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是不可爱的，让人深恶痛绝，甚至是令人绝望的。
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总是用批判意识将男性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冷漠的一面冷酷而彻底地揭露出来。
本文将试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探讨张爱玲代表作之一——《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及其成因。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创作的视角不再是以男性为中心，张爱玲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描摹世态人生，女性成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体，男性退居到次要地位。
我们不妨看看这种独特的女性叙事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小说中，本该是一家之主的姜老太爷早已不在人世，姜家大少爷又一直未曾露面，可以视作虚拟存在，姜家二少爷又天生残疾，三少爷却又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于是完全统治姜家的便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姜老太太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没有人敢件逆她的意志。
姜老太太一死，姜家就分崩离析了，姜家的少爷们没有一个能站出来支撑家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张爱玲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她反对男权主义。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张爱玲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她蔑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的男权文化，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种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
张爱玲当时所处男权主义的中国，男性一直是社会的主宰，国家和家庭的兴衰主要看的是男人的成就。
然而自从帝国主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
在整个旧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的时代背景下，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向没落的男性已经丧失了以前辉煌荣耀的光环，懦弱无能却又虚伪自负，男性群体日渐衰落。
小说中可以代表男权势力的九老太爷可谓是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
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九老太爷是原本是有很高的声望与权威的。
主持姜家的分家大局时他独当一面而坐，说话前还要要咳嗽一声肃场，架势十足。
然而可悲的是小说中这样唯一一个男权代表的威严也被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给无情破坏了。
九老太爷被曹七巧气得吹胡子瞪眼，最终拍桌子踢椅子走人，丧失了宗法父权的传统尊严。
为了达到彻底反对男权主义的目的，张爱玲还从躯体外形、心理人格及精神层次全方位地丑化笔下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显赫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
但当张爱玲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是封建遗少、游手好闲的浪子，后来张爱玲的母亲不堪忍受丈夫的陋习与之离婚。
再后来张爱玲又遭遇了不淑的继母，因得不到父爱和母爱逃离家庭，后与胡兰成的婚姻也以失败告终。
因此，张爱玲对遗老遗少社会的谙熟加上父亲与丈夫这些本该带给她家庭温暖和甜蜜爱情的男人却给了她灰色的阴影使得张爱玲看到了男性丑恶的一面。
张爱玲还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基本承袭了“男子是污浊的”这一观点。
综上，张爱玲便在作品中用批判的笔描绘了一组或有身体残障或有精神残障的男性。
我们不妨来看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绘出了一些怎样的男性形象。
首先看看姜家的二少爷：二少爷患有骨痨病，整天躺着，难得坐起来时脊梁骨直溜下去，死活也坐不住，张爱玲借曹七巧之口以极其厌恶的语气把二少爷这样的一个男性批评得一无是处。
而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身体倒是健全的，甚至风度翩翩，却具足了没落遗少的风范，成日里混迹于烟花柳巷，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产，分家后如一条丧家之犬靠老娘留下的残余屋舍度日，最后竟伪劣地盯上嫂子曹七巧的银钱，企图以出卖自身去赢取曹七巧的宠幸，结果被曹七巧识破。
曹七巧的儿子姜长白作为姜家之后，本该为男性一雪这种奇耻大辱，然而我们看到的姜长白却是：对母亲言听计从，把自己和妻子的隐私和盘端出，整夜陪同母亲吸食鸦片，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眼看着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妻子一步步通上死路，不仅毫无反抗，反而起了推波助们的作用。
同样的，即使是留洋归国的童世舫又能好得到哪儿去呢？他在西方读过几年书，曾试图寻找新式爱情，但稍受挫后便自觉地回归传统婚姻，认定妻子还是旧式的好。
他欣赏长安身上的古典风韵，但七巧只用预谋颇深的几句话就摧毁了他对长安的所有仰慕。
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也始终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意识和观念。
总的来说，张爱玲以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塑造出了小说《金锁记》中男性人性中的千疮百孔，这与她的生活经历与自身修养是密不可分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