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如今我国的经济面临了一个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也就是要寻找一条兼顾当代经济与后代子孙利益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相对于新古典理论中所言的“要素”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更能引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提供很好的保障。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目录
摘要 (1)
目录 (2)
第1章前言 (3)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3)
1.2 创新理论综述 (3)
第2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5)
2.1 技术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5)
2.2 制度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6)
2.3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比较 (6)
第3章中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比较分析 (8)
3.1 中美创新基础比较 (8)
3.2 对中国的启示 (9)
第4章结论 (10)
参考文献 (11)
第1章前言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了日本[1]，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的竞争版图中，地位也是越来越高。然而取得了经济上的重大成就的中国，也隐藏着很多问题，主要有：1. 能源紧张；2.产业结构亟需调整；3.社会经济分配不均衡；4.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合理的增长也成为了新世纪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因素进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且带有十分复杂的相互耦合关系。而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课题，但主要还是取决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而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又依托于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度上的革新。因此，本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对比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这两方面的异同，着重研究中国应该从中吸取到的宝贵经验。希望能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初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将来要走的方向，为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1.2 创新理论综述
创新理论最早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关于经济革新的动态理论，在这套理论中，熊彼特强调要素在各种创新活动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并革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2]，并主要发展成了两大分支：以技术创新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以制度创新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理论”。
1)技术创新理论
门施与熊彼特的观点相似，将技术创新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还使用相关的统计资料证明了熊彼特的观点。但是，门施也指出了熊彼特理论的不足之处，认为熊彼特理论只是强调企业的技术革新，而没有涉及创新环境这一因素。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等人虽然也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但他们也提出了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和体制也是对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卡曼、曼斯菲尔德、海纳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3]，通过研究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规模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企业的竞争程度、企业的垄断
力量和企业的规模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2)制度创新理论
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尔斯[4]在《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的理论，他们认为，所谓的制度创新就是指经济经营管理方式或者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发生的变革，比如说股份制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工会制度等都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他们同时认为这种管理和组织上的革新，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思通过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联系进行过论证后，他明确指出了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
第2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2.1 技术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它通过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试图通过人口的增长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的徒劳的。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固然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但也消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随着人口基数的增长，人们的人均资本将会越趋于稳态，但这种增长是不具备长期效应的。而相应的大量研究同时表明，人类技术的进步能不断带来经济的大发展，这主要是人类的知识和见识的增长是没有极限的。也正是这样，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才指出经济增长的源头是技术发展（即技术创新），而非所谓的人口增长、资本积累等因素。
经济学家为了衡量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作用，对经济增长中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一般而言，在经济生产过程中，企业需要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作为投入要素，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还要考虑技术因素。但是，技术因素并不能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那样的衡量方法进行权衡。因此，在分析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需要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去除，于是索洛发现了技术进步这些非要素的投入而引起的经济增长，从而得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索洛余量”。经济学家巴罗等人通过对多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分析得到：多数的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对于多数的新兴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资本的积累。
因此，可以这么说，要素驱动和技术进步创新驱动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要素驱动，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情况还会继续增强。据相关统计数据，在1960-1995年（也是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这35年间，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的技术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38%、42%、42%、47%[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所占的贡献比重均在1/3以上，其中，日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人口等各方面的要素都奇缺，因此，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要素驱动不可能在其经济增长贡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在一些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国家，情况则刚好相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要素驱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据相关统计数据，在1940-1990这50年间，南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0%、19%、22%、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