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大师108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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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大师108将十九伊文思：用电影记录全人类的斗争（1898-1989）世界电影导演中间，谁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刚开始的时候是，结果因为他拍摄的长记录片《中国》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当权派厌恶并且猛烈批判了，安东尼奥尼从此很长时间成了我们的敌人。
但是，另外一个来中国拍摄记录影片的导演伊文思，却一直是我们认为的好朋友。
伊文思可以说是记录电影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足迹踏遍了全球各地，用摄影机写作，记录了20世纪人类很多真实生动的历史片段。
他很早的时候就十分喜欢电影，15岁的时候拍摄过一个短片，1927年，他在荷兰和一些电影人一起，创办了荷兰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先锋派思潮兴起的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在电影方面也有波及，他在阿姆斯特丹和法国巴黎拍摄了一些先锋电影，像《对运动的研究》、《桥》、《雨》等，这些影片在表现手法上极具实验性，不过有些过多地热衷于形式的嫌疑和问题。
1930年是他电影观念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应邀为荷兰的建筑工程拍摄记录片，拍摄了荷兰人填海造田的记录片《须德海》，由此开始了他的记录片之路。
他发现，记录片的优势在于可以记录创造历史的人，而人是历史真正的主导力量。
记录影片是时间的敌人，时间过的越久，记录片就越有价值，因为，记录片的实质是真实再现和完全记录历史本身。
再也没有影响的真实和生动更能复原人类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忆了。
1931年，他拍摄了反映工业化劳动对工人的神经造成伤害的《工业交响曲》，以及反映化学木材处理的《木馏油》，这些影片，都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次年，他来到了社会主义苏联，拍摄了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英雄之歌》。
1933年，不知疲倦的他来到了比利时的一个每矿，拍摄了反映比利时博里纳日每矿工人大罢工的记录片《战士季米特洛夫》，颂扬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可以说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个左派艺术家。
1937年，西班牙内战十分紧急，他和美国作家海明威一起来到西班牙，一起合作摄制了影片《西班牙的土地》，为西班牙共和派助威，争取世界的道义声援。
1940年在美国拍摄了记录影片《权力和土地》，为美国社会农村电气化带来的问题而发言。
当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伊文思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中国，拍摄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记录片《四万万人民》，这部影片对当时的国民党的正面抗日，和共产党在延安的积极活动都有涉及，使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日本人的侵略暴行（狗日的小日本），以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争。
1943年，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即将爆发有了预感，在加拿大拍摄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警报》和《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以期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要注意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美洲观众得到了一些警醒和提示。
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爆发了，显示了伊文思卓越的先见之明。
1946年，他来到了印度尼西亚，拍摄了印度尼西亚码头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武装的记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呼唤》，结果遭到了他的祖国荷兰政府的批判，荷兰政府禁止他再出入荷兰，这个禁令到1966年才解除。
1947年到1952年，他的足迹主要在东欧各国，拍摄反映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情况的记录片，这些影片有《最初的年代》、《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华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赛车》等等。
1954年，他把目光放到了养育人类的一些大河身上，拍摄了一密西西比河、长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的记录片《急流之歌》，记录了生活在这些大和边上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是他十分重要的丙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影片。
1955年，他又在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和苏联五个国家奔波，拍摄了这几个国家的妇女生活的记录片《五支歌》，之后，他的足迹更始遍布法国、马里、意大利、古巴、越南、老挝等国家，拍摄了记录片《塞纳河畔》、《明天在南圭拉》、《古巴旅行日记》和《天空、土地》、《胜利列车》、《越南十七度线》、《人民的武器》等记录片，记录了这些国家人民渴望美好生活、建设国家的场面。
1958年之后的三十年中，他先后十几次来到了中国，在1958年拍摄了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记录片《早春》，1978年，他化了5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一共710分钟、12部影片的《愚公移山》，这部影片全面记录了中国发生的变化，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被认为是伊文思最成功的作品，也是西方了解中国的一部很好的影片。
这部影片和安东尼奥尼同期来到中国拍摄的记录影片角度稍有不同，结果得到了完全相反的反映。
伊文思一声一共拍摄了四十多部记录片，他具有人类学者的深邃视野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在世界电影文化史上拥有很高的声誉。
