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外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

《产经评论》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３期　政府主导外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　张耀辉丁重　［摘要］现有的技术创新理论文献大多强调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但这一认识忽略了技术创　新的外生性特征。本文从技术创新的外生理论出发，重新构造了国家推动的外生创新模型，以外生技术创　新理论分析了技术创新周期，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并预测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征，分　析了根治金融危机的可能策略及中国面临的机遇。　［关键词】创新周期；金融危机；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２９８（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５—１１　

一引言　２００７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自然成为上至政　府下至学者的当务之急。熊彼特早已指出，“创造性破坏”才是经济走出危机恢复增长的根本动力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１２）　；但同时他也认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发展相伴随，具有极强的内生性。技　术创新推动经济从“低谷”走向“高峰”，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通过　新技术扩散和普及，带来投资机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当新技术全面普及后，产业结　构升级就会处于停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消失，从而经济进入衰退期。　以往各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熊彼特的推论。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大萧条导致美　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直到二战带来的战时经济启动和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以汽车和计算机技　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才使美国经济获得根本性恢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　后，美国和日本等国依靠技术创新使电子、节能、环保等产业迅速崛起。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　南亚各国经济曾受到重创，但韩国政府通过颁布实施技术创新特别法，集中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　韩国经济在东南亚各国中得以率先复苏。　但是，无论是熊彼特还是之后的很多创新理论都十分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的作用，７０年代　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改变了这一传统，将技术创新完全视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Ｒｏ—　ｍｅｒ，１９８６ｌ２　；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ｌ３　）。这一理论强调了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也就意味着，技　

术创新有利于摆脱危机，因此可以通过人为因素，运用资金投入创新，以使经济避免周期振荡，保持　平稳持续的增长。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新经济”理论，认为内生经济增长可以让经济保持高　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只要有足够的投资，就会产生创新，进而获得技术进步，带来高就业和经济　繁荣，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关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判断分歧已经不大，但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争论却对　时下经济危机是否还会延续以及人类如何走出这场危机却至关重要。在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普遍流行　时，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也在形成，实践中，人们并没有忘记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创新，创新活动不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一Ｏ３—１４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研究”（批准号０８ＪＺＤ００１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应对国际资源　环境变化挑战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一基于政府规制视角”（０９＆ＺＤ０２１）。　［作者简介］张耀辉，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丁重，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２５・　是完全自发的市场性活动，而是有组织的国家活动。但尽管如此，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技术进步仍然无　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当经济增长缺少足够的技术创新支撑时，经济就会走向衰退，从外部看，经　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的间歇性所导致的。那么，技术创新的间歇性来自何处？　本文的研究包括，以内生性和外生性双重假设建立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国家创新体　系，特别是国家工程推动的创新解释技术创新的间歇性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技术创新长周期理论　进行分析并加以验证；在深入考察此次经济危机的机制基础上，分析中国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和利用经　济危机创造振兴条件。　

二外生和内生技术创新理论：基于文献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外生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　最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始于哈罗德（Ｈａｒｒｏｄ，１９３９）　与多马（Ｄｏｒｍａｒ，１９４６）　。在他们的模型　中，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增长速度，并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的因素。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索洛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６）［６１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变量，引人经济增长模型，指出除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要素　

