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和戒牒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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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牒和戒牒的不同
度牒，佛教术语，指古代中国为了管理僧道，允许他们出家所颁发的证明文书。
因为这个文件由尚书省祠部司所发放，又称祠部牒。
最早始于唐代。
拥有度牒的僧人或道士，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
没有度牒而私自出家的僧道，称为私度。
经官府发现，将会给与处罚，勒令还俗。
因此，后世僧人游方挂单，必须随身携带戒牒，作为身份证明。
从唐朝开始，度牒就不是免费发放的。
安史之乱时，御史崔众被委派至河东道向僧尼、道士收取度牒银。
此后，度牒银成为各朝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
明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免费发放度牒，结束“度牒银”制度。
戒牒
戒牒与度牒不同，是由僧官机构及传戒师签发给受戒僧众以证明其所取得比丘及比丘尼戒的资格的凭证。
读苏轼全集，可以看到他写给皇帝的奏章，其中有几道是这样的：《乞降度牒济饥状》《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乞降度牒》。
度牒是什么?苏轼又为什么要向皇上索要?
这要先从度牒在中国的独特地位说起。
在中国古代，出家为僧是需要政府批准许可的(现代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度牒。
《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写到鲁达剃度为僧——
赵员外道：“离此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
山上有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
寺里有五七百僧人。
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
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
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
如是提辖肯时，一应费用都是赵某备办。
委实肯落发做和尚么?”鲁达寻思道：“如今便要去时，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这条路罢。
”便道：“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
专靠员外照管。
”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
可见，唐宋时期，这和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当的，而这个度牒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
寺院有免役特权，老百姓们又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纷纷相继出家，躲避调役。
度牒的出现，原是为限制出家僧尼人数，控制佛教规模的一种手段。
因此，度牒的发放与登记僧尼名籍有关。
南北朝以后，唐朝以前，度牒作为国家发给依法得到剃度的僧尼的证明文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没有这份“许可证”的人是无资格登上戒坛受戒的。
度牒上面，详细记载着僧尼的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到寺年月日、师父法名，并由礼部长官等有关官吏联名盖印。
有了这份证明，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受到政府的保障，还可以得到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
度牒获取的途径有三：一是通过朝廷“试经”获取，二是在皇恩吉庆时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
唐宋时期，出家者须先得到父母的同意，然后进入寺院当“童行”，担负杂役，诵经，体验出家生活，然后从师受沙弥戒。
等到朝廷规定度僧的时日来到，经过官府甄别，或经过试经及格，得到许可，给予度牒，并指定隶属的寺院，方能取得僧人资格，才可以剃度为僧。
特恩度僧是在天子诞辰、帝后贵族忌辰等大典之日行之，不经考试而发给度牒。
凡没有获得度牒而私自剃度的“僧尼”为私度，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北宋试经是诵读《法华经》，须背诵经文100页或诵读经文500页，尼童须背诵经文70页或诵读经文300页。
该制度还规定，考试及格者由官府发给度牒，由法师授剃发得度仪式。
也许是持有度牒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也许是与钱沾了边，反正到了后来，度牒的性质起了变化。
出家须领度牒的制度，宋代照章奏行，按比例度僧，有一百僧人的地方可以度一人出家。
苦于苛捐杂税，百姓纷纷涌向寺院，私度很多，空白的度牒更成了“有价证券”而流通于市面。
它具有法定价格，用途也越来越广泛。
北宋神宗时期，因年荒、黄河决口等灾害频繁，为了解决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困难，国家需要赈款，朝廷开始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亏空。
这一权宜之计，后来继续执行，除买卖度牒外，还增加买卖师号、紫衣，度牒成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那个赵员外能够“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的缘故。
宋时，度牒贱卖可估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
朝廷竟公开出售度牒敛财，宗教的神圣性一扫而空。
买得这种空名度牒的人，便成为形式上的出家人，也就成了拥有豁免徭役赋税特权的虚名僧尼，允许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虚名来隐瞒财产。
至南宋时期，此风愈演愈烈，导致教团内部日趋瓦解。
宋代政府曾以度牒充青苗资本和市易本钱，来稳定市场，同时，还将度牒用来赈灾，充作军饷。
南宋高宗赵构就曾下诏赐岳飞二百道度牒作为军饷和开支。
度牒还用于充作宫廷开支、外交应酬，甚至从事营造兴修水利。
然而，度牒发放的数量愈多，利弊也愈大，导致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增无减。
最后到徽宗时期(1101—1125)，由于赵佶笃信道教，曾一度诏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及僧尼名称都道教化，给佛教以很大的打击。
宋室南渡之后，朝廷愈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
高宗时期(1127～1162)停止了额外的度僧，使僧尼数量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基础一向比较雄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
前述之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因灾向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以救灾活民。
后来，又需清运河开西湖，便向当时听政的高太后上了奏章，请得度牒一百道。
当时，每道度牒可以卖钱一百七十贯，计钱一万七千贯。
至此，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杭州著名的景点“柳浪闻莺”“苏堤春晓”，竟是由度牒换钱而奠基营造的。
几年后，苏轼贬定州，此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直面辽国，而军政不修，防务松弛，因此苏轼《乞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修盖军营等。
更令人可叹的是，度牒还帮助币制改革。
北宋时已有纸币交子，后改为钱引，因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在老百姓心中一落千丈。
而度牒却分外坚挺，信用很好，政府只好以度牒作价回收贬值的纸币，以度牒来支付许多费用。
度牒的用途与日俱增，以至出现黑市价格。
这让笔者想起了四十年前，曾用通行的三斤全国粮票换得两个塑料脸盆。
当然，那时的人民币还非常坚挺，不像今天这么不值钱。
老百姓为了逃避役税，竞相出家，致使僧尼骤增，从北宋初年的六万七千余人，到真宗的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感叹“无路不遇僧”。
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
自此以后，僧众只有各寺院发的戒牒而无度牒了。
戒牒与度牒不同，是传戒丛林发给出家人的证明书，也是外出云游挂单不可缺少的证件之一。
只要衣钵、戒牒齐全，云游四方，在各地寺院挂单即可享受免费的膳食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