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化湿法研究

新安医家化湿法研究

[摘要]化湿法是治疗湿邪为患疾病的主要治法。新安医家名医云集，其对湿病的治疗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又颇具特色，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汪机巧用参芪，益气升阳健脾化湿；孙一奎温阳益气健脾化湿; 王意庵化湿攻下巧妙结合，独树一帜；汪昂首提“暑必兼湿”，“治暑必兼利湿。本文就诸位医家各自化湿法的运用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新安医家；化湿法；汪机；孙一奎；王意庵；汪昂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志码]A [DOI] 10.3969/j.issn.1000-2219.2010.00.000

化湿法的形成历史悠久，应用广泛，为众多医家所重视。发源于古徽州的新安医学,始于宋元,盛于明清,流传至今。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其区域优势明显,流派色彩浓厚,学术成就突出,医家辈出,医著宏富，学术创新,影响深远。其对湿病的认识、化湿法的运用既融会贯通又各具特色，兹述如下。

1 汪机擅用参芪，益气升阳健脾化湿

汪机是新安医学流派的先驱者,明史列其为当世四大医家之一。汪机力倡补气,尤其擅用参、芪,主要运用益气升阳健脾法,以之为化湿大法治疗湿病,并承丹溪滋阴说,化湿的同时配伍清润之品,以防伤脾胃之阴。

1.1 汪机在《营卫论》中引用《内经》言[1]:“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东垣曰血脱益气,仲景曰阳生阴长,义本诸此。世谓参、芪补阳不补阴,特未之考耳。”可见,汪机用参、芪不仅是为了补气,也考虑到补阴,这是汪机用参、芪的独特之处[2]。汪机在《营卫论》中强调补营气已兼气血阴阳,也就是人身的元气,又根据营气由脾胃水谷之精所化生,随即强调了营气与脾胃的关系,他认为“诸病亦多生脾胃”,参、芪则为“补脾胃之圣药”。

正常水液的平衡主要是由肺、脾、肾、三焦、膀胱之气化共同完成的，其中脾是根本[3]。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为湿土，最易被湿邪所困，脾气不升，脾阳不振，出现胸膈满闷，脘痞腹胀，食欲减退，便溏不爽，脉濡细等症状。无论外湿病、内湿病,其病变部位多以脾为中心,脾虚运化水湿无力而生湿,脾的运化有赖于阳气的温煦气化,因此运用参、芪为君益气升阳健脾,不失为一显效的化湿大法。

在学术上,汪机宗东垣、丹溪两家学说。其父汪渭曾言:“东垣主于升阳补气,丹溪主于滋阴降火,若阴虚阳亢,当合东垣、丹溪两法治之。” [4]这一补气、滋阴融合运用的思想,对汪机影响较深,他的补营学说即是这一思想的很好体现。因此汪氏在补气时多配伍麦冬、白芍等清润之品,从而防止化湿的同时伤及脾胃之阴。其代表方剂为参苓白术散的加减化裁。

1.2 下面就从《石山医案》--月经不调）中选择1例具体论述。“一妇经行,泻三日,然后行。诊其脉,皆濡弱。曰:此脾虚也。脾属血属湿,经水将动,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后下流为经。脾血既亏,则虚而不能运行其湿。故作参苓白术散,每服二钱,一日米饮调下二三次,月余经行不泻矣。”

辨证分析 每遇经行前后或正值经期,大便溏薄或清稀如水,日解数次,经净渐止者为“经行泄泻”,又称“经来而泻”[5]。汪氏认为病因脾虚,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属血,脾为湿土,喜燥恶湿,每于月经将至,脾所化生的血液先入血海,然后下流为经血,则脾血亏虚。脾主运化,脾虚则运化功能失职,湿不化,下渗大肠而为泄泻。

论治分析 本病多虚,素体脾虚,经行时气血下注血海,脾虚益甚,运化失职,湿浊不化,下走大肠,则经行泄泻。汪氏选用参苓白术散,“每服二钱,一日米饮调下二三次,月余经行不泻矣”。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益气健脾渗湿为君药,与扁豆、薏苡仁等配伍,补中气,助脾运,渗湿浊,恢复脾胃受纳与健运之职,则诸症皆除。参苓白术散原方水煎服或作散剂,每服6

g,枣汤调下,大枣在《神农本草经》中载为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之品,助补益脾气。汪氏选用米饮调下可能为仿大枣之意[6]。

