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漕运审计组织之运作与弊端探析

TheCentralPlainsCultureResearch宋代漕运审计组织之运作与弊端探析李永卉摘要：宋代的漕运审计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职责分工明确，并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限制。漕运的审计方法多样，并有事后问责机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漕粮运输的通畅，确保各地赋税的安全运至中央。宋代漕运审计制裁手段上主要以没收钱物、赔偿、罚金等经济制裁和展磨勘等行政制裁为主。相应的，对漕运审计中有功人员的奖励也以经济奖励为主，辅以减磨勘、升职等行政奖赏。虽然宋代的漕运审计机构设置完备、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监审的方法也多样化，但是漕运审计依然存在官吏渎职、历簿不按规定书写等弊端。但是漕粮运输的过程牵涉到中央、地方各个职能机构的相互协调、合作，具体的审计效果也要看当时的行政效率。关键词：宋代；漕运；审计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4-0053-06

收稿日期：2019-01-03作者简介：李永卉，女，历史学博士，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江苏镇江212013），主要从事宋代法制史、审计史研究。

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以后，江南的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江南赋税的北运成为封建王朝事关国运的大事。到了北宋时期，漕运更被视为“国计”［1］7033，漕运网络已经形成较为严密体系，如东南诸路的上供物资，“自江、淮南、两浙、荆湖南北路”，沿运河运至真、扬、楚、泗州四地，“置转般仓受纳”，到京师后由发运使“领之”［1］7029，所以有“国家仰给诸路纲运”①之说。关于宋代漕运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②，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漕运制度管理、法规等，对于运输中的审计监督研究不多③。宋代对漕运过程的监督颇为重视，规定所有上供钱物，都要在仓库、县衙门口张榜公布数额，相关文帐、钞旁等要登记核实④。可以说，为了保障从地方征缴的赋税运输安全，中央政府在漕运审计组织的设置、审计法律规定和奖惩措施上，周密而几近苛刻地进行全程监督。即便如此，漕运审计依然存在不少弊端。

