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

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 ——兼论欧美社会科学论著中的中国意象及其问题

黄俊杰

【作者简介】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理论/汉学研究/紧张性/互为主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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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论上又有其紧张性。两者离则两伤，合则双美。两者间的紧张性，可以经由“互为主体性”关系的建立而被克服，使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获得汉学研究的文化资源的挹注而日新又新，开发新的意义；而汉学研究，也因为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启示，而不再是闭门孤芳自赏的学问，从而可以提出具有普世意义的新命题与新理论。

方法

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代学者钱存训曾统计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翻译西方出版物共567种，其中自然科学类占40％，社会科学类占8％。[1]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击败大清帝国，梁启超（任公，1873～1929）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甲午战争后，中国起而师法日本，[3]（P.641～674）大量学生赴日留学（注：据实藤惠秀的研究，在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已在八千至一万名之间，到1906年则高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并大量翻译日本之社会科学书籍。在1896年至1937年的42年之间，中国所译日本社会科学著作数目至为可观（注：实藤惠秀统计，在1896年至1937年中国翻译日文社会科学书籍，包括教育类140种，政法类374种，经济社会类374种，地理历史类344种，其中仅关于工人问题的就有374种。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版，页167—16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多半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学术或汉学研究之间，有其矛盾之关系。哲学家熊十力（子贞，1885～1968）认为西方社会学说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他说：“今之治史者，或为无聊考据，或喜作肤浅理论，或袭取外人社会学说，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类，以叙述吾之历史，乃至援据所谓唯物史观。如此等者，皆不曾用心了解自家得失，根本缺乏独立研究与实事求是之精神”。[4]（P.67～68）相反地，思想史家侯外庐宣称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伸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5]。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确实是力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亚洲版本之脚注。这些针锋相对的意见隐约间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存在有某种紧张性，不是中国屈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完全将中国经验视为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例外。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本文所谓“社会科学理论”指近数十年来欧美社会科学界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学说；所谓“汉学研究”，指关于二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研究而言。但是在进入本题之前，我们先从已故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1931～2001）的意见说起。张光直在1994年出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之前，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从古到今政治文化一直占着挂帅的地位，而孔夫子和他的信徒都是最懂得人际关系的专家。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本钱。研究的资料，则有一部二十四史，自五十年代便为玛丽·瑞德教授向一般社会科学者介绍为全世界最丰富的一座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行为的规律的宝库。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6]

张光直自己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答案是：

我们不妨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三部曲开始：第一，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第二，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在分析过后是否对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新的贡献。第三，如果有所贡献，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即不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6]（P.64）

台湾的心理学家黄光国（1945～）不同意张光直的“三部曲”，他认为：“造成今天国内社会科学低度发展主要成因，在于学术经典翻译不发达，国人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潮普遍隔阂，导致学术研究对于西方的高度依赖。解除这种依赖困境的正确途径应当是加强西方学术经典的译介，彻底了解西方学术的思潮后，再回过头来，在中国社会里面找研究题材，来解决我们自己迫切的重大问题”[7]。

张光直与黄光国的说法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将汉学研究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立起来，并隐约之间认为前者具有特殊性，后者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说法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人文学者熊十力与侯外庐的意见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这种说法值得进一步商榷。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论证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间有其辩证性的有机关系，因为（1）社会科学理论如果忽视汉学研究，将成为跛脚的学术。（2）必须从汉学研究中抽离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性命题，才能使汉学研究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地域性的知识”（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所谓的“Local Knowledge”）。两者之间在研究内容上有其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论上又有其紧张性。因此，两者间存有竞争支配地位之关系。但是，两者离则两伤，合则双赢。

一、研究内容的不可分割性

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汉学研究之间，存有互补互利的关系，两者间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两者在研究内容上有其不可分割性，社会科学理论如果忽视中国历史经验，将成为不完整的学说：反之，汉学研究如果缺乏社会科学的视野，将难以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两者之间离则两伤，合则双利。

1.离则两伤

下面先以社会科学家对儒家思想的误解为例说明离则两伤。

我们要论证社会科学研究与汉学研究之不可分割性，可以先从两者断为两橛后的负面效果说起。这种负面效果首先表现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儒学的误解之上。20世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科学界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误解，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认为儒家是（1）威权主义，（2）集体主义，两者均有利于亚洲传统的专制政治。 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般都主张儒家是威权主义（Authouitarianism）的渊薮，应为传统中国的以家长制为主轴的家庭制度以及专制政治负责。这种意见在五四时代以所谓“吃人的礼教”的口号而提出，在国际知识界则形成为对中国专制政治之思想根源的共识。举例言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分析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就指出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特色在于对父亲权威的的绝对服从、反对入侵行为以及严守秩序。这三大特色不仅彼此相关，同时在家庭成员人格的塑造上也极为重要。中国是一个注重孝道的民族，中国人把孝顺父母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孝子孝女的事迹和忠臣烈士并列，二十四孝故事广为流传。出身贫贱的孩童，常常由于他们的孝行而名留青史。孝顺父母是崇拜祖先的坚实基础，而崇拜祖先又激发中国人的历史认同感，所以中国人非常服从权威，因为失掉权威的统摄，自我便失去意义。中国人对权威的认知是出于主观的态度。接受父亲无上权威是中国儿童一生中最早的权威崇拜。（注：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Mass.：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