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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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
”①由此，他断言：“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
”②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汪向荣也认为：“不论怎么说，20世纪以后中国的历史是和留日教育息息相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⑧笔者认为，日本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留学日本的确在7J定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对晚清社会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其中尤以对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军事教育，以及新式教科书和教育理论著作的引进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
‘(一)大批分年士子赴日学习师范，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办学热湖进一步高涨。
本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实行所谓“新政”。
“兴学育才”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较短的时间内，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办起了许多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专门学堂，一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兴学热潮。
大批学堂的出现使得师资E乏问题日益严重。
为解决师资来源，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
如从现有人员中选拔教师，从国外聘诣洋教师，兴办各级师范学堂来培养教师，但最重要的则是选派大量的学生到月本学习师范。
1901年，大官僚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办学缺乏经费，尚可以在国内解决，而“教习少”就只有派入到外国去留学才能解决。
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强调：‘“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
……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
”①《学务纲要》公布以后，赴日学习师范者与日俱增，其中以学习速成师范者占大多数。
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派遣15名学生留日，其中12名学生学习速成师范。
四川总咨锡良对派遗留日师范生十分重视，提出应选派那些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令取保，刀：由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
1904年5月，他派周凤祥为监督，带领160余名四川籍学生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学制有1年、8个月或6个月不等。
为此，弘文学院还专门成立了“四川速成师范科班。
”截至1905年1月，先后在弘文学院学习的四川留学生计198名。
两广总督举春焰精选120名学生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宜隶学务处除派遣10人到日本学习师范外，还与日本人渡边龙圣等商定选派保定师范学堂的学生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习。
福建学务处派10入到日本学习师范，以两年即为限。
1905年，山西巡抚从省城大学堂中挑选12名大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
奉夫与日本实践女校达成协议，每年据女生15名至该校学习师范。
同年浙江选懂外文者100人赴日本学师范。
1906年，江西高等学堂挑选20名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
吉林将军达馨选派学生90名赴8留学，其中以学师范、警察者为多。
有的地区还拨给官费，鼓励留美归来的女生到日本学习师范，为筹办女子师范准备师资。
张之洞、刘坤一更是在自己管辖的湖广、两江等地区连续派遣学生学习师范。
除官方派遣外，许多自费赴日留学生也纷纷选学师范。
据统计，1903年，留日师范生为281人，1904年为184人，同年底达265人。
出于赴日学速成师范的人太多，超出了国内学校的实际需要，以致清政府学部于1906年电令各省限制选送师范生赴日。
无可否认，一些速成师范的国日学生，抱着到日本混一混的思想，或挟邪赌博，出入按院或漫游无度，虚掷岁月，成为留学界之蠢。
但是r大多数学习师范的留日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
他们刻苦攻读有关学科，吸取近代教育的新知识，并在教员的指导下，’到日本的学校进行实习；在不长的时间内掌握了当教师的基本技能和技巧。
这些毕业生回国后，迅速推动了各地学校教育的发展，缓和了师资紧缺的矛盾。
四川留学日本的师范生归国后大量地被派往各地的初级师范，担任监督、教员等职。
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四川学生万如茸还在家乡开办了传习师范。
1909年四川视学调查学务报告称，由于图学毕业生及本省高等师范各学堂毕业者按理丽来，所以教职员还不缺乏。
苏州徐嘉湘、潘起鹏等6名师范留学生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学绅王同愈等认为他们对教育确有心得，办理各学堂必能胜任愉快，极力挽留这些学生留在当地，以便充任公立各学堂的管理人员和教习。
据《东方杂志》报道，两广地区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各地纷纷指名延请。
山东巡抚明令全省十府二州的师范传习所以留学日本毕业生担任速成师范学校的教员。
留日师范毕业生为国内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渐取代了分布在各地学校的用高薪聘请的日本数习。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青椰驾恒在1907年的《每日电报》上撰文说，到中国应聘的日本教师已被陆续解聘。
例如北京的警务学堂，原是由日本人一手创办经营的，担任教职的全是日本教习。
从l 906年起改由清政府内务部直辖，并且改名为高等警务学堂。
原来任教的日本教习，也由川名左右减到4至5名，其余教员由中国留日回国的学生担任。
到辛亥革命前夕，务省学务处办事人员和各省学棠所聘人员一直以留日学生为主：’1907年‘，清政府曾规定，其他学科的官费留学生回国后，也要先充当专门科教员5年，以便解决各专科学校教员缺乏的问题。
通过留日师范学生的努力，日本师范学堂的制度和课程组织也被引进国内。
《奏定学堂章程》把师范教育分为优、初两级。
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这实际上是延袭了日本师范分寻常和高等两级的做法。
