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回顾儒家经典在当代中国的兴衰。其次，考察儒家经典在当代中国教育系统尤其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处境。最后，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当代中国”，限于1949年迄今的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
一、回顾
儒家经典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兴衰，一如作为一个整体的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兴衰，可用陆游《游西山村》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中的两句来比喻和形象地加以表达，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如这两句诗所示，儒家经典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兴衰，可以分为两个鲜明的不同阶
段。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儒家经典，整个儒家传统的命运都是极其悲惨的。“五四”以降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登峰造极，任何与儒家有关的东西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术语来说，所有与儒学有关的东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儒家经典在整个教
育系统的任何层次，无论大学还是小学，都不能讲授和研究。在那个时代，“经典”一词，只能用来专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在那个时代，不但儒家传统，整个中国文化都几乎被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和极左的意识形态彻底铲除殆尽。所幸的是，如今这一阶段本身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1980年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柳暗花明
收稿日期：2010-05-18基金项目：彭国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学、现代新儒
学、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比较。
彭国翔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北京100084）
当代中国的儒家经典与通识教育
[摘要]儒家经典及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这么两个阶段。当前，儒家经典对于中国人价值系统重建能否卓有成效，取决于三个方面的问题之解决：我们能否建立相应的一种通识教育体系；我们能否避免商业化以及表面的普及化带来的危害；我们能否推动儒学价值来改善现实中的弊端。[关键词]儒家经典；价值系统；通识教育体系[中图分类号]G4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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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村”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儒家经典重新可以学习和研究。如今，海内外许多人士认为，儒学和儒家经典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复兴。更为准确地说，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又可以而且应当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80到2000年，儒学受到重新评价，儒学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域。1990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开始，以儒学研究为核心的研究传统中国学术的取向悄然兴起。当时，这一新的动向被媒体称为“国学热”。事实上，当时的儒学研究基本上还仅限于知识人群体，并未在广大社会人士和群众当中引发广泛和深入的共鸣。如今来看，那是被媒体过度夸张了。只有在2000年之后，在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普通百姓对于学习和了解儒家传统的渴望才真正兴起，并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或许并不应当归因于她个人对于《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投入。毋宁说，这一现象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普通社会大众的广泛需求。在80年代以来，既有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稳定和真实的价值信仰系统，在这种价值真空的情形下，《论语》等儒家经典所能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无疑会成为中国人的一个自然选择。
对此，我切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或许很能说明问题。2003年的一天，我正在北大附近的风入松书店中浏览，一位看起来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中年男子过来问我，哪里可以找到钱穆先生（1895-1990）撰写的《孔子传》。在我告诉他应当到哪个书架去找之后，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他：“您为什么要特别买这样的一本书呢？”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想给我儿子买。”就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尽管重建传统尚有漫漫长途，但彻底反传统的时代已然随风而逝。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必然意味着又一个“儒家中国”的复制，就像民国以前汉代以后的传统中国那样，但是，我的确认为，儒家经典中的某些价值应当在任何新的价值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80年之后，儒学的确重获了生机。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官方许可甚至直接支持成立的一些机构，譬如1984年成立的中国孔子基金会（CCF）、1885年成立的中华孔子学会，
式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叫做“文化素质教育课”，提供一系列的选修课程。在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当代中国最负声誉的大学中，通识教育采取的就是这一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一门外语（一般是英语）、体育和电脑，但其主体则是“两课”，即“政治理论”和“思想道德品质”，其实主要还是1949年建国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其中并无儒家经典的空间。例如，在不少大学，那些教两课的教师尽管在学术研究上未必领先，却可以得到官方的有力经费支持。与之相较，对于中国传统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的支持，则极为有限。可惜的是，这种模式，大概是当代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主导模式。
但是最近，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复旦大学2005年成立了复旦学院，为当代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另一种新的模式。虽然至少就形式来看，其建制大体不脱仿照哈佛、耶鲁的文理学院（th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模式，然而，儒家经典却被正式纳入到通识教育的课程之中。这一点，在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还是首次。这一模式最为显著并使之有别于清华所代表的旧有模式的特点，正是政治性意识形态的退场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接受。我注意到，一些儒家的经典，例如《易经》、《论语》、《孟子》、《荀子》、《春秋》和《礼记》，被纳入为这种通识教育的正式课程。即便学校的课程体系中仍有讲授政治性意识形态的“两课”，但这一改变，却的确将其与以往旧有的通识教育体系区别了开来。当然，即便以复旦的这一新模式为例，儒家经典的比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复旦学院通识教育的课程差不多一共有60门，而只有6门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并且，当我们检视这一新的模式时，我们仍然不得不说，该模式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核心”的“拼盘”。此外，即便复旦学院的模式不管怎样也是一种突破，问题在于，这种模式是否会被教育部最终认可并广泛推行，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三、一些个人的观察
中国人如今是否已经重新拥有了儒家经典？对此，基于以上的考察，我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严格来说，真正的“通识教育”或者“核心课程体系”，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似乎迄今仍未建立起来。我们知道，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经典的学习。至少就西方的大学来说，这一点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而学习经典的主要目的，在于人格的塑造以及德行的修养。委实，儒家传统所擅长的正在于人格塑造和德行修养而非具体知识的传授。直到1949年之前，这一点或多或少仍然能够在大学教育中得到实践。可惜的是，建国以后，这种教育逐渐在大学教育中被彻底根除了。因此，即便2000年之后采取了很多措施，除非教育部的高层对于通识教育不同于“两课”教育的性质能有更为明晰的理解，在如今的高等教育体制中认真严肃地推动儒家经典的纳入，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眼下，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商业化对于儒家经典教育的腐蚀。随着日益增加的社会大众真心实意地愿意学习和领会保存在儒家经典中的智慧，不能不让我们思考的是，谁有资格来教授儒家经典并教育形形色色的社会大众？如果商业化不过意味着媒体广泛参与所带来的社会普及和流行，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能够理解儒家经典，那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儒家经典的讲授者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些江湖骗子就很可能浑水摸鱼，为的只是牟利。如此一来，学习者甚至连有关儒家经典的正确知识都无从掌握，更遑论从中受用，汲取到儒家经典中经久不衰的智慧了。这不仅是儒家经典的灾难，更是那些上当受骗的热诚的大众的灾难。当然，我相信，如今儒家经典学习的推动者大都是真诚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总是有一些缺乏真实信守（true commitment）的人。一旦儒家经典变成一种时尚，可以带来名利，那么，就会有一些机会主义者利用儒家经典作为谋取个人名利的手段。我们必须意识到，经历了漫长的与传统的断裂之后，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已不再耳熟能详，为如此之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提供足够资质的教师，并非易事。眼下，那些江湖骗子之所以能够浑水摸鱼，以至于所谓的“国学大师”一时间风起云涌，这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除了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危险不容忽视，那就是儒学的政治化。所谓政治化，其意有二。第一，是指儒学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蓄意挑动和利用。第二，是指儒学被塑造成为自由、
民主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