外，技术进步也是导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索洛的经济增长函数为：Ｙ＝ＡＦ（　，￡），其中ｌ，为产　出，Ｋ为资本，￡为劳动力，Ａ为技术水平。在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ｌ，完全由　、￡和　外生决定　始称索洛模型为外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　近期文献给予外生技术创新因素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按照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　模型的推论，经　济增长与物质资本增长速度、人力资本累积速度紧密联系。由于初始禀赋不同，发达国家拥有的初期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均高于发展中国家，从而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将始终低于发达国家，　生活水平也始终处在发达国家之下，这与一些现象（比如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赶超）明显不符。　为解释这些现象，Ｂａｓｕ和Ｗｅｉｌ（１９９８）　基于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６９）　的技术进步非中性理论，　提出了适宜技术创新的思想。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作为公共知识的新技术，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着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因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毫无抗争力的按　照内生模型所述的那样，全盘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换言之，如果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发达国家一样的　技术，势必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禀赋情况，而发展中国家也能够通过政治因素来控制这种不符合本国　实际的技术侵略。　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引进何种技术的问题上，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１）　也承认了政治因素　可以发挥作用。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更适宜引进现有技术，而发达国家更适宜进行原创性的技术创　新。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创新来获得适宜技术呢？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Ａｃｅｍｏｇｔｕ、Ａｇｈｉｏｎ和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６）Ｌ　１０　Ｊ放宽了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１）　的研究　假设，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已有的禀赋情况，选择是引进技术还是进行技术研发，以获得“适宜技　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技术创新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个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解释发展　中国家强政府经济主导的原因是该国具有战略性技术选择的需要。　近期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由于劳动力熟练程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　术创新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劳动力熟练程度低，因而更依赖于引进适宜的技术而非最　先进的技术，发达国家则反之（Ｃａｓｅｌｌｉ和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４¨”；Ｃａｓｅｌｌｉ和Ｃｏ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６¨　）；多部门经　济增长模型则探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问由于部门间技术创新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变迁路径的不　同（Ｎｇａｉ和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　；陈体标，２００７　）；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中，Ａｃｅｍｏ．　ｕ和Ｄｅｌｌ（２０１０）¨　发现不同国家问的收入差距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是相联系的，前者　取决于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而后者取决于不同地区进行技术创新的效率。可见随着适宜技术创新问题　的研究深入，学者们逐渐承认了政治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由政府主导的技　

．２６．　术创新尤为明显。　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的代表Ｆｒｅｅｍａｎ和Ｎｅｌｓｏｎ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在推动技术创新上所起的作用至关　重要。国家作为创新系统制定者对创新资源进行配置，并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使得系统中的企业等　创新主体能协调发展，推动新技术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　效。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７）　１６］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这个概念，认为政府应当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推动　企业进行创新，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他对１３本经济发展进行的研究发现，二战后，１３本经济萧条　并且技术落后，但Ｅｔ本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经济就　得到快速发展，并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推动技术　创新上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　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　１７　３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他认　为现代国家创新系统所涉及的制度非常复杂，且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国家创新系统　中的制度要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二）内生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知识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日益需要依赖于知识创新　与技术进步。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却难以解释为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问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　长总是伴随着较高的技术贡献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发现技术　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增长引至，也即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里面的一个内生因素，基于此诞生了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　在这一时期首先提出了将知识和技术研发视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增长模型。之后，　Ｒｏｍｅｒ进一步（１９９０）　引引人人力资本因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他将社会生　产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罗默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强调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　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研究的　成果之上，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结合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有两种资本，Ｌｕ．　ｅａｓ的一般模型达到均衡状态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同，但是一个经济系统具体收敛于　曲线上的哪一点则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因此，在这样的模型中，各经济体长期增长速度相　同，但人均产出水平不同，起初贫穷的会一直相对贫穷，起初富裕的会一直相对富裕。　Ｌｕｃａｓ模型中人力资本是通过在休闲期进行培训增加的，但现实中工作往往也能使得人力资本增　值。斯托齐（Ｓｔｏｋｅｙ，１９８８）　１９］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的思想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完全竞争条件下　

的内生增长模型。斯托齐认为“干中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通过生产过程积累知识，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多且质量更高的产品，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Ｂｅｃｋｅｒ和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２）　则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了内生经济增长。他们将分工水平、人力资本（知识）　和协调成本引入生产函数，揭示了人均产出能够随知识积累、分工扩大和协调成本下降而增加，突破　了传统收益递减的生产函数的制约，为解释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生产函数。　然而，无论是Ｌｕｃａｓ还是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都过于强调初始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按照他们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跟随发达国家的创新路径而无法实现超越。这显然也不合情　理。博兰德和杨小凯（Ｂｏｒ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１９９２）　建立了分工演进增长模型。他们首次从劳动分工　的内生演进解释了经济增长，指出分工水平的提高会使得内生比较优势提高，因为分工可以提高每个　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也就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　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基于此思路，处　于先天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分工，也能获得某些领域的专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