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及完善
[提要]: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局面，形势十分严峻。
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之处立刻显现，不能完全适应现时情况。
在此，笔者阐述了环境犯罪客体相关理论，提出了关于环境犯罪构成、处罚等方面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在我国建立起以环境刑法为主要力量的环境犯罪惩治和预防的体系。
刑法是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重要且必要的一方面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地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环境、保护环境指明了方向。
人类文明经过了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了环境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已达到相当程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
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在人类社会中逐渐确立起来。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水平较低。
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使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
1992年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和合理模式。
由此我国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都要求人类的发展必须实行环境保护工作、对环境进行管理和调控。
而对环境的管理和调控，需要建立科学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
其中，刑法是重要且必要的一方面。
第一我国刑法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
比照老刑法，1997年刑法做了很大改变，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及不足：
（1）现行《刑法》并没有把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是从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将其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种规定于第六章第六节中，这一节被定名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列举了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一些罪名，例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15个条文，甚为可观。
然以列举方式规定各种罪名则难以囊括所有的危害环境罪，比如，噪声污染罪、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罪、破坏草原罪等就无涉及。
另外还在刑法的其他章节也规定了相关罪名，如在第九章的第408条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在在第三章第二节第155条的第三项规定了走私固体废物罪；在第二章的第136条规定了危险品肇事罪；等等。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特点和要求，又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样规定使人以为环境犯罪的客体当然地是社会管理秩序，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都略有牵强。
（2）扩大了刑法对环境保护的范围。
增加了如危险物品肇事罪，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罪，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有耕地罪,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罪等。
但是我认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还是有所缺失，对某些环境因素未设条款保护。
如：草原资源、海洋等。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环境犯罪的客体。
（3）增加了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处罚，实行双罚制。
这主要表现在对单位的刑事犯罪,实行两罚制，处罚直接责任人的同时对单位进行经济处罚。
如刑法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338条至第345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因为环境犯罪大多是单位尤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刑法这样的处罚规定符合客观实际，是进步的。
但我认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处罚，相比较其造成的危害仍显过轻。
另外，刑法对环境犯罪构成的规定基本沿用旧路，相比外国的先进环境刑法，未免落后和不利于对环境犯罪的遏制和惩处。
笔者认为，这和对环境犯罪客体认识不清是直接相关的。
第二环境资源权是环境犯罪的客体
现行刑法中，环境犯罪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章中，由此推出环境犯罪的犯罪客体就是社会管理秩序。
但这样规定合理吗？其实，关于环境犯罪客体，学术界争议较多，分歧较大。
据笔者所知的，有以下几种：
（1）传统社会关系说，认为环境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特殊社会关系，即环境保护法律关系。
显然，传统社会关系说已不能很好说明环境犯罪的客体。
（2）公共安全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此种观点更多地强调人，没有体现环境保护与环境刑法实质间的关系。
（3）环境权说，认为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环境权。
这种观点虽然具有很强的先进性，但也未能说明环境犯罪客体的内容。
尤其其否认环境犯罪客体为社会关系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家之言，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资源权。
在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说依然起指导作用，但要科学地分析环境犯罪的客体，必须对传统“社会关系说”进行必要的补充，不仅要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要反映人与自然关系中蕴涵的新的社会关系。
作为犯罪客体的环境资源权涉及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但其本质还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反映的还是人在环境中发生的相互关系。
那么，什么是环境资源权呢？
（一）环境资源权的原因和本质
（1）从刑法的本质说，刑法和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才出现的，是统治者镇压和管理被统治者以及调整统治者内部关系的工具，具有特殊的内涵，调整的是人与人的
社会关系。
所以，将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和犯罪客体是不正确的。
就从法理方面说，权利义务的承载者只能是人，并且是社会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组织。
只有这些主体才可以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并对其行为负责。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其中一方的自然不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更不能对其“行为”负责。
所以，环境犯罪的客体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退一步讲，承认了环境犯罪的客体可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如果自然灾害严重危害人类生存，我们就应该对大自然处罚喽。
显然这是不可能也是荒谬的。
现在有种看法，说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权，但又不承认是社会关系，我觉得这是自我否认，其本身包含着理论和逻辑的矛盾。
（2）环境资源权是在人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因为人始终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利用环境中的资源进行社会活动的。
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系。