汪机运用参、芪等加减配伍,补气健脾治疗湿病,疗效显著。在临床上治疗淋证、胸痹、痞满等病,属气血虚弱、脾虚不运而湿邪留滞时,多以潞党参代人参,加炙黄芪为君药,益气升阳,再根据具体证型予以加减。每获奇效,实为汪机经验之明证。

2 孙一奎温阳益气健脾化湿，阳中求阴，慎用苦寒

孙氏是祁门汪机的再传弟子,学术上有所继承,亦善用人参、黄芪益气。兼取汪机、薛己的益气、温补思想，孙氏对汪机的参芪用法甚为推崇。其曾患虚损，遭时医以滋阴降火而误,鉴于“守滋阴降火之说纵至脾胃泄泻、痞胀、浮肿、痰喘气逆、恶心、声哑,虽死无恨。予目击如斯而死者何下数十百人”,故“不得不揭石山之书痛言而极论之”。将《石山医案·辨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录于《赤水玄珠》。孙氏临证喜用参芪,医案里很多治验都用了参芪，一老人患湿热发黄症,亦在清利湿药中加人参等而愈。

孙氏既得汪机之学,又推崇薛己治病必求真阴真阳之本之说,故每于《赤水玄珠》病证条下引薛己之说阐明之。孙氏将疾病的原因大多归责于下元不足，真元在命门,命门属阳的一面为“肾间动气”,阳动则生身,为生命之根本动力,在处理阴阳失调的具体手段上,强调“扶阳抑阴”,即使是阴阳两虚的病证,也倡温阳补气为先,仿“阳生阴长”之意。在治疗湿病的化湿法运用中也必偏重温补法蒸腾湿气，如孙氏指出鼓胀必小便不利,小便不利是“下元虚寒”引起,“非温补下元则小便何能独利”，主张治胀满应“温补下元,使火气盛,湿气蒸发,胃中温暖,谷食易化则满可宽”。

孙氏强调阳气的作用，以“动则生身”为宗旨，一方面表现在喜用温补之法，另一方面表现在慎用苦寒之味。孙氏很少用苦寒药，对于湿热食积酿成湿热发黄症。主张以健脾为重，以保和丸为主，入备急丸下之。指出：若用寒药下之，则“损脾土而益其疾也”。孙氏强调慎用寒凉，不仅是重视阳气，且考虑苦寒之品必直接攻伐脾胃，这也是对东垣脾胃内伤学说的发挥[7]。

孙氏尤擅治疗各种湿邪所致痹证，其化湿的独到之处得以充分体现。“嘉善之妓李双,号素琴,体虽肥„„六脉大而无力,手足肢节肿痛,两跨亦痛,不能起止,肌肉消其半,日仅进粥二碗，月汛两月一行,甚少。予曰:此行痹也⋯⋯以人参、白术、苡仁各三钱,当归、枸杞、杜仲、龟板、苍耳子各二钱,晚蚕砂、秦艽、防风各一钱,大附子、甘草、桂枝、黄柏各五分,十帖而痛止肿消。改用归芍六君子,加苡仁、石斛、紫荆皮,三十帖而痊愈。”(《孙文垣医案·卷一》)[8]。

论治分析 《灵枢·百病始生》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素问·评热病论篇》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对于痹证而言,“其气必虚”主要指卫气虚。脾为卫之主,肾为卫之根,卫气虽源于脾胃,而实根于肾阳。临床见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者最易患风寒湿痹。临床常见以肢体关节疼痛、遇寒加重、得热痛减、舌质淡、苔白滑、脉沉细为特征。孙一奎予人参、白术、薏苡仁、当归、枸杞子、杜仲、龟板、大附子及归芍六君子等大补肾元、温壮肾阳,兼以散寒除湿;另以晚蚕砂、薏苡仁等健脾化湿行气;以丹参、红花等活血行血,寓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并于方中加少量反佐药,可以制约诸般热药之燥性,以防耗伤阴血。

孙氏用药中有创新,喜用二陈汤;擅用活血药及常用药对。例如威灵仙、苍术药对,威灵仙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利水消肿,苍术健脾化湿、祛风散寒,两药合用,具有补肝肾、强筋骨、利水消肿的作用,多用于风湿痹证之肿胀、疼痛。这些特点对发掘整理研究祖国中医药学及指导临床有一定意义。

