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与清代滇南社会_方铁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主持人语］

普洱茶以其优异的品质、悠久深厚历史文化蕴涵逐渐赢得了世界名茶的声誉，

其

间茶学者的研究推动无疑对普洱茶的生产、加工、营销、品鉴、认知都起到了不可轻估的滋育培植作用。本刊特约了三位覃学茶人、研究名家撰文评介，欢迎更多同道参与讨论，同沐普洱茶韵，分享普洱茶香。学科主持人简介：赵荣光（1948—），男，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所长、城市

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饮食文化。

普洱茶与清代滇南社会*

方铁（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普洱茶在清代获得很大发展，不仅成为云南的“大宗钱粮”，而且享誉省内外。普洱茶很

快兴起并趋于繁荣，与藏区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清朝的积极支持与有效管理等有关。普洱茶的兴盛，与滇南社会获得良性发展是如影随形的关系。关键词：普洱茶；清朝；滇南社会中图分类号：TS272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406（2014）02－0001－07

云南所产普洱茶闻名中外。清代普洱茶趋于兴盛，不久便形成很大的生产规模。目前，以系统占有史料为基础，探讨普洱茶及相关问题的著述尚不多见。笔者在发表两文的基础上，［1］进一步收集、考订有关史料，对普洱茶与清代滇南社会的情形续做考述。一云南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所见植物种类繁多，而且生长迅速堪称繁盛。据清代记载，今西双版纳的茶山地区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2］所述之“茶王树”，可能已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茶王树”多为野生，也有一部分是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古老茶树的茶叶，主要以供佐食或充药物，作为饮品的时间或稍晚。唐代云南出现采茶供饮的记载。据《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地

区，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产之茶主要是供蒙

舍蛮消费，其采摘与加工尚无定法，亦未形成有明确供销关系的产业。另据李石《续博物志》卷七：“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上述记载可能摘自《蛮书》，也可能另有所据，以反映大理国时期的情形。若属后者，说明大理国沿袭南诏贵族饮茶的习俗，其采摘、供饮的方式并无改变。南宋绍兴三年（1133），大理国诸蛮赴泸

南（在今四川泸州以南）售马，在马队所携的货物中有茶叶。［3］（P506）

大理国诸蛮常赴泸南

等地向宋朝官府出售马匹，所携带茶叶应为风味土产，交易的数量有限。清人称“普茶不知显于何时”？认为宋廷南渡之后，广西等地的官府存在以茶叶换取“西蕃”之马的情形，“是谓滇南无茶也。”［2］这一判断是正确

的。宋代文献谈到西南地区所产之茶，仅言

·1·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楚雄师范学院学报Vol.29No.22014年2月JOUＲNALOFCHUXIONGNOＲMALUNIVEＲSITYFeb.2014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项目编

号：12＆ZD135。收稿日期：2014－01－15作者简介：方铁（1949—），男，蒙古族，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

向：边疆史、民族史、边疆历史地理。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蒙顶茶，受阳气全，故茶芳香。”［4］（P978）又说：“蜀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蒙岭产茶最佳，其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5］并未见言及云南茶叶的其他记载。自明代起，全国饮茶的方式发生改变。宋人饮茶，将茶叶碾碎揉之制为上品，称“大小龙团”。而视散片茶为下等之茶，“故缙绅皆不贵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制造龙团茶颇费民力物力，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以后仅许采茶芽以进。明代各地饮茶，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明人称采焙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自明太祖颁诏，碾碎茶叶、揉制为龙团的历史宣告结束。采茶芽投入滚水啜饮，逐渐演成通行全国的习尚，进而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加工及销售。明代饮茶，既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的方式，盖碗茶中的茶叶是否耐泡，以及滋味淳厚与否，便为茶客所关注。云南南部的茶树属多年生的大叶种茶，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而且味酽耐泡，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滇南的大叶种茶于采摘之后，经堆放略为发酵（行话称“渥堆”）便可泡饮；茶叶中的微生物黑茶菌仍继续存活，受其影响茶味逐渐醇化。因此，大叶种茶不仅种植与加工简单，可以长期保存，数年后滋味更为醇厚。上述特性正好适应了散茶饮用的要求。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南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6］《普洱茶记》甚至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值得注意的是，滇南大叶种茶的迅速崛起，并非始于明代而是在其后数百年的清代，其中必有耐人寻味的缘由。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全国向朝廷进贡之茶，以产自闽地者居多，建宁府（在今福建）、庐州是重要的产茶地。宜兴、长兴两地所产贡茶，虽各仅有百十斤，但因质量上乘，“皆今之所珍。”散茶主要产自太湖与龙溪，淮南岳麓、荆湖、德州等地也有出产。《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见提到云南。［7］（P850）明人许次纾所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之五华茶（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之太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8］（P126）《万历野获编》