一、宋代的漕运审计机构及法规宋代的中央漕运审计机构涉及财政系统的三司或户部，太府寺因掌管库藏出纳等以及司农寺掌仓储，所以也参与漕运审计事务。地方审计机构如州县监司亦参与其中，且机构之间各不相属，专门的漕运管理机构有排岸司。如南宋孝宗乾道年间漕粮运输的主要流程，首先，由漕粮装发地所在州给押纲人行程历，然后，沿途监管机构，如排岸司、催纲司、巡检司、州、县、镇、寨等，批书到发时间、所载物品名数、风水事故等。通判则督责催纲，巡尉差人防护，监赶出本界，并报送下一催纲官司⑤。最后到达京师卸纳完毕后，所在官司还要一日之内对押纲人的行程历、印纸进行复审［1］7090。在运输过程中，需要沿途各地的漕运管理机构配合、协调，并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532019年第4期（一）漕运审计机构北宋初期，三司主要监督漕运审计的流程问题，如川陕纲到达后由三司税务监官进行抽样审计，每十担抽拣一两担［1］6946。元丰改制，罢三司归户部，“三司之名始泯”［2］3847，户部下有催纲官及承受使臣，“专一催督诸路纲运”［1］7317，按时点检仓储，“户部所乞点检场务，系寺、监季点外，每季更牒郎官点检。即是每场务，一岁之中，郎官及寺、监共八次点检”［3］9391。南宋时，户部需“躬亲常切点检觉察，毋令少有稽违住滞”［1］6977。司农寺则掌“仓储委积之政令”，总“苑囿、库务之事，而谨其出纳”，凡京都官吏禄廪，以及“诸路岁运至京师”，悉皆掌焉［4］508。太府寺主要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出纳、商税、平准、贸易之事”⑥。凡四方贡赋之输京师者，“辨其名物，视其多寡，别而受之”。在地方漕运审计机构中，排岸司掌“水运纲船输纳、雇直之事”［2］3905，具体事务如“勾索随纲券历点检，具合请人数则例送粮料院，据见管人合请粮食数目明白批勘，声说坐仓不请充填欠数”［1］6946。发运司与三司“相为表里”［5］3509，因“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选用既重，威令自行”［6］549。北宋时期，发运司对上供额数需要提前审计，“预先计度”，“须管敷及年额”［1］6947。发运司下有管勾文字官，负责“编排纲运”［3］10960，有专门的巡辖纲运官［3］12051，催督纲运。辇运司则负责纲粮下卸后磨勘，并依次递赏，“今后广济河粮纲，如一年内郓州、淮阳军三运，并曹州、广济军、济州五运，至京交纳无欠，令辇运司磨勘纲梢递赏”［1］7010。南宋设总领所主要掌“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7］191，建炎末，张浚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总领之官自此始”［8］225。总领所的下属机构中的粮料院、审计司均负责审计事宜［1］4021,［9］。（二）漕运审计法规宋代的漕运审计法律属于财政监督法规的一部分，主要包括漕运的起发时限、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以及奖惩制度等方面。一是起发时限规定。为防止押运官吏作弊，严格限制舟船停泊时间，如雍熙四年（987年）十一月，因“访闻西路所发系官竹木栰拖缘路至京，多是押纲使臣、纲官、团头、水手通同偷卖竹木，交纳数少，即妄称遗失”，特下诏令“自今应出竹木州军并缘河诸州及开封府严行约束，每有栰拖至地分，画时催督出界，违者准盗官物条科罪”［1］6938。又如茶叶这样时效性比较强的物资必须按时发纲，“不得积留在彼，损恶官茶”，由于“诸州军近年多不依限起发，欲乞明立科条，须限当年江河水势未落日前，尽赴逐榷务交纳，不得延至秋冬，致水小阻滞”，如果“今后公然怠慢，不预计置般送，致有稽违，并委制置司取勘官吏情罪，内干系人依法区断，命官、使臣取裁”［1］6944。二是行程历和批书管理。押纲人的行程历是进行奖惩考核的重要依据，所谓“诸押纲人功过，所属官司即时取行程历印纸批书”［1］7022。如果押纲人的行程历被毁失，则无法进行推赏，“诸押纲人毁失行程历被人毁失同。而无照验，或妄称毁失，及本纲附载未足，而不于经过处批书者，稽程碍赏虽有缘故，应豁除日限而不曾批书亦同。各部在推赏之限”［1］7022。如果押纲人员“犯罪或违程、抛欠，合批书印纸，而收匿避免批书者，杖一百”［1］6972。粮纲行程批书等到回程由原装发官司收集，年终汇总后上报，即“欲乞将粮纲行程候回元装发官司，岁终类聚，参照雨雪风水事故，察其虚实真妄，批官司类申户部，乞行黜责”［1］6969。北宋末期直达发兴起后，随之的纲运管理也在变更，如将催纲历改为催纲簿，“半年一易。应有纲运出入本界，并真书抄转上簿，庶几易为省览”［1］6969，相应的，管理制度也在变更。三是奖励制度。宋代对漕运人员实行多种奖励政策，如仁宗天圣元年诏令，盐纲在路耗散数量少于规定数额，押纲省员、殿侍、纲官、副纲、梢工次第有赏［1］6946。还有具体的押纲赏式［1］7023，天圣八年（1030年）《编敇》明确规定了纲运各类押纲人员的赏赐等级，如广济河押粮纲军，如一年之内搬运无少欠过犯，令辇运司磨勘，其本河梢工特支奖钱一千。如梢工接连五年无抛失、少欠，除支赏外，与转小节级名目，可以升级为纲官。充纲官后及已充纲官人，接连三年全纲无抛失、少欠，支赏钱五千，更转一资［1］6953-6954。宋代还将漕运业绩作为知州、通判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一万硕以上升一季名次，五万硕以上升半年名次，十万硕以上减半年磨勘，二十万硕以上减一年磨勘，三十万硕以上减一年半磨勘，四十万硕以上减三年磨勘”［1］6973。同样，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浙西州军人户纳苗米水脚钱赴通判厅、县丞厅，各押纲人员的赏赐经转运司请求，仓部审核以后作了具体规

