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

第25卷第3期开封大学学报Vol．25No．32011年9月JOURNALOFKAIFENGUNIVERSITYSep．2011

收稿日期：2011－04－21作者简介：宋立（1982－），男，陕西长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唐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

浅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宋立（安顺学院马列主义教研部，贵州安顺561000）

摘要：北宋时期，汴京商业空前繁盛。政府通过设置市场管理机构、制定系统的管理制度，不断加强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汴京商业市场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各部门分工日益细致，相关法令不断得到调整，趋于完备，这体现出了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态度。关键词：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管理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43X（2011）03－20－03

北宋时期，汴京商业空前繁盛。当时素有“南河北市”之说，即在汴京城的南半部分是汴河、蔡河（惠民河）沿岸地区最繁荣，而城的北半部分则是马行街、潘楼街、西市周围地区的商业最为发达。北宋政府在汴京设置了诸多市场管理机构，并制定了系统的市场管理制度，不断加强都城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确保了市场良性运转及商贸的繁荣。一、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机构（一）太府寺诸部门太府寺诸部门是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机构之一。最初它权限比较小，“但掌供祠祭香币、帨巾、神席，及校造斗升衡尺而已”［1］（卷165《职官志》，P3906）。元丰改制以后，权限逐渐扩大，“始正职掌，置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卿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出纳、商税、平准、贸易之事，少卿为之二，丞参领之”［1］（卷165《职官志》，P3906）。据《宋史》所载，太府寺“所隶官司二十有五”。涉及汴京商业市场管理的部门主要有以下几个：1．都商税务。掌收京城商旅之算，以输于左藏。2．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收舟船木筏之征。3．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场，皆隶焉。市易上界，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直。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边籴。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4．榷货务。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5．交引库。掌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6．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7．店宅务。掌管官屋及邸店，计置出僦及修造之事。8．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二）户部的金部司

北宋时期，户部的金部司也参与管理汴京市场。史载，户部金部司“勾考平准、市舶、榷易、商税、香茶、盐矾之数，以周知其登耗，视岁额增亏而为之赏罚。凡纲运濡滞及负折者，计程帐催理。凡造度、量、权、衡，则颁其法式”［1］（卷163《职官志》，P3850）。并设金部郎中、员外郎二职具体负责管理。金部司又分为六个部门，“曰左藏，曰右藏，曰钱帛，曰榷易，曰请给，曰知杂”，共置60人。（三）京提举汴河堤岸司

北宋时期，汴河沿岸设立的房廊、茶场、堆垛场、牲口圈以及停泊船只的渡口，都是交易的场所，形成了庞大的“河市”。京提举汴河堤岸司就主要管理汴河两岸的“河市”。由于“河市”有着巨大的贸易价值，因此它成为政府各部门利益争夺的焦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神宗元丰八年五月”条

载，在汴河沿岸，有很多交易场所，占据河岸空地，所以提举汴河堤岸司就想办法管理课利。而在汴京的一段汴河堤岸，提举京城所也插手其间，这样就与堤岸司发生矛盾，为此，宋廷官僚向皇帝进行密奏，后派户部侍郎李定进行处理。元丰八年（1085年）政府又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1］（卷165《职官志》，P3922）。这意味着，京提举汴河堤岸

02司一方面要维护汴河堤岸，一方面也管理汴河两岸的贸易市场。（四）提举常平司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或者“庚司”，其前身是提领常平仓。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在京城恢复常平仓时，以“常参官领之”，并“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2］（卷33，太宗淳化三年六月辛卯，P737）。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分遣使臣出常平仓粟麦，于京城四面八场，减价粜之，以平物价”［2］（卷71，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辛丑，P1595）。神宗初年，朝廷特遣使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此即“提举常平之所始也”［3］（卷34《监司》）。宋代的提举常平司和唐代常平仓都有平抑物价、维持市场稳定的功能，但是宋代提举常平司的职能比唐代的常平仓更为广泛。（五）街道司北宋时期，管理市容的街道司“掌治京师道路”。街道司，勾当官二员，以大使臣或三班使臣领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管勾街道司公事寇利亨言“乞招置兵士五百人充街道司”［4］（职官三十之十八，P3000）。保持街道环境卫生是开封府和街道司的一项日常职责，他们不仅要满足皇帝乘舆出入的需要，也要保证整个城市的清洁。市容的整洁也给商品交易带来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了保持街道卫生，政府还依照唐律专门制定了法律条文：“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其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5］（卷26《侵巷街阡陌》，P417）这些手段保障了街道和市容的整洁。（六）开封府在汴京，不少官僚、市民临街盖房，侵占街道，导致道路狭窄，交通困难，脏、乱、差等市容问题也随之产生，严重影响了商品交易。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朝廷即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2］（卷79，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甲戌，P1808）。为了防止侵街，景祐元年（1034年），开封知府王博文命左、右判官在一个月之内将侵街邸舍全部拆毁。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2］（卷95，真宗天禧四年，P2192）。开封府的建议虽未获批准，但从中不难看出其积极参与整治汴京市场、市容，也不难看出开封府具有管理汴京市场的职责。二、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制度（一）对政府官员市易行为的规定北宋严禁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及贪赃枉法。对于违反物价管理规定的官吏，严重的，要绳之以法。律令云：“若卖买有剩余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余者，计利准枉法论。”意思是说，官吏在其管辖的范围之内，若以高于“旬估”的价格卖出商品，低于“旬估”的价格买进商品，要计算其获利之多少，并一律按贪占财物论处，强买强卖者还要承受笞刑，强买强卖以获利者，按贪赃枉法治罪。另外，官吏凭借权力“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5］（卷11《受所监临赃》，P179）。这些法令规定，禁止各种非法经营。其对稳定物价、活跃市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二）市场交易管理