等史籍则说大理的

感通寺产茶。谢肇淛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但“（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改任广西按察使离滇。足见在明天启元年前，滇南所产之茶尚不流行。［9］

另据《明史·食货四·茶法》记载：全

国产茶地区上缴茶课，广西、贵州皆纳钞，“云南则征银。”《明会典》载：云南茶马司

纳银17两有余。［10］看来以盖碗茶啜饮散茶的

习俗，明代已传入云南地区，因饮茶者众多，致使茶叶的产量增加，云南因此向朝廷缴纳茶课，每年仅纳十余两。知名的云南茶叶，明代仅有太华茶与感通寺茶，至于滇南出产的大叶种茶，由于产量有限识者无多，以致《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失载。明代云南边远地

区交易仍流行贝币，经济较繁荣的腹地才使用银两，亦可证明上缴茶课的地区，主要限于昆明、大理等省内腹地。

二在社会环境与边疆治理方面，清代云南

发生不同于前代的剧变，由此推动普洱茶迅速崛起。尤其是云南成功开拓向藏区销售茶叶的市场，为普洱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唐宋时期，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借以解腻和帮助消化。长期以来，藏区所需的大量茶叶主要靠四川地区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藏区的茶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总揽云南军民诸事。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考虑借此联络达赖喇嘛，为将来谋反做准备，于是策划向西藏成批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达赖喇嘛等受吴三桂唆使，奏

准在北胜州（在今云南丽江以东）试行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获准举办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茶马互市。［11］（P3655）

滇南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输

出成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买，难免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不久又奏：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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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

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

采买普洱之茶是实。奉旨准。滇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12］滇南大叶种

茶由于大量销藏，乃逐渐创出名气。商界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宁洱）为名号，概称为“普洱茶”或“普茶”。为压缩包装方便运输，茶商将初采的散茶上笼略蒸，进而压制为茶块或茶饼，开创了普洱茶压造为块或饼之先河。康熙二十年（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随即下诏，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一度停办。［13］（P100）

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

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逐渐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金沙江等多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族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14］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15］（P10302）可见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长盛不衰。云南与藏区间的茶马贸易，有力地推动了滇南大叶种茶的生产。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同列。［16］（P3651）应该指出，清朝积极经营与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清朝享国276年，其前半期为古代中国最后的鼎盛时期。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的疆域渐趋巩固和稳定。清朝诸帝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自视为祖宗疆土的守护者。乾隆帝说得豪迈而自信：“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17］在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治理云南的重点，从靠内地区转移到边疆和僻地。清朝重视经营边疆与僻地，还有因内地人口激增，亟须解决多余人口安置等方面的原因。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流民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自发迁移。朝廷为禁止迁徙屡颁通告，但仅是空话公文。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和耕牛等为条件，吸引流民入滇垦种。［18］雍正前期，朝廷在云贵等地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初衷便是解决一些地方的土司或酋领，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道路开通及外来移民进入，以及专横不法、危害社会与影响边防等问题。［19］雍正六年（1728）正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称云南东部之东川、乌蒙和镇雄，西部的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欲规划全省边疆，务使此数处永远宁谧。自用兵改流以来东部渐次平定；而西部的车里、茶山、孟养等地，界连交趾、老挝与缅甸，叛夷流窜于澜沧江内外，不仅随意劫人烧寨，还经常杀伤官兵，“肆其凶残，莫可踪迹。”又说澜沧江内外各设土司，除车里宣慰司（治今云南景洪）外，还有茶山、孟养、老挝、缅甸诸处土司。土司间争相雄长，以强凌弱，茶山、孟养等地皆被车里吞并，乃至“凶夷肆恶，渐及内地”。车里土目刀正彦，蓄谋已

久尤为凶顽，“此人不除，尤难以善后。”建议将刀正彦等尽数擒获，将六大茶山千余里之地尽行查勘，“以图一劳永逸。”［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