他获得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大奖和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终身成就金狮奖，法国总统授予他骑士军团勋章，意大利总统授予他大军官奖，西班牙国王授予他艺术文化奖，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
他用自己的记录片丰富了人类的电影语言，记录了20世纪发生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历史大事，把记录片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至，使记录片获得了历史性的生命，成为了战胜时间的文化遗存，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难超越的高度。
二十沟口健二：日本民族电影大师（1898-1956）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并称为日本民族电影的两位特级大师，他们和后来的黑泽明共同构成日本影坛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沟口健二以他源自日本民族文化的影象风格，对妇女问题投入了深切关注，随着世界电影业的不断发展，沟口健二“一个镜头主义”的长镜头摄影风格和对女性身世命运的关怀之情，将对未来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安哲罗普骆斯等许多导演都坦然承认沟口健二对于他们的影响，沟口健二的电影被戈达尔称为“完美的电影”。
1898年沟口健二出生于日本东京，他的学历不高，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他从事过多种职业，还曾专门学习过绘画，日本绘画特有的民族风格影响着沟口健二的后来的影象构成。
1920年他进入日活公司向岛制片厂做助导，由此踏入电影界。
1923年执导处女坐《爱情复苏日》，他导演的第五部电影《败军的歌曲悲惨》引起影坛关注，沟口健二早期的创作并不是很稳定，《雾港》被认为是美国作家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的翻版之坐，同时他还拍摄了50部无声片，但现今存世的只有三部拷贝。
从1930年到1956年他卒于京都，沟口健二共完成有声片38部。
1936年，沟口健二拍摄了表现底层妇女悲惨曲折命运的《浪华悲歌》和《青楼姐妹》，1937年又拍摄了《爱峡怨》、《残菊物语》对日本女性的同情和关注使沟口健二得到了“日本女性导演”的称号。
在现实生活中和女性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沟口健二从影初期，他和艺伎百合子的情感风波曾在日本引起轰动，当年的《朝日新闻》、《电影》等大小每体对百合子用刀刺伤沟口健二的事大肆渲染：“沟口健二被情妇捅了一刀！”、“百合子刺杀情人沟口健二！”、“京都血案，妓女杀人！”等。
百合子是京都妓院里的妓女，沟口健二很喜欢她，天天拍完戏就到百合子那里去。
血案发生后，百合子被捕，沟口健二并没有起诉她，百合子很快获释，并离开京都去了东京。
沟口健二伤愈之后，“并没有洗心革面，而是马上跑去东京找他的百合子。
”沟口健二说：“那天，从背上流下来的血腥红腥红地染了一地，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种红色，苦难的、悲伤的，但是微弱地透着暖气。
”百合子给沟口健二背上留下了一条浅红色的伤疤，沟口健二和女人有了感同身受的刺伤。
1942年，沟口健二的古装戏《元禄忠臣藏》形式庄严、制作华美、被称为“史诗”。
1952年的《西鹤一代女》以画卷和史诗的形式在银幕上呈现了日本的历史。
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53年的《雨月物语》再次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银狮奖（该年没有金狮奖）。
影片以两队夫妇在和平与战乱年代的遭际来讲述人生应珍惜朴素生活的道理，但其中贯穿的仍有对女性在乱世最先被损害的主题。
陶工源十郎的妻子官木被乱兵杀死后葬于自家后院，源十郎妹妹在一心功名的丈夫离家后遭到散并游勇的强奸，然后沦为妓女。
若狭身为女鬼，苦恋源十郎却阴阳相隔不能得遇，男人在慌乱中自保性命，根本无顾女人的内心苦痛。
沟口健二借女鬼母亲之口，对男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男人有了错误可以，而女人却不可以？”影片中的男人都无视女性的存在，要抛下身边的女人到外面的世界去追求功名与财富，沟口健二似乎对男人这种建立在私心之上的野心进行了轻微的嘲讽，女人们绝望地阻拦着男人愚蠢的离去：“每个男人都是一样的吗？”作品改编自具有妖异、神秘、幽艳气息的作家上田秋成的作品。
作品画面的日本特色和沟口健二特有的运镜风格成电影史上的亮点。
早年习画的经验史沟口健二把日本绢轴画的散点透视法借用过来。
摄影机横移过一个个平行的空间，每个房间的都有人事在起居活动，画面绢轴一般地铺展开来。
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强调同一镜头应严守叙事空家的统一，且长镜头的叙事魅力也正在这统一空间的确凿说服力。
在沟口健二的长镜头里还有内部时空的流转，当镜头从源十郎和若狭洗澡的场景开始，镜头已从此时此地摇向了彼时彼地又一块开阔的空地。
时空转换在同一个镜头内不动声色地完成，沟口健二的长镜头的内在流动带有日本“能乐“空间叙事的民族特色，在时空自由描述上镜头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度。
这种同一镜头内的时空暗转在希腊导演安哲罗普骆斯那里被发挥到最大限度，这才使他得以在两个小时内讲述希腊的数百年历史。
在《雨月物语》中，源十郎回到家中，屋厅里空空荡荡。
“宫木，宫木”，他喊着妻子的名字穿堂过屋，摄影机始终跟随摇拍，当他又出现在最初进门时的位置时，屋厅中间已是灶火熊熊、饭香蒸腾，妻子宫木正在灶前往锅底添柴，似乎浑然不知源十郎的到来......这时我们知道宫木其实已经遭难，被埋在屋后的庭院。
在沟口健二的影片里几乎没有特写镜头，他认为特写没有表现力、当任务向摄影机走来时，摄影机就会谦退，总让镜头与被摄物体保持相当的距离，审慎的距离好象生怕惊动了故事里的人物，谦和、恭敬、宁静、默视的摄影机，使人生在现世就有了几分彼岸的凄清与苍凉。
有论者也关注到沟口健二作品中“全景镜头”的大量存在。
日本人把它称之为“全景主义”，这在小津安二郎的片中也可见一斑，大全景的大量运用，被认为是日本电影和其他国家作品的不同之处。
这其中体现着东西方对于人和自然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注重人，景是附带的；日本人重视自然和人的关系，把人放回到自然之中去观察，这在日本斋藤青，东山魁夷的画作中也可以看出。
在《雨月物语》的结尾处，摄影机从母亲坟前的孩子头顶摇起，画面中充满自然山川之色。
1936年，沟口健二又重拍了《青楼姐妹》，1954年的《山椒大夫》又一次使他捧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另一部《近松物语》也获好评。
1955年他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拍摄了《杨贵妃》，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悲剧中心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