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诚信 final-1

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及表现形式和程度

Lutz Bornmann

科学与创新研究部，马普学会的行政总部，Hofgartenstr（一个街道名称）. 8, 慕尼黑 80539，德国；邮箱: bornmann@gv.mpg.de; 电话.: +49-89-2108-1265

接受时间: 26 August 2013;修改时间: 26 September 2013 /接收时间: 30 September 2013 /发布时间: 11 October 2013

摘要：近年来，许多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案件已经震撼了国际科学界。举一个其中的案例，在2004年和2005年，一位来自韩国的干细胞学者——黄禹锡，在《Science》期刊上出版了两篇具有突破性成果的文章，然而这两篇文章在后来均被证实是作假的。本文为大家通常所理解的科研不端行为提供了一个概述，还有它的表现形式以及这种不端行为的程度如何。

关键词：不当行为；抄袭；数据的伪造和歪曲

1.引言

人们所期待的关于自然与技术科学、社会与经济科学的具体成就就是它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作出了准确的表述[1]。为了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提供真实的成果，用来传达这些见解的正规的流程不仅必须被设计成一个积累和互补的形式，同时也必须是值得信赖并且可靠的[2,3]。期刊中一篇文章的出版可以为其他科学家提供自己所调查的信息（观点与发现），而其他科学家根据这种信息可以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通过他们内心中关于自己工作质量的标准，这些科学家们便能够确定他们同行的研究是完全是针对于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正确陈述[4]。卢曼[5]把这一允许科学家们可以避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验证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否可靠的特性称作“系统信任”[6]。

鉴于近年来揭露的很多起严重学术不端案例，很多人（在其中有科学家，编辑和政治家等）对于今天的科学界能否仍然能在“系统信任”的氛围中继续运作表示出了质疑[7]。例如，在2004年和2005年，一位来自韩国的干细胞学者——黄禹锡，在《Science》期刊上出版了两篇具有突破性成果的文章[8]。“这两篇文章都已经被证实是彻底的、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作假文章”[9]。最近几年中吸引了大众媒体持续数周关注（尤其是在德国）的典型学术不端案例的四个代表人物分别是癌症研究学者弗莱德海姆和马里恩·布拉赫，物理学家简·亨德里克·舍恩[10]，麻醉医生约阿希姆·波特[11,12]和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佩塔尔[13]。研究成果被疯狂的篡改、捏造，在科学论文中的造假的图片、源于同事建议被拒绝的研究提案等，随后这些作假者把这些当做自己的成果并进行提交。在这种学术不端行为被揭穿、出版的文章被撤销之前，它会严重浪费其他科学家的时间、精力和研究经费等。以上述提到的这些与其他事件为例，公众与科学界正在广泛讨这些学术不端行为是否是少数孤立的事件或者某些典型学者的行为。当这种学术不端行为的范围和程度越大，科学界就越难以在一个诚信的氛围内运转了。

而在科学界中学术不端行为很早就已存在[10]。这种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话题出现在公共领域被人所知晓是因为在20世纪80、90年代，备受尊敬的美国研究体系中出现了大量的欺骗行为[14]。根据加菲尔德[15]的历史记录，自20世纪80年代起总计约1000篇出版物讨论了“科学不端”这一主题。它们主要以编辑材料或者信件的形式出版于许多的英语国家；研究论文却很少有。除了这些出版物，有许多加菲尔德史学并未考虑的作品和灰色文学的专著等。但很少有运用系统性分析法这一理论研究“学术不端”[16]这一话题的经验性研究内容。无论是对于科学界内外，长期探讨这一主题带给大家的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2.定义和学术不规

学术不端行为没有一般有效的定义和标准。吉尔伯特（Gilbert）和丹尼森（Denison）[17]列举了各种国际科研机构定义的学术不端行为。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阿灵顿，弗吉尼亚州，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学术不端的一个非常普遍定义。这个定义认为学术不端行为是指严重偏离某些学科普遍公认惯例的行为[18]。这种模糊定义的优势是它为起诉异常行为保留了更多的自由。如果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的各个成分被定义得十分明确，那么之后一种新的学术欺骗形式就无法根据最初定义的学术不端分类，因而也不能采取适宜的手段或方式加以制裁。然而，在2000年当科研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华盛顿，美国）提出不端行为的联邦定义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舍弃了之前的模糊定义。

这个定义被许多其他科研机构所使用，同时也是许多出版物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定义，这个就是科研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所给出的定义：“学术/科研不端行为被定义为在提议过程、履行过程、研究检验过程或研究成果报告过程中存在伪造、篡改或剽窃行为”[19]。这个定义了科研人员违反良好科学实践规则的各种行为。对于讲德语的国家，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科隆）提出了以下定义作为学术不端行为处置方式的部分建议：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存在实质意义的科学背景下，有意、无意或过失性地提供不当的信息，对他人的知识产权进行侵犯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损害他人研究的行为[20]。

近日，法内利（Fanelli）在期刊自然（Nature）中发表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评论，指出不端行为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各种形式的“有偏见的报道”：不端行为应该被定义为“在文中不当的遗漏和歪曲用于评价研究结果有效性和意义的信息”这个定义跟波普尔（Popper）[22]的科学理念是紧密相关的。据法内利说[21]，“科学知识是可靠的，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家更聪明、更客观或是比别人诚实，而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观点被拿出来批判和复制”。