刚开始只是共同合作来抵御自然灾害和开发自然，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并自发地或者说盲目地向自然进军。
可却渐渐发现，大自然并不像以前那样无穷无限了。
污染竟然超出了她的自净能力，危害到人类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存；过度地开发消耗竟使资源枯竭，使人类互相争夺起来。
这时候，人类意识到，是必须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了。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之所以保护环境资源，还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和满足资源需求。
当一部分人的污染行为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健康时，也就是侵害了这部分人保持其生活环境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环境本身；同样，当一部分人过度地消耗或浪费、破坏自然资源时，就是侵害了另一部分人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而不是资源本身。
这是新型的权利，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新型的，只是当人类的生产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
因为这时，科技和生产力的滥用相比以前使人类更容易受到污染的侵害，使地球资源也被超出底线地消耗。
（二）环境资源权的内涵和外延
所以，根据以上论述，环境资源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组织享有的，保持其活动环境安全的权利和其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利。
其外延即保持环境安全权和自然资源权。
保持环境安全权和自然资源权人人都具有，但因为我国所有制与大多数外国不同，自然资源权往往体现为国家资源所有权、集体资源所有权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权。
所以，在我国环境资源权的外延表现为保持环境安全权、国家资源所有权、集体资源所有权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权。
需要说明的是，环境资源权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普遍的、理想的。
环境资源权是实实在在地由每个人享有，每个人都有求助法律救济此项权利的权利。
有些学者将环境犯罪的客体看成是理想的、普遍的，结果不但带来定义的麻烦，还会发现法律无法保护这种理想化的权利。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事实上环境资源权在一定情况下也是集体性权利例如一起环境犯罪案件中的受害者是多人时。
（三）环境资源权对象的特殊性
环境资源权的对象有其特殊性，使其区别于其他权利形态，这也是它的重要特征。
环境资源权的对象是人们活动的环境和自然资源，这样的客体有其特殊的属性。
（1）社会价值性。
环境和自然资源，无论是开发过的还是未开发过的，在人类社会中都已经被赋予一定的价值，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2）自然规律性。
自然有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且不以人的主观而转移，例如污染破坏后难以恢复、污染的扩散性、长时间的潜伏性和难以控制等。
两个属性的关系是辨证的对立统一，并且引发了价值和规律的矛盾，也是环境犯罪的根源。
（四）确立环境资源权为环境犯罪客体的意义
确立环境资源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意义重大。
首先，1992年我国已经宣布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的发展战略，但并没有在各项法律中充分反映，所以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基本还未得到实行，我国现在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确立了环境资源权为环境犯罪的客体并在刑法中有所体现将极大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确立。
其次，使刑法在体例上对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更科学。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具有其独特类型客体的犯罪，环境犯罪的类客体是存在的。
可直接把危害环境资源权类型化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一方面，即通过犯罪客体揭示社会危害性表现应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危害国家安全；（2）危害公共安全；（3）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4）侵犯国有财产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5）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5）危害环境资源权；（6）危害国防利益、军事利益；（7）危害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和政体；（8）危害国家行政、司法秩序；（9）危害国家公务活动的廉洁性等。
再次，由此可知环境犯罪的概念，环境犯罪是指具有环境刑事违法性的，侵犯了环境资源权，应当受到环境刑法惩罚的行为。
这正好符合刑法关于犯罪的基本概念，也为下面探讨环境犯罪的构成奠定基础。
第四，将直接影响刑法对环境犯罪其他构成要件的规定。
最后，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处罚也将与前不同，由此更加科学得当。
下面重点讨论后两点，以对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有所完善。
第三刑法对环境犯罪构成的规定应有所改革
（一）参考国外环境刑法引入危险犯和举动犯
刑法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这样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休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构成犯罪。
由此可推知，只要未造成严重后果就不构成犯罪，可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后再来定罪处罚岂不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吗？环境资源权客体具有其特殊的规律性，不像其他犯罪侵害的客体能够在短期恢复，有的根本无法恢复再生；而且，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具有极强的扩散性，例如吉林石化案中松花江受到污染，污染物顺江而下，致使哈尔滨市停水几天，还影响到黑龙江俄罗斯段，引起国际事件。
所以，刑法对环境犯罪构成的规定失妥，不能有效起到保护环境资源的作用。
而各国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大多规定，在一些情况下危害结果及危害程度不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大多规定了举动犯和危险犯。
举动犯是指犯罪一经着手实施其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告完整或齐备的犯罪。
危险犯是指危害行为和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共同构成犯罪客观方面完整性的犯罪。
这就是说，在实行的是举动犯时，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危害他人环境资源权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无论是否有危害结果或造成危险状态；在实行的是危险犯时，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他人环境资源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即可构成犯罪。
如原西德《水法》第39条规定:“污染水源对他人健康或生命造成危险或损害的，处5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又如日本《公害罪处治法》第2条规定:“由于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并对公众生命和健康造成危险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元以下的罚金。
”我觉得这样规定更能起到预防作用，使环境从一开始就受到切实保护。
环境犯罪危害结果的巨大性及扩散性，说明危险犯的设立是刑法立法的必须。
我国不妨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当某一犯罪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呈现一定的可能性时，
提前利用刑法遏制危害结果的发生。
也就是说，只要致使环境处于危险状态就认定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这样有助于有效控制和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通过危害行为按既遂处罚可极大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一旦危害结果发生，对行为人就要加重处罚，从而更有利于保护环境。
