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乏力、增长放缓、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现象。

［深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诱因是经济风险。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主要表现在：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主要表现在：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第一，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第二，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这就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第三，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第四，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

2012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加强农民工人文关怀 【背景链接】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2012年，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根据资源环境和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各类城市都要夯实经济基础，创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让农民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关键词：半城市化 伪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我们要理性看待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尤为明显。中公教育版权。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70%~80%，我国的50%这其中还包括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也算作了城市人口。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同时，往往就是土地的城市化过程，我国的土地城市化进程要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土地已经算作城里的了，但人还没有过来，还在城外面。所以说，这种城镇化是不完全的城镇化，或者是伪城镇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镇化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城镇化不在于提高城镇化人口数量，而是要把农村人口真正转移到城市里面去，让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对于已经在城市有稳定就业机会的农村人口，要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人口。只有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让他们享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待遇，使他们安居乐业，才算是稳定的城市化。

关键词：扩大就业

中国城市化的进度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有一部分人口会随着经济增长在城市与乡村间不断移动，这也充分表明我国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仍有很多消费需求在等待创造。但是经济增长不能光是数量扩张，还应该是质量的加强。我国现在面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的较大压力，因此将来一段时间怎样解决新生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这部分人口的就业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公平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等权，加快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逐步实现新老居民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

【背景链接】 房地产调控

2012年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快建设城镇住房信息系统，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近期政策动态：地方“小动作”露头就打

2月22日，上海房管局“旧政新解”，申明居住证满三年的非户籍家庭可购买二套房，2月27日该政策即被叫停。此前，芜湖、佛山和成都调整政策均被叫停。目前来看，中央对地方政府“救市”充满警惕，楼市调控政策不许打折，地方“小动作”露头就打

楼市政策微调不可触及底线。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厦门等城市放宽普通住宅标准，重庆、合肥、南京等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还有其他地方政府从税费减免、购房补贴、户籍限制等方面对“刚性需求”给予保护。中央在限购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仍然严厉，在坚持房地产调控的前提下，不触及“限购”、不明显鼓励购房、顺应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微调其生存的可能性较大。

【标准表述】楼市调控向何处去，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明确方向。今年关键是“严格执行”与“逐步完善”的统一。保障房建设除了“保量”，今年会更加重视分配、退出等制度建设。

关键词：700万套 在建规模1800万套是历史之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要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今年新开工保障房700万套以上的任务目标是实事求是的。虽然数字看上去比去年的开工量要小，但加上前两年结转的项目，整体在建规模将超过1800万套，是历史之最。保持适度的新开工规模，充分考虑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只要今后几年年均开工规模不小于700万套，“十二五”的建设目标可以顺利完成。 “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开工规模上，更要注重在建项目的进展情况。”郑新立说，今年在建规模大，重点是要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在建项目按计划、按时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