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剿匪斗争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张安黎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却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

他们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

这些士匪按其性质和组织成份，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治土匪”。

这部分多数是国民党败退时有计划留下来的正规军，或逃不脱的残余匪军，如广东的“反共自卫救国军”、闽北地区的“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浙江的“国防部第三纵队”、云南的“中国革命军滇西纵队”等。

少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从台湾、海南派遣回来的“匪特骨干”，如宁夏所谓“贺兰山剿共总部”。

其二是“封建土匪”。

这部分主要是封建恶霸、地方实力派和失意政客组成的地方反动武装，如湘西古丈县长张平等。

其三是“经济土匪”。

这部分主要由一些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及部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无法赖以生存被迫为寇的贫民，专以抢劫掳掠谋生。

其四是“封建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如宁夏的哥老会、一贯道，四川的中和道、川儿教等。

这些土匪的共同点是：仇视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上都是反动的。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排挤。

在国民党特务封官加爵的许诺及重金收买下，不少封建土匪、职业土匪及会道门反动分子沦为政治土匪，成为带有政治性的反革命武装。

一、剿匪详情由于西南地区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根据地，盘踞时间长，渗透力大，再加上西南地区地形，人口组成十分复杂导致西南成为匪患最为活跃的地区。

土匪们凭借险山恶水，野岭荒坡，拦劫军车，抢夺钱财，杀人越货，危害四方。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妄图把该地区作为反攻复国的游击根据地，因此不但大批参加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特务分子、封建恶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而且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

据材料统计，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3万余人，川南区约有2万人，在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活动也异常频繁。

西南才刚刚解放，人民只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现在又出现如此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严重影响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针对四川等地剿匪斗争初期不利，党内部分同志对匪患发生的原因、政治性质及剿匪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主要领导及时对干部战士的思想进行了调整。

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将剿匪斗争作为“第二次淮海战役”来打。

云南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省份之一，又是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基本未予触动，土匪武装、地霸武装及土司武装、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散兵游勇等拥有大量制式武器，因此匪情也特别严重。

1950年3月15日，为彻底歼灭聚集在边远地区的大股土匪和清除各地隐藏潜伏的特务匪首，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都应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并以此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后，西南的剿匪斗争才由初期的被动状态逐步转入主动。

各地的剿匪委员会按照上级部暑，分集中围剿、分区驻剿、会剿清剿三个阶段，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到剿匪斗争中；部队实行包干制，对一定的地区负责包剿，形成了党政军民轰轰烈烈的剿匪局面。

由于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形成众人合围土匪的局面，土匪就无处藏身。

涪陵、南川、巴县运用铁壁合围战术，基本达到了剿一块化一块的目的。

美国出兵朝鲜并占据我国领土台湾后，麇集各边界地区的股匪人数也骤然增加，匪徒趁机向外窜扰，进行抢劫破坏。

西南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与湖北恩施军区、湖南湘西军区、广西宜山、百色军分区及陕西陕南军区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边界大会剿，会剿部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彻底歼灭了流窜在各边界地区的股匪。

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已歼匪116万名，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

经过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二、剿匪斗争胜利的意义剿匪战争的彻底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复辟的阴谋，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大批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培养了干部，壮大了干部队伍，为以后的镇反运动、土改工作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同时动员了群众，提高了群众觉悟，组织了人民武装，为减租退押、镇反、土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50年匪患的时暂平息，还保障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剿匪斗争的胜利，是“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管齐下的胜利。

毋庸讳言，军事打击是前提，发动群众是基础，掌握政策是关键。

首先，在剿匪斗争过程中，广大解放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是取得剿匪彻底胜利的基本前提。

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居于统治地位来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

由于对剿匪的艰巨性、长期性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麻痹轻敌，因此在剿匪斗争初期造成解放军战士的较多的伤亡。