首先，对立行的规定。在北宋汴京，同业的商店大多组成“行”，入行的商户称为“行户”，入行的商人则称为“行商”或者“行人”，其首领称为行星、行老、或行首。按宋政府的规定，外来商贩与商人入行，不仅要通过同行的行老和行户，而且还需要向官府报告备案，否则官府将予以经济制裁。京师规定：“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6］（卷20《市籴一》，P198）对于出行的商人，宋政府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当时，汴京行户的行籍管理是与严格的户籍制同行的，属专制产物。据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记载，宋代“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

子孙，无由得脱”。其次，对度量衡的控制。宋代规范度量衡的法令集中在《杂令》和《关市令》中。宋时户部的金部司掌管全国的“权衡度量之数”。唐律和《宋刑统》都规定：“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察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5］（卷26《校斗秤不平》，P425）北宋时期还要求定期审校市场所用的度量衡器，对于私自制造度量衡器具的行为更是严加惩处，严禁在市场上使用私制的度量衡器。政府规定，其在市用斛斗秤度虽平，“而不经官司印者，笞四十”［5］（卷26《校斗秤不平》，P427）。就是说，即便自己私下做的量器是合格的，因为未盖官府的印章，也要处以刑罚。其三，对物价的规定。汴京“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5］（卷4《平赃》，P65）。即官员、行头、行人三方每十天聚集一次，评定商品价格，各类商品按照上、中、下三等进行质量评估，确定其销售价格，并上报官署备案，以十日为簿，商品销售价格的标注必须按“旬估”规定严格执行。同时，对于市场官员评议物价时的徇私舞弊行为，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为了保障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北宋政府还对12商品的质量、具体交易规则等作了详细规定。同时，对于“更出开闭，共限一价”等欺行霸市行为以及“参市”等非法谋财活动也有处罚规定。对特殊商品管理也有规定：特殊商品（如奴婢、牛、马等）的交易必须订立“市券”（当时，奴婢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特殊商品）。同时，严禁交易违禁物品和使用恶钱。（三）市场秩序管理北宋政府规定，商业贸易都要集中在固定的市场中进行。市场都有围墙，随便翻越市场围墙要受到严惩。《宋刑统》卷八《卫禁律》中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同时，在市内进行非法政治活动，在市内无故走车马，在市及人众中扰乱，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唐律载：“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7］（卷27《杂律》，P504）宋代的处罚规定与此大致相同，即：凡是在市场内及人众之地故意惊动市人，致使市场骚乱者，就要受到惩罚；引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者，则要从重惩处。（四）市容管理北宋政府十分重视汴京市容管理与整治。为了使市场整洁，道路畅通，政府严禁在市场内随便筑墙建房，侵占街道，严禁向市场街巷排放污水。如果主管官员对此不加制止，也属于犯罪行为，同样要受到惩罚。此外，政府对市场设施（如内部道路、桥梁、市门等）的维修也很重视，这些在宋律中都有记载。三、汴京商业市场管理的特点（一）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分工日益细致唐代长安的市场管理主要涉及太府寺的市署、平准署、常平署诸部门，户部的金部司、京兆尹的仓曹司以及长安、万年县的市令等。北宋汴京市场管理机构有太府寺诸部门，还有京提举汴河堤岸司、提举常平司、街道司等新的部门。在这一时期，参与市场管理的机构日益庞大，各管理部门分工日趋细致，其管理内容涉及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都商税务专门负责收商税，店宅务专职管理市场房产交易，石炭场专职管理市场中柴薪的交易。从中可以看出北宋汴京受商品经济浸染之深。在此情况下，国家也相应地对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商业市场的管理需要。（二）政府积极干预市场宋代管理市场的法令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调整，趋于完善。如唐时市场交易要受时间的限制，市门须按时启闭，这些规定在宋代史籍的记载中已经消失了。同时，宋代专门颁布了有关保护胡商、蕃商的法律条文：“死商客及外界人身死，应有资财货物等，检堪从前敕旨，内有父母、嫡妻、男、亲侄男、在室女，并合给付。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5］（卷12《死商钱物》，P199）《宋刑统》的校勘记中还专门记载：“死商钱物（诸蕃人及波斯附），唐律无。案刑统，此门据式敕增入。”［5］（《宋刑统》之《宋重详定刑统校勘记》，P527）可见，在保障商人的正当权益等方面，宋代法律条文较前代更加细致。同时，北宋政府在市场管理中对官员的市易行为也进行了规定。这些都表现出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态度。政府的积极干预稳定了城市的经济秩序，促进了相对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环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