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所谓的文学，与今人所谓的文学是两回事。
《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性强过文化的修饰，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文化的修饰掩住了天性，就导致浮华夸饰。文质相互平衡，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有着特别的注重。当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马上反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倘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区别，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区别。君子之道，固不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文化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君子，对文的意义有了深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天下，让天下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想，可以统谓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体实施的路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此，在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文学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人格。
儒家认为，学者毕生所学，不过是求得人格的完全，亦即是“仁”。仁，古文字亦作上身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谓。今人入孔庙，凡孔庙中必有两副匾额，一副为“中和位育”，一副为“与天地参”，并出于《中庸》。与天地参（sān），意即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这是孔子为中国人所开示的民族信仰。完善的人格即法天则地、与天地参。效法天地运行之消息，让自己的人格臻于天地伟美之境，此即儒家的根本意旨所在。
完善的人格在气质上表现出的就是温文尔雅。尔雅的尔，通“迩”，是“近”的意思，尔雅就是亲近于雅。“温”是温柔敦厚，“文”者谓君子言行举止，皆合于规矩，合宜、合度、美好。然则温文尔雅的美德自何处而来？只能从文学中来。
先秦时凡饰身润德的学问，都谓之文学。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文学便有了更加明晰的定义，只有“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才被认为是文学。即是说，文学须出于深沉细腻的审美感受，抒情达意，须借优美的文辞声韵传递开来。此后直至二十世纪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盖皆不逾于此。
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谓的“文学”，则是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义有二，一为文学须有独特的语言艺术，二为文学须表现作家独特的心灵世界。朱光潜先生无疑是受此文学观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侦探小说不是文学，因为侦探小说满足的是读者的理智，而不是读者的情感。但倘若持此文学观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直是圆凿方枘，扞挌难通。如载道的文，用于酬应的表启，乃至祭文哀诔，这一类的作品，在新文学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学，然而它们恰是中国文学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所谓的文学，有着比今日之文学更崇高的地位。文学，是国学的三鼎足之一。中国传统学问，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文学就是辞章之学。辞章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经部中诗经、易传、尚书、礼记、左氏传何尝不是辞章？诸子百家之文，皆是后世习文的涂轨；史部中《史记》、《汉书》是古文正宗，唐人刘知己《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两部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又都是漂亮的骈体文；中国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龙》，清人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录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一部文学理论的著作，竟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这在已为西方文学观所俘虏的今之学者那儿，是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