文献的欺诈和造假通常被认为与几个因素有关，而这几个因素对于将某些行为划分为不端行为是重要的：

1.非规范标准的行为：根据Mayntz[23]，学术不端出现在科研系统的规范之一被有意或过失违反的时候。

2.故意的不端行为：科学是在一种存在意图（甚至法律）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这与道德评价存在很大的区别[1]。因此，强调不端行为经常能够归因于有意的行为；简单来说，它并不是在研究过程或讲述研究成果过程中出现无意错误或疏忽的情况[24]。科学研究总是避免不了错误（尤其是在创新和尖端研究中）[1]。科学研究离不开易出差错的反复试验和尝试，在科研中冒风险或走未经识别（非正统或直觉）的路线，甚至可能存在不平衡和未完成性：一切都只为试图找出真相[25]。但是，如果一个科学家的成果是有缺陷的，他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严重疏忽，甚至是无意的错误都会被认为是不端行为[16]。有时即便研究者完全深信他的扭曲或选择性解释是正确的，那也同样是属于不端行为[23]。

3.具有重大结论的研究：对于福克斯（Fuchs）和韦斯特维尔特（Westervelt）[16]，定义偏离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是否对研究及其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轻微的错误并没有对建立科学知识的过程产生影响，因此不应该被定义成不端行为。

4.学术研究：泰勒（Taylor）[26]指出，大多数在学术研究中被认为是学术不端的行为对工业生产研究同样适用（比如为了自己公司或团体的商业盈利目的而使用他人非专利的想法或主意的行为）。

由于无意错误、存在严重后果的过失、重大过失和故意欺骗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某些不端行为的划分是一项存在难度的任务[27]。

3.科研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

科研不端行为[23]发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如:数据生成，记录，评审和出版或传播科学知识）[28]。不当行为的典型表现说明如下（在文献中最常讨论的表现）。各种不当行为的表现的全面概述已经被赫尔顿-Fauth等人[30]发表于《科学和技术》[29]的议会办公室。有趣的是，赫尔顿-Fauth等人提出这一概述，因为笔者通过各科研机构公布的良好科学实践的内容（或违反标准的记录），分析了标准的内容。

制造和伪造数据是其中经常被提到的科研不端行为行为[17]。制造数据是指数据是很简单的发明。伪造数据是指现有数据“修改”，以采取必要的形式或“猜测”，以得到所需的结果。不合理的数据分析方法[29]，在数据分析中（隐性的）异常值的排除[17]，以及和图形的不正当操作（包括软件，如Photoshop）[32]，导致了“修剪和猜测”。由于图形处理是杂志审稿中比较常见的问题，有些编辑已经聘请专家来研究图形处理中的不正当（或仍然被允许）操作[27,33]。

抄袭通常是科研不端行为的第二个主要形式：假冒他人的知识产权（信息或思想）作为自己的成绩，却没有标明实际的出处（例如，在研究论文中）[27]。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不端行为的形式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当今社会，可获取的信息量十分巨大；文本是很容易复制和粘贴，思想可以从多种来源中收集”[27]。虽然有些作者认为在文本复制10字是抄袭，其他人却认为需要至少30个字[17]。与制造和伪造数据不同，抄袭不破坏科学陈述的可信度[23]。然而，由于索赔和享有优先权的制度在科学奖项的赐予中的显著作用[34]，抄袭导致了奖励制度运行中的一个问题。发明和发现是科学家最宝贵的资本[1]。“我们不制造产品，我们只是提供想法。偷走了我的话语，就偷走了我的著作权。偷了我的想法，就偷走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14]。然而，有证据表明，抄袭一词或许是相当无辜的。据卡梅伦等人的观点[35]：事实上，“大多数发表在英文期刊的科学家不是以英语为母语......因此对于制定有关的道德和执法的出版标准，特别是关于抄袭，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数据的剽窃和伪造，是典型的不端和欺骗性行为，文献中也相当频繁的提到了下列形式的不当行为：冗余的、多发或广泛地重叠出版[27]，将研究结果以非常小的单元出版，以“香肠论文”[17]而知名，两或多次提交手稿（“鸟枪法”），在出版作品上署上没有做出实质性贡献者的名字（“赠予署名”），而不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作者（“鬼作者”），并且违心的列上合作者的名字[36]。一般地，这些各种形式的不当行为的差异介于轻微不端行为和严重侵犯之间。例如，德国的德国大学校长会议[20]将以下五种表现划为为严重不端行为：（1）伪造信息，（2）侵犯知识产权（3）声称另一人作为未经其许可的（合）作者，（4）破坏研究工作和（5）破坏原始数据。

贾尔斯（Giles）[37]指出，考虑到轻微不当行为的严重性，仅仅在数据和结果上的编造，像韩国干细胞研究者黄禹锡所做的（见上文），在道德上的严重性是比稍微操作一个图标更令人生厌。但轻微的不当行为是更常见的，而且可能更有损于科学的进步。有两项研究结果支持这项评估。一项关于科学家在临床试验中的不端行为的德尔菲调查发现：根据这一专家小组，研究不端行为在临床试验中最重要的形式是选择性报告和机会主义。数据加工和篡改未得到高度的评估，因为它被认为，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38]。德弗里斯等 [39]曾问科学家，在他们看来，哪一种形式的不端行为会对他们向可靠知识的寻求和创造产生最强烈的影响。 “我们发现，当研究人员意识到FFP[伪造，制造和抄袭]问题的时候，在他们眼中，不当行为一般是与工作环境中更世俗的、日常的问题有关。这些更常见的问题分为四类：数据的意义，科学和与同事相处的规则，和在科学上出成果的压力”（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