54宋代漕运审计组织之运作与弊端探析定，即“押纲使臣管押米斛、马料赴行在及军前交卸，除破耗别无抛失，及少欠不碍所欠分厘、次运折会补足，别无违程，一岁内每纲累押及二万硕，乞许减磨勘一年，每增一万硕，减磨勘半年。所有欠多押纲兵梢合该责罚，及兵梢纳足特赏，并乞依见行条法施行”［1］6989。四是处罚措施。同样，对于运输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如对官物抛失的处罚，北宋就规定汴河粮纲每八千硕，允许抛失四百硕以下，满四百硕，押纲人便要差替，纲官勒充重役［1］6965。正因为抛失纲物处罚严厉，因此有抛失过限的押纲官吏，为避免受罚，故意将舟船抛失，以造成非人力原因致使舟船失陷。针对这一弊病也有相应的规定，“自今如有抛失舟船，其殿侍、军大将信纵有申报患状，并不免抛失罪名”［1］6952。经过河流湍急处或遇暴风雨天气，如有纲船沉溺，只有悉数救足，才能免罪，若失三五分，“须责备偿之故”。经臣僚陈请下三司复议后，才决定若失全纲，官吏依次受罚，如果“所溺物计三分，须备偿一分”，“如救及分，别无侵欺者，原其罪”［1］6952。如果漕运途中发现有官物抛失，发运司须派遣本司官员点检，“自今有抛失收救到盐、粮及诸官物，许本司差随处地分官员躬亲点检送官”［1］6943。南宋乾道年间也规定，途中如遭遇抛失则要求申报所属州县，州委募职官、县委丞佐，即时躬亲查验，再批上行程历，结罪申州，备申司农寺，外路申总领所［1］7016。具体抛失官物的处罚，以及审计机构人员的责任，《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记载：诸押纲人、部纲兵级、梢工失觉察盗易欺隐本纲及本船官物，事虽已发而能自获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获一名亦是。诸纲兵级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两火同。地分催纲、排岸巡检、县尉司干系人失觉察者，杖一伯，命官减二等。三十日内能获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获一名，亦准此。［1］7017州军上供钱物，无论多寡，均须“取所押人行程当官逐一批上”，如果不按规定，要论以“收支官物不即书历科罪”［1］6967。嘉定年间规定诸路州军税场不得无故留滞纲船，如违反，许押纲官经州郡、监司陈诉，差官核实后，严与断治［1］7002下-7003。另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惩处力度，如川峡路纲船抛失官物的具体处罚措施就单独作了规定：“今后川峡行运布纲抛失官物，若全抛失，收救不获，其本纲梢工、槔手各断杖一百，配别州军牢城收管；纲官、节级各杖九十，押纲使臣各杖八十，并勒下，不令押纲。或十分中收救得一分已上，依全抛例断遣；二分已上至四分已上，梢工、槔手、纲官、节级、使臣、殿侍、省员每一分各递减一等断遣讫，梢工、槔手勒充军牵驾兵士，其纲官、节级已上并依旧押纲；或收救及五分已上、不满元数，梢工、槔手各杖六十，纲官、节级、人员各笞五十，使臣、殿侍、省员罚一月食直，断讫，并依旧行运。所有纲官、节级、人员、使臣、殿侍、省员，如遇本纲更有抛失，据只数，每一只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罚食直加入笞五十；仍并据抛失收救不获数目，勒本纲上下等第均摊，陪纳入官。若收救官物并足，不失元数，梢工、槔手各笞四十，纲官、节级已上并放。所有行运程限，仍须限一年往回。”［1］6952下-6953对抛失全纲、收救获得的数目作了详细的惩处规定。综上所述，宋代漕运审计制裁手段上，除了较为严重情况，如将全纲抛失或押运官吏监守自盗会处以杖刑，主要以没收钱物、赔偿、罚金等经济制裁和展磨勘等行政制裁为主。相应的，对漕运审计中有功人员的奖励也以经济奖励为主，辅以减磨勘、升职等行政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