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各项诉讼制度改革措施，需要深刻理解，正确认识《决定》的部署，从制度层面研究应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一、 限制审前信息向审判程序的流动，充分发挥审判的决定性作用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对于侦查机关作出有罪认定的案件，绝大多数都能够顺利的在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而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进入法院审判后，大多数都会被作出有罪判决，被作出无罪判决或撤回起诉的只有少数的例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侦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判的结果，从而形成了“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而审判程序作为法律规定的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唯一标准却难以真正发挥其实际作用。 究其原因，当然不可忽视和排除我国现阶段所存在的司法体制问题。例如，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体制内对于起诉率的硬性指标要求；有罪判决率的考评指标设置不尽合理；以及公检法三机关难以发挥制约作用等问题，都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现状中的高起诉率和高有罪判决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各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在各诉讼阶段则得到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公安机关的成为政法系统的“龙头老大”由来已久，而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构建以及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检察院成为了被宪法赋予监督权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的对象也包括法院。法院作为在诉讼流程中居后的机关，其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自然对审判之前发生的诉讼阶段制约能力十分有限。久之，就出现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和为贵”的共生局面，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难以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其核心要求是作为裁判根据的案件信息形成于审判程序。而上述局面的形成，侦查和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顺利进入审判程序也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根据法理，作出判决的法官是根据自由心证的方式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但凡是由人来做的判断就会有主观意识参与其中，倘若侦查阶段所形成的案卷材料如果毫无限制的进入到审判阶段，势必会对庭审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出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为保证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信息形成与审判，需要对案卷材料进入审判阶段加以干预。 纵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发展进程，曾经有过向“起诉状一本主义”努力的举措。1996年刑事诉讼法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对于案卷材料移送的一些做法， 改革起诉方式和公诉审查方式，从原来的“案卷移送主义”的起诉方式和实体性审查的公诉审查方式， 转向了“复印件主义”和以程序性审查为主，这一改革虽未彻底阻断案卷材料在审前进入到审判程序，却也有效的控制了审前信息向审判程序的流动。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等因素，使得这一项改革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便又将“复印件主义”改为了“案卷移送主义”。 总的来说，在过去几十年的司法实务中，我国的法官均有机会在开庭前前或者第一审开庭后阅览全卷。如前所述，侦查案卷信息对法官作出判决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在这样的案卷移送的条件下，即便是法官有机会亲自询问证，也很难改变这种预判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影响，更何况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庭审上绝大多数的证人都不出庭，法官根本没有机会一一询问证人。在此种情况之下所作出的有罪判决，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担忧。如果不能阻止案卷材料在案卷审理前进入到审判程序，超高的有罪判决率将任然长期存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联动影响会越来越恶化，“侦查中心主义”的现状无法被撼动，“审判中心主义”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由此已经不难看出，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阻断审前信息与裁判信息之间的联系，防止法官产生预断，确保审判的独立和中心地位。其做法是要么走向“起诉状一本主义”，要么对公诉审查主体和审查主体进行分离，具体应该如何落实，要依照立法者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轻视侦查和审查起诉的作用，它们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侦查和审查起诉为审判提供着必要的证据支持，其收集和审查证据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审判的公正性，提高侦查和审查起诉的质量能够有效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提高审判的准确性。 从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刑事诉讼法刚刚进行了比较大的修订，在短期之内再次以修改恐难以实现。因此需要我们从立法之外为“审判中心主义”探索新的出路。其实，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又转向了“案卷移送主义”，但案卷所涵盖的内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将辩方的意见也纳入到了案卷材料之中。这一做法使得法官在审前不仅能够阅览侦查和审查起诉的信息，也能够及时了解辩护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使法官能够综合考量案件情况，防止法官的预断，尽可能的避免审判程序流于形式。但是，要想充分发挥这一设计的作用，还需要尽可能的使辩护律师参与到审前程序中。刑事诉讼法规定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询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是在侦查阶段律师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帮助仅限于了解案件情况。并且在实践中，律师合法权利的保障也是亟需解决的难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在限制侦查案卷影响审判的优秀做法，例如意大利单独设立辩护律师案卷的做法 ，在案件被提起诉讼后会将公诉材料与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和辩护意见的单独立卷一起移送法院。《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47条规定，重罪法庭不能将案卷带入评议室。 德国虽然也采取案卷移送制度，但是其对阅卷的主体有着严格的限制，陪审员、审判长和制作裁判文书的法官都被排除在阅卷范围以外，并且规定了移送案卷的内容在原则上不得作为裁判的根据。国外的这些实践，虽然由于社会体制和司法现状等诸多因素未必会被借鉴到我国立法之中，但在未来仍希望看到立法者能够在思考其背后的法理因素后，以最适合的方式融入到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从而有效的限制侦查案卷信息对审判的影响。 二、审判程序应“以庭审为中心” 为什么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什么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从刑事诉讼的结构设计来看，审判程序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具有高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权威性。而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质证，对法律意见的讨论，以及针锋相对的辩论所产生的结果。在庭审过程中，刑事诉讼充分秉持“公开审判、集中审理、直接言辞”的基本原则，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因此可以说，庭审程序是最能体现程序正义的诉讼阶段，而再此基础之上形成的裁判也是最为公正合理的。“以审判为中心”不是指将法院作为核心。法院必须通过公正的庭审程序来作出裁判，树立法院的权威，在庭审之外的其他时间里，包括法院自身也不能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因此，对“以审判为中心”的理解应进一步深入到“以庭审为中心” 。 例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对开庭审理前、法庭之外的信息对判决的影响作出了限制，增加了“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规定 。庭审前通过召开庭前会议明确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解决程序性问题，为庭审做充分的准备，既能够节约诉讼成本和资源，又能够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这种准备工作是有严格的限定的，控辩审三方在案件正式审理前都会出席庭前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在程序性保障方面并不像正式庭审时那样严苛，因此不能因此而剥夺或者限制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与案件结果密切相关的实体性问题不得在此进行讨论。 此外，“以庭审为中心”原则在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未完全贯彻实施，合议庭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还会被赋予庭外调查权。而在西方国家，“以庭审为中心”早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惯例。在英美法国家，由于是借助陪审团来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决，而陪审团在开庭之前不得接触案卷材料，因此足以保证判决信息基本出自庭审。《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规定，法庭应当根据审判全过程确立自由心证，决定证据调查的结果；《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526条规定，法庭在评议过程中不得采用不是依法在法庭审理中调取的证据。此外，在私下，法官若对犯罪行为知晓，则其不能继续担任本案的庭审法官，而只能以证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同时也不能将私下知晓的信息内容作为判决的依据；通过其他诉讼程序得到的证据结果同样不能作为该案件的证据。 尽管欧洲大陆和英美法国家都坚持“以庭审为中心”的原则，的那他们的核心思想和出发点是不尽相同的 。职权主义国家中，更强调法官对案件实体真实享有更为广泛的职权，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居于首位，而检察官和侦查机关则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欧洲大陆国家的庭审追求法官对于证据最大限度的直接接触，法官要亲自去面对证人、被告人和鉴定人，及时、充分的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以确保案件事实的认定最大化的来源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并基于此来作出判决。而在英美法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案件的程序推动和证据收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事人，法官和陪审团在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