（二）结合实际引入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
刑法对环境犯罪构成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特别在取证和定罪时很难操作，我认为原因是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的。
查清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通常需要有专业的、高深的科学技术为保证，因此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不能适应确定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需要，以致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时极为困难。
解决办法，是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上述困难大可解决，而且更利于保护易损的环境资源。
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指如果有污染事实甲和环境损害事实乙,按照一般人的经验认为,事实乙的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事实甲作为原因，没有事实甲就不会有事实乙发生,那么就可以推论两个事实间有因果关系。
实行严格责任是指在某些环境犯罪中,发生了某种危害行为,不要求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只要法律所规定的危害结果或危
害行为存在,行为人即构成犯罪。
第四对环境犯罪的处罚不应过轻和单一
关于刑法对环境犯罪处罚的规定，学界大多对其不甚满意。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处罚过轻。
例如第338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2000年发生在湖南省郴州市的砷制品公司废水泄露案导致数百人急性和亚急性砷中毒，由此发生善后费用164万元。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该矿法定代表人张范宣有期徒刑4年，罚金1.5万元人民币；直接责任人张圣华有期徒刑3年，罚金1万元人民币。
且在污染类刑事案件中，往往造成环境无法控制的和无法恢复的危害，相比这样的危害，对危害行为人的处罚是何其轻啊！无论对案件的受害人还是环境都是极不公平的。
（2）我国刑法对单位环境犯罪实行“双罚制”，但是对单位的处罚手段未免单一。
刑法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338条至第345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而且罚金数额偏低，不能有效地控制环境犯罪，特别是对资金雄厚的大企业，罚金几乎没有什么威慑力。
从而使刑法保护环境的目的不能达到。
相比国外，各国环境刑法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罚金的数额；另一方面则增设一些新的刑种。
比如禁止从事某种营业、置于司法控制之下、关闭犯罪机构、逐出公共市场、没收财产和解散法人等。
这些刑种既可以独立适用，也可附加适用。
而正是对单位犯罪处罚手段的多样化，使得对环境环境罪中单位的刑事制裁更为科学有效。
我认为，刑事处罚是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惩治和预防的最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所有环境资源保护法实施的后盾。
如果不能准确合理地设置和运用，不但在环境犯罪案件中处理失当；而且，也是最严重的，社会中将会产生保护环境并不重要、危害环境也可转嫁社会买单和治理、不愿积极监督环境犯罪的错误观念。
这是对我国刑法及其他法律权威的损害，
更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实施的巨大损害。
第五在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诉讼中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是保障刑法实施的重要手段。
在刑事诉讼中引入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规定某些特定行为可由一定事实推定有罪，并赋予被告人申辩无罪的义务”。
在刑事诉讼中，现实行的是无罪推定原则，故举证责任一般在侦查、起诉机关，被告不自证其罪。
但我认为在某些环境犯罪案件特别是环境污染案件中则不宜适用。
因为这类案件的取证往往涉及高科技，难度大且费用高，而且往往涉及到商业秘密，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随着工业的日益发展，企业生产的规模、过程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复杂化，相应地，对有些环境犯罪收集证据、运用证据加以充分证明变得日益困难，极易放纵行为人。
故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应当规定：环境犯罪案件原则上适用普通刑事案件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但在一定条件下（例如污染类案件中），由被告负责提供能够证明其无罪、罪轻的证据；被告不能提供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无罪或罪轻，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第六要重视国际刑法的借鉴价值
重视国际环境刑法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是加强环境刑法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际方面一直比我国国内先进，例如，1973年欧共体在其行动纲领中要求各国加强对环境的刑事保护；欧洲议会也曾做出第77（28）号关于“应用刑法保护环境”的议案和第88（18）号关于“公司危害环境的责任”的议案；1990年联合国第8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理大会做出了“用刑法保护环境”的决议。
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大规模污染大气层或海洋的行为，属于危害国际安全和秩序的国际犯罪。
同时，为了加强国际环境条约的权威和实施，1991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中，已将使自然环境受到广泛、长期、严重损害的行为包括在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之中。
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关系密切；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将带动有关国内环境法的实施，国内环境法的实施也必然会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实施。
[结语]：总之，我国刑法较之1979年刑法在环境犯罪方面的规定有所进步。
但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环境保护工作又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局面，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峻，可持续发展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现行刑法的不足之处立刻显现，不能完全适应现时情况。
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真诚希望能促进我国环境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建立起环境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机制。
[参考文献]：
[1]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
[2] 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
[3] 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0年
[4] 戚道孟，《论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南开学报 1999年
[5]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
[6] 金瑞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7] 马松建，《环境犯罪比较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 1999年
[8]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
[9] 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
[10] 刘仁文，《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中信出版社 2004年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