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发展过程中英国整体社会经济及政治利益集团状况
一、果----对《权利法案》简单分析
从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承王位，开启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君主在宗教问题和君主特权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一再激起多数政治群体的“教皇制和专权危机”恐惧，而政治群体内部在革命中出现严重分歧，特别是一些重复发作的基本问题，比如君主特权到底应否受到法律约束，国会建议国王和表达观点的作用到底应该有多大，国会赞成才可税收的原则到底应否维持，国王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对阿民念派主教的任命到底会否破坏英格兰新教根基，所有这些问题仿佛一瓶烈酒，让人饮后焦虑由心而生。但是这些问题，早在都铎王朝后期就基本得到了解决，或者说逐渐确立的宪政原则已经框定了英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只是矛盾体中的另一个方面即君主特权的强调试图改变这种方向，寻求建立欧洲大陆式的绝对君权制。从而演化成了包括立法，财政，军队，选举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等在内主权之争，在这个政治进程中，虽然各方对于终极目标分歧严重，但出于实现多种多样的政治意图的目的，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其最终法律形式就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它不仅重申了一些“古老权利”，比如议员享有言论自由权利（亨利七世）、征税权属于议会（伊丽莎白，共识，基本定型）国民可以自由请愿等，同时还确立了某些长期争议不决的宪法问题，比如未经议会许可，国王不得中止法律，不得滥用法律赦免权等，另外，《法案》还对军队的议会控制，公民的诉讼权利等加以规定。虽然这些“只是在最低限度上改变了国王权力”，但却让英国不可逆转地踏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开启了近代议会君主制的大门。
二、背景----17世纪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14世纪，因为卷入封建混战的只是少数权欲熏心的大贵族，在15世纪，城乡经济的发展未受多大影响。到了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工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手工工场遍及全国。此时，其传统的酿酒、造船、采矿、建筑等行业，因采用新技术，实行更精细的内部分工，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产量几度翻番；造纸、制糖、火药、兵器制造等新型工业异军突起，经济实力蒸蒸日上。
面对汹涌的资本主义浪潮，贵族、乡绅，商人，佃户，农民及城镇的手工艺人等不同阶层做出了不同的应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但1640年的市民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社会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首先看贵族，1485年博斯沃思战役终结了长达三十年的玫瑰战争，许多名门望族人亡家灭，残存下来的贵族因受家世和封建传统所累，在财富积累上，显得比较保守，多数人固守原有的土地经营方式，靠货币地租维持生计。而因为贵金属大量流入，货币贬值，再加上维持与其个人身份相称的尊严和威仪，开销甚巨，另外，贵族本身也有挥霍的习惯，这些因素造成有些贵族债台高筑，只得变卖的地产，最后家道中落。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残存下来的大贵族，却融入了经济潮流，他们采用新的土地经营方式，热衷于经济创新，深深卷入社会经济的商贸重建中，成长为新贵族。比如维尼家族的埃德蒙-维尼爵士于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花费巨款维持其在中央的地位，内战中作为查理一世的护旗手，内战早期便战死，但是他的儿子拉尔夫爵士对于内战的立场恰恰相反。战后，拉尔夫爵士努力恢复家族财产，其妻子死后，一直没有续弦，因为他不想要太多孩子，那样会引发财产分配的风险。这完全是清教式的生活态度。
其次，乡绅是由封建骑士和富农演化而来，作为中等土地所有者，他们富有求实精神和应变能力，即使转变经营方式，或采用雇工劳动，改进技术，把生产商品粮、获取利润作为经营地产的根本目的，或创办工商业，投资海外贸易。到了伊丽莎白时期，乡绅的地产已经超过大贵族地产的10倍。冬季到城镇过冬，成了乡绅阶层特有的文化，更有“伦敦季”的
说法，1631年，查理一世下令乡绅全部回乡维持收割秩序，违者重罚。但还是有一些人甘愿受罚，也不回去，非常惬意的生活。
商人在城镇中冒险机会多，发财机会多，商户纷纷争取成为特许贸易公司的一员，他们“生来富有，通过平坦的财富之路，越来越富有”。另外，一些敢于冒险的小商人、小雇主、船长等，还开辟新贸易
佃户收入得到普遍提高，他们占有大量农田，17世纪早期，约7%的佃户持有61%的土地。日常生活出现“新家居文化”，室内动产增多，进口毛毯铺在桌子上当装饰品。至于纽曼农，早在伊丽莎白时期，嫁女儿时的嫁妆已经翻了6倍。有些小农农业生产之余，以加工镰刀等为副业，但手工工场的生产又严重依赖市场，欧洲大陆一旦遇有战事，市场萧条，生活陷入贫困；但多数小农因为支付不起高低组，生产较小的粮食，抵御歉收的风险的能力小，很容易就破产成为资本原始积累下的廉价劳动力。城镇底层的手工艺者，基于同样原因，面临劳动工资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中间阶层，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经济实力得到壮大，他们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和乡绅、城市商人一同构成当时所谓的“中等人”。
市民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呈现了“结构性贫困”的现象，两极分化严重，这就催生早期的社会保障的尝试，政府出台了“收容遣送办法”（伦敦，专门机构抓人）。
都铎王朝复辟后，英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主粮大麦和小麦的价格从
1650-1680年代一致在下跌，肉价基本稳定，但略微上涨，同时人们的工资没有太大变化，但1680的购买力却比1630年代上涨了50%，普通人养家的压力逐渐减小。
这一时期，工农业都呈现出区域专业化或集聚的发展趋势。东部和东南部，耕种占据主导，生产的谷物主要供应伦敦和东南部城镇以及邻近的欧洲市场。养殖业则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传统金属制造，为适应市场需求，品种也开始多样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只举两个例子，西部的港口城市，比如利物浦17世纪早期只是一个小市场城镇，1670年人口也仅为为5千人，但到了1750年人口为2.2万人。主营煤炭的纽斯卡尔，人口从1.2万增加到2.9万。
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贸易的特征是进出口结构优化，转口贸易水平高。1640年内战前夕，伦敦出口的毛织物，比例达到92%，1660年降到了74%，1700年则降到了72%。英格兰进口的烟草，有2/3再出口给欧洲市场，特别是欧洲北部，糖有1/3再出口到欧洲。从东方进口的胡椒九成都被再出口。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1660-1700年间，国会通过了四十余项运河法案。除了得天独厚的海运，水运也得到改善，陆路交通建设已经出现了收费公路的制度。这就让国内货物更加方便。（小城镇的杂货店老板的例子，很具代表性）总之，英格兰渐渐地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商贸体系整合和转变逐步完成。市场网络延伸到全国，跨过大洋，达到各大洲，成为了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新兴的世界经济。
E.A.里格利称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为“有机经济”，它虽仍然非常依赖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或风、水等带动机器运转，还不是“矿物能量经济”，还不是工业革命时期，不过显然，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有机经济”，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初现雏形了。
三、过程----政治群体及其主张和一些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
（一）国会
1、斯图亚特王朝以前的宪法原则及议会地位
早在13-15世纪，英国宪法基本原则已初步确立，即君主的权力应当而且必须受法律限制。在都铎王朝时期，除了征税须经议会同意之外，议会自身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第一，就是议会权力范围扩大了。宗教改革前夕，许多人仍认为议会辩论宗教问题“是不可思议的”，宗教改革后，议会干预和处理宗教事务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同时“国王在议会”意味着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