如1950年2月13日，解放军60军180师538团3营由新津县返回重庆，在荣昌县河仓场一带遭到千余土匪伏击，牺牲指战员100余人。

掌握匪情的基本特点后，树立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观念，确定“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用兵原则，解放军指战员制定“先腹地，后边沿”，分片包干，主动协同的作战部署，象秋风扫落叶般地追歼残匪特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人民子弟兵在连续作战、缺粮、断水，陷入土匪重围及其恶劣的气候、复杂的敌情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荣荣雄气概，以顽强的战斗意志，排除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任务。

139师416团8连在追剿徐汉章残部时，他们出湖南，进贵州，入四川，历时一个月的长途追击，穿越湘、黔、川、鄂四省边境1500多里，毙捕土匪200余名，活捉李文治等匪首，被誉为“长追千里连”。

其次，在剿匪斗争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剿匪的热情支持是取得剿匪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的剿匪，基本上是先有政治上的胜利，而后才有军事上的成功。

这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党坚决依靠群众进行剿匪斗争，把匪徒、特务推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针对土匪的反动宣传，连队组成小分队深入到各村寨张贴“土匪不消灭，决不收兵”的标语，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感染群众，加深群众对我军本质的认识。

湖北剿匪部队在王树声司令员的领导下，研究大别山的民情风俗，努力开展群众工作。

为了争取群众，部队普遍开展助民劳动和“三不走”活动，即水缸不满不走、地不扫净不走、门板不上不走。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部队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开展政治攻势的措施，要求分片驻剿连队都要在当地成立剿匪委员会，组织党、政、军、民的力量，实行一元化领导，吸收教师、开明绅士及头人参加，设立清剿队、政工队、自新登记处等机构，大力开展争取土匪自新的工作。

川北潼南县剿匪委员会中的民主人士动员太和乡的18名绅士召开家族座谈会，要求各姓氏中的匪首投案自首，不投案就写出姓名交政府逮捕。

川东永川县剿匪委员会中的两位民主人士随部队到九龙去，争取了匪支队长率匪部260人投诚自新。

再如广西瑶山会剿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霸、反特和收枪活动，摧毁了土匪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等顽固匪首被围困，最终冻饿而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贵州女匪首程莲珍被毛泽东特赦后，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泽东的救命之恩。

她三番五次地钻进匪徒藏匿的山洞里，面对面劝降，一个月时间里有22名匪首、匪徒向人民政府投诚。

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土匪，她就带部队进山搜剿，将顽匪一一击毙。

自81.最后，在剿匪斗争过程中，党的正确政策是取得剿匪彻底胜利的基本保障。

各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纪律，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广泛开展为人民做好事运动，赢得各族人民的拥护、爱戴和支持。

在对匪战俘和投诚者的政策上，正确树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新观念，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及时镇压，以利于发动群众。

至于一般附匪的匪众，可以先教育后释放，给其生产、生活条件，号召其利用宗族、亲属关系做瓦解匪伙工作。

同时清剿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给伤病匪治伤治病，充分发挥政策攻心的威力，动摇瓦解匪部，自新登记者日益增多。

在群众工作上，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做好事要根据民族群众的实际需要，不能触犯少数民族忌讳；对民族上层，不能因其有剥削行为而当作敌人看待，不能因其一时有附匪行为而当匪首处理。

当时新疆的匪患主要是一些封建牧主、部落头人。

他们胁迫许多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利用宗教作为掩护,从事反动活动。

人民解放军在剿匪斗争中,根据新疆匪患的特点,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区分对象，孤立分化敌人，取得新疆人民的信任，使剿匪得以顺利进行。

解放初期剿匪斗争的核心是肃清反动势力，是解放战争同国民党正规军战斗胜利之后的特殊武装斗争形式。

剿匪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斗争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与国民党妄图复辟、夺回已丧失的政权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

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解放初期剿匪斗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游击根据地、反攻大陆的迷梦，使全国一道顺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