3 王意庵化湿攻下巧妙结合，独树一帜

王氏意庵,明嘉靖间安徽祁门人，世居徽州,医术精湛。明代温补治法盛行,众多医家在运用化湿法的同时都重视脾胃，善于温补。处于同一时代的王意庵却独树一帜，他将化湿法与擅长的下法巧妙结合。王氏遵循仲景绳墨,所选方药,也多来自《伤寒论》,且根据实际情况或径用原方,或加减化裁。

意庵运用化湿法,能根据不同的症情,制定各种治疗方案,确定药物剂量、服用方法,从而获得佳效。例如，《意庵医案》中所述“进士郑伟直,山东人，乃妻久痢,百治不止,危笃,棺陈于堂。余视之,舌焦而燥，盖涩塞之过。以大黄、黄连、芍药,大剂通之,一下而愈。”百治不愈,是治而不当。舌焦而燥,为涩塞留寇,湿热内蕴,痢久液枯。病虽危笃,然不下不足以救阴，以大黄苦寒荡涤内蕴,黄连苦燥直折湿热,芍药酸甘化阴缓急,大剂一下一收,邪去阴存,久痢随之而止[9]。清热化湿的同时配伍攻下剂，取得很好的疗效。

王氏还极其注重精神疗法与化湿法的结合，可谓独具一格。意庵临证，谙熟心理之学，注重精神疗法，屡起沉疴顽疾，恒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湿性黏滞，易阻气机，气不行则湿不化，使其病程缠绵难愈。意庵治疗久病缠绵不愈的患者常于化湿的同时辅于精神疗法，以言语安慰疏导病患。如一妇痛丧爱子，情志抑郁，思虑伤脾，胃脘疼痛久久不愈，头晕,夜寐欠安,难以入睡,口黏,耳鸣耳聋,眼花,便秘，王氏以健脾化湿、理气和胃之方药予以施治，每予以精神疏导，尽心探望，终见疗效。此足见精神疗法之神妙。意庵尚有用精神疗法治愈气郁案、昏晕案等，于此不赘[10]。

4 汪昂首提“暑必兼湿”，“治暑必兼利湿”

汪昂，清代医家。字讱庵，安徽休宁人。先攻举子业，于经史百家均有深入研究，后弃儒业，潜心研究医著，虽未业医，然于医学造诣高深，其医学著述竟脍炙人口，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经络歌诀》等，均有很大学术影响，至今仍为初学者所乐用。

汪昂首先确立“暑”与“热”的区分在于有无兼湿，明确提出“暑必兼湿”是暑邪为患的基本特点，如《本草备要·草部·香薷条》曰：“暑必兼湿，治暑必兼利湿，若无湿，但为干热，非暑也。”[11]而《医方集解·清暑之剂第十一·缩脾饮》也强调：“暑必兼湿，而湿属脾土，暑湿合邪，脾胃病矣，故治暑必先去湿。”“长夏炎蒸，湿土司令，故暑必兼湿。”清楚地阐明了暑与热的不同性质，同时又确定了伤暑的基本证候，提出“治暑必兼利湿”的治法原则与注意事项。香薷饮“治一切感冒暑气，皮肤蒸热，头痛头重，自汗肢倦，或烦渴，或吐泻”。这一证候特征正是“暑必兼湿论”之前提。“烦，渴，吐利等”都是暑湿伤及心、肺、脾所致，其他有余之象都是这个基本证候传变而成。《医方集解》推荐10首清暑之剂，皆以“治暑必兼利湿”为指导原则。而汪昂亦指出，消暑化湿之药的使用应根据兼湿多少、伤气伤津之轻重以辨证为根据。

化湿法是温病学家在继承《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并结合古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上述新安医家从不同角度对化湿法各有发挥[13]，有一定的师承性，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虽然这些医家并未形成一派,然而在明末清初之际，对当时化湿法的发展与应用是有重要影响与贡献的。

迄今为止，对新安医家化湿法研究尚有不足之处。有关新安医家化湿法理论的文献整理、临床应用研究多散见于诸医家著作或期刊杂志中，尚未进行系统整理，还不曾有全面系统论述新安医家应用化湿法治疗疾病的专著。此外，在实验研究方面，目前尚未开展新安医学方面的实验研究，无稳定公认的模型。对化湿法及方剂的现代作用机制研究较少，对方剂配伍规律及物质基础研究匮乏。在临床研究上，分析探讨新安医家化湿法的特点规律在中医学理论与临床中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化湿法的临床合理应用价值和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