多贺秋五郎所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的解说部分，曾以表解的方式，对清来优级师范学堂的课程和日本当时高师的课程进行比较，发现2者大体相似。
此外，关于教育实习的安排和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清末的师范学堂一般也取效日本。
这与留日师范毕业生的大力倡导、身体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留日学生对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直接参与创办各级各类学校。
，如留日学生胡元谈于1903年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留日学生徐锡减、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
1906年，一批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颁布的限制留学生规则，债而退学，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
无锡的竞志女学、安徽女学等，也都是归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不少留日学生还担任了这些新式学堂的教师。
他们重视外语、教育学、伦理学、生物、理、化等课程的教授，注意改进教学方法，用民主、科学的方式管理学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赴日学习师范的热潮，·还直接促成了国内各地师范学堂的建立。
1903年2月，张之洞在南京设立三江师范学堂。
不久湖南设立了三路师范学堂，四川将成都锦江书院改为成都师范学堂。
陈宝琛在福州乌石山开办全闽师范学堂。
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奏请开设初级师范学堂。
1906年，袁世凯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师范学堂，两广总督粤春值奏请在广州设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吉林将军达兴和陕西巡抚曹鸿勋亦奏请开办师范学堂。
1907年，浙江设立两级师范学堂，招收优、初两级学生。
清末的师范教育，开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二)一部分女子留学日本，冲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樊篱，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
清末，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奏定学堂章程》只把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之中。
当时，除一些外国传教士曾办过几所女子学校外，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
戊戌变法前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开始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梁启超把女学的兴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最重要的标志。
林缉在《问中新乐府中对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随着国内兴办女子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日本的一些教育学者也极力主张中国方面应派遣女子赴日留学。
日本著名的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歇于表示：“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望或一、二人先尝试，以现有效无效，不亦可乎。
”①1902年，京师大学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前山阳高等女校校长望月与三郎向他力言女子教育之必要。
望月与三郎说：“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贷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己，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
”①在中日两国人士的大力提倡下，女子教育受到普遍重视，女子留学也应运而生。
最初的女子留学生，并非单独前注，而是跟随他们的父兄、丈夫去日本。
例如，曹汝霖留日时，带了他的妹妹曹汝锦；钱伤赴日任中国使馆外交人员时，带了他的两子一媳一婿。
1902年，留日学生绒冀翠与日本下田歌子在上海合办的·《大陆》杂志第1号刊登了题为《中国女学生留学日本者之声价》的文章，，指出，近来中国赴日本的女学生，已有十余名，日本人十分器重。
这些中国女子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给日本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本人士认为：女留学生，举止烟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
1903年后，留日女学生日渐增多。
鉴湖女侠秋理目睹神州陆沉，毅然卖掉首饰作路费，托幼于于邻里，只身留学日本。
—、她和一些留日女学生每天课余之暇，团聚谈话，皆愤女权之衰败，、慨女子之摧折，乃于1903年4月间，组织共爱会。
她强调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便于往复，学费节省，；便于苦学，呼吁国．’内。
女同胞赴日留学。
·消政府驻日公佼杨枢也通过各省同乡会和东京留；学生会馆积极鼓励女子赴日留学，并提出《游学女子须知》：诸如行李不宜多带，每人二箱及一背包已足；衣服皆须穿办，以育蓝二色为限，凡华丽艳色之服，及绸缎奢侈之饰，皆宜屏绝，但夏衣及冬用之小袄等；亦不可不带；·装饰不宜用银环训销之类；不要带奴仆；来前要放足。
并提出，有志来日本学习的女子不必持各省督巡抚及学务处的咨文，只须到日本后觅同乡亲友做保让人即6J入学。
这些努力除使得自费留日女学生逐步增加外，还促成一些省纷纷相继派遣官费女生赴日留学。
1905年，湖南选派女学生20名赴日学习速成师范。
同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委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与下田歌于约定每年派遣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学校学习。
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派21名学生到实践女学校读师范科。
江西省劝i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
另识《东方杂志》所载：“四川南亢县叶子宜大令之次子尧臣，甫于季春与西充县陈大令之女完姻，近己倍往日本留学实业。
”“湖商王君壬秋之子名恒之者，近借其女弟赴日游学，同行者尚有女学生二十余人。
”“云南有女学生十三，票准当道，资送日本游学。
”此外，还有“广西容县龙瞻女学堂学生陆书蕉，年十八，陆菱绢，年十七岁，均于普通学略有根板，且著尚武精神，驰马放枪，并能朔习，近结伴同行赴东游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