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道文化精髓

中国的茶道文化精髓 和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中国佛、道、儒三家思想杂揉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知道“和”的思想，并不是儒家独有的。儒、释、道三家均提出了“和”的思想，三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儒家重视礼义引控的“和”。道家倡导纯任自然的“和”，反对人为的规范。佛家推崇的则是超越现世的主客体皆空的宗教形式下的“和”。儒家的“和”，体现中和之美;道家的“和”体现无形式、无常规的自然美;佛家的“和”，体现规范之美。

中国茶道融合了儒、佛、道三家思想，而突出了道家“自恣以适已”的随意性;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实用心理。这正是区别于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和谐——中国茶文化不朽的灵魂。

“以茶待客”是中国的习俗。有客人来，端上一杯芳香的茶，是对客人极大的尊重;即使客人不来，也可通过送茶表示亲友间的情宜。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人人情高谊，见外方人之被欺凌，必众来救护。或有新来外方人住京，或有京城人迁居新舍，邻里皆来献茶汤，或者请到家中去吃茶，称为“支茶”。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通过茶来表示深情厚意，不仅已深入到每家每户，而且也用于机关、团体，甚至成为国家礼仪。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现在的人们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亲和、和谐的体现。

静 “静”是中国茶道的灵魂，“和”是因“静”而“和”的，没有“静”的氛围和境界，“和”只是一份残缺的心灵。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 感悟到一个“静”字，就可以洞察万物、思如风云、心中常乐。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家也主静。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高僧还是儒生，都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路。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洞察明鉴，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虚静的空灵的心境，当茶的清香浸润着你的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就会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就会在虚静中升华，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和交汇，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怡 “怡”是“静”的怡，“和”的怡，因为“怡”是灵魂的跳动，是脉博，是瞬间的人生顿悟和心境感受，是淡雅生命中的一丝丝感动和一次次颤抖。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讲形式，不拘一格。不同地们、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的追求也不同。历史上的王公贵族讲茶道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显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意在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去乏提神，参禅悟道。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茶养生，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解渴，去腥除腻，享受人生。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茶事活动中获事活动中获得畅适和愉快的感受。儒生可“怡情悦性”，羽士可“怡情养生”，僧人可“怡然自得”。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它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 “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人不轻易说“道”，一旦论道，就会执著于“道”，追求道的“真”。“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真”不全是真假的真，而是人生真善美的真。“真”是参悟、是透彻、是从容、是圆寂、是宇宙……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是真山真水;悬挂名家名人的真迹;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括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的悠闲。茶事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个环节都要求真。爱护生命，珍惜生命，让自己的身心健康、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茶道 廉、美、和、敬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具体内容为：

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直到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脘二甲苯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台湾茶文化论》43页“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

更早一点，在1982年，台湾的国学大量林荆南教授将茶道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其具体解释如下：

美——“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信茶德。”

健——“‘健康’一项，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尖，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所，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儒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

秦汉以前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关于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

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三国两晋长江中游成为茶业发展壮大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中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