佟振保在恋爱与婚姻当中的选择上也体现了这三种人格的冲突与交织。
一、内外分裂佟振保出生于上海，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同时又到西方留学，身上有了一些现代气息。
在英国留学时，佟振保有一个女友，叫做玫瑰，在回国临别之前，他拒绝了美丽性感的玫瑰的诱惑，大家都夸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坐怀不乱，他内心一直小心翼翼地守着纲常礼教，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没有恋爱这个观念的，“不结婚不能同房。
”这时的佟振保是一个“好人”，是“超我”的。
弗洛伊德的“超我”指的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也就是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表现方式是超理性的、良心或者幻想性判断，功能是压抑和禁止“本我”冲动。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女性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边缘地位。
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在家庭中充当大家长，支撑家族苟延残喘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男性家长则被排除在外，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怨女》中的姚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小艾》中的席老太太。
而对于男性的形象，也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无论身份年龄，无论是庸碌于都市空间的各态人物，洋场社会的风流阔少，还是旧家族的遗老遗少，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馈无能，他们都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家庭与爱情的因素，还与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有关，更与张爱玲本身所具有的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有关。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一）没落贵族的遗老遗少张爱玲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封建没落家庭中的男性。
他们有的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如《金锁记》里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人姜二爷，《怨女》里患着骨痹、又聋又瞎的姚二爷；他们有的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如《金锁记》里的的姜季泽，《小艾》里蓄娟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
这些人他们生存的唯一本领就是“啃祖宗”。
我们在读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可以发现，张爱玲对这类遗老遗少的描写比对其他男性的描写更为深刻，对其他男性的描写都不能达到直逼内心的程度，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
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正说明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只要人物在旧式的生活方式中，她便能游刃有余。
（二）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留洋人士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都曾留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同时又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自己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中。
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之间的佟振保；《留情》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的米晶尧；《多少限》里药厂老板夏宗豫。
佟振保是这一类男性形象的典型。
佟振保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着力刻画的男性主角形象，是一个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人，其双重人格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之本的“真人”间此消彼长地相互格斗。
他渴望生命中有两种事物的共存一一红玫瑰和白玫瑰，红玫瑰代表“热烈的情妇”，也是他的性爱理想；白玫瑰代表“圣洁的妻子”，是他的婚姻理想。
他迷恋于朋友之妻王娇蕊那光滑、质感的肉体，盘算着“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
在情欲的诱惑下，露出了“真人”本相，获得了朋友之妇的感情。
然而他一方面陶醉于得了便宜的无耻快乐之中；一方面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王娇蕊终究会威胁到他的名誉、前途、地位等等。
他一方面“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一方面又“由不得女人不规矩”。
之后，娶了孟烟鹏后，他又开始了自觉选择的传统婚姻生活。
而当他得知孟烟鹂居然与裁缝私通后，他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他开始公开嫖娼、疯狂地变本加厉来砸碎妻子、砸碎自己、砸碎这个家。
张爱玲笔下的这类人物，很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悲剧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
他们是留洋人式，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而现实却是他们依旧固守传统男权社会的一套传统，这两种道德观念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不仅造成了他们的悲剧，更造成了小说中女性的悲剧。
而这类人物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执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小的旧式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影响，更是因为他们“留洋人式”这一特殊身份。
他们在国外生活，深受西方文化传统感染，却因为种族与以前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影响，不能真正融入西方生活，由此产生了“异乡人”、“外来人”的感受，得不到认同感。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开始发酵，渴望得到祖国与国人的认同，于是回到国内，便自觉地融入到大家所共有的固有的传统生活与观念中去。
（三）洋场社会的风月高手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反映的是沪港两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
她笔下的洋场男性是“病态的文明培养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
比如，《倾城之恋》里“把婚姻看作长期卖淫”、“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杂种”乔琪乔；上流社会的情场老手、用钻石镯子“铐住”葛薇龙的司徒协等。
二、男性形象及边缘化的原因（一）家庭的影响张爱玲少年时代，生活在由鸦片、后母等组成的暗淡的旧式家庭氛围中，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多少温暖和爱。
后来还与后母发生矛盾被父亲虐待关禁闭达半年之久。
张爱玲说过这样的话“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
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也喜欢我。
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可见父亲给予她的打击是深刻的。
张爱玲还有个弟弟，她的弟弟从小娇生惯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逃学、忤逆、没有志气。
且家人与仆人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张爱玲和她弟弟向来都是不公平的。
在张爱玲的世界中，最先接触的两个男性便是父亲和弟弟，但这两个男性全不像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英雄式的人物，相反却是自私、荒淫、软弱的。
这种反差影响了张爱玲对男性世界的认识。
且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厌恶也使她很早就产生了反抗心理，所以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二）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纷纷的时代，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
1937年，张爱玲到香港读书，就在这一年，日军进攻位于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1941年，香港沦陷。
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那里读书，她经历了香港被围困和侵占的全过程。
在《烬余录》中，她写到了战争给与她的体验：“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
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己经不在了。
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间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早不保暮”。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大都也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乱世。
战争频发、时局混乱、物价飞涨导致了人们产生恐慌空虚、迷茫绝望的心理。
西方思想观念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陷入迷茫与危机。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中，生命变得异常脆弱，人性的丑恶与野蛮也时时凸现。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战争中，在这样乱世中的，一些男性免不了充满了欺骗、荒淫、无耻与自私。
张爱玲正是借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特殊的时代风貌。
（三）爱情经历的影响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恋以及被抛弃，不能说必然使她加深了对男性的失望，却一定是使她积淀了对人、对事的思考与态度的。
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在没有人与人交界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体现了她独有的悲悯气质。
与胡兰成的失败的爱情，恰恰加深了这种悲悯的气质。
我在这里之所以用“悲悯”一词（悲悯：哀伤而同情），是因为张爱玲其人其文不仅给我们一种悲观的感受，更突出的是一种世俗的同情，这是她关注人与人性的体现。
这种气质在前期受家庭与经历影响，之后又因为失败的爱情，形成了对人对事的深刻思考，从而加深了这种独特的悲悯气质。
作家的气质作为他们创作个性因素诸多的一种，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四）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父权和夫权一直是捆绑女性的两大绳索。
男性的父权和夫权代表着现实世界对女性的束缚，正是感于这种束缚的荒诞，张爱玲不仅借助于描写男性在形体和精神人格的不健全来表现男性的残缺，而且，她还有意识地展现了男性父权和夫权的沦丧，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我们可以从张爱玲的散文中看出她对男性和女性的看法。
在《谈女人》里张爱玲写道：“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妻妾之道。
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一一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
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
”张爱玲认为，女人虽然也有劣根性，但导致女人依附于男人求生存劣根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男人对女人的束缚与压制。
我们还可以从《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的一段话看出张爱玲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藐视。
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写到《红鬃烈马》这部戏剧，认为它“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
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
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
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可以休妻或停妻再娶，而女性则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苦守寒窑，从一而终。
在这段话中，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种现实，揭露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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