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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怎么认定诈骗罪⼤家都知道诈骗是⼀种违法犯罪⾏为，它的⽬的在于⾮法占有。
⽽我国对于诈骗的认定也是有相关法律对其进⾏规定的。
那么，公安局怎么认定诈骗罪?今天，店铺⼩编就来为⼤家整理⼀些相关知识，整理如下。
公安局怎么认定诈骗罪“诈骗”，主要是指以⾮法占有为⽬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法，骗取公私财物的⾏为。
诈骗罪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
有些违法活动，虽然也使⽤某些欺骗⼿段，甚⾄也追求某些⾮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
所以，不构成诈骗罪。
例如：拐卖妇⼥、⼉童的，属于侵犯⼈⾝权利罪。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的财物，⽽不是骗取其他⾮法利益。
其对象也应排除⾦融机构的贷款。
因已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欺诈⽅法(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法)骗取数额较⼤的公私财物。
⾸先，⾏为⼈实施了欺诈⾏为。
欺诈⾏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是虚构事实，⼆是隐瞒真相，⼆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陷⼊错误认识的⾏为。
欺诈⾏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产⽣错误认识，并作出⾏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当下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种欺诈⾏为。
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为。
欺诈⾏为必须达到使⼀般⼈能够产⽣错误认识的程度，对⾃⼰出售的商品进⾏夸张，没有超出社会容忍范围的，不是欺诈⾏为。
欺诈⾏为的⼿段、⽅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为本⾝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即有告知事实的义务，但不履⾏这种义务，使对⽅陷⼊错误认识或者继续陷⼊错误认识)，⾏为⼈利⽤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的，也是欺诈⾏为。
其次，欺诈⾏为使对⽅产⽣错误认识。
对⽅产⽣错误认识是⾏为⼈的欺诈⾏为所致，即使对⽅在判断上有⼀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为的成⽴。
盗窃罪与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再区分摘要：盗窃罪与诈骗罪该如何区分？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区分标准较为混乱，虽然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但是从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上进行考察的话也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所以，应当从“处分行为”的视角来区分两者，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定罪量刑。
关键词：诈骗；盗窃；处分行为中图分类号：d924.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39-02一、问题的提出2010年3月，何某冒充某酒店的工作人员以招工为名，用拾得的王某的名片，以介绍工作为名将李某从人才交流市场骗至某小区的楼下。
随后何某以帮李某寄存行李为由，将其行李放在小区的拐角处。
后何某趁李某到酒店应聘之际，返回原处，将李的行李箱盗走。
何某将盗窃来的行李箱提至益州人道北段绿化带中，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密码锁撬坏，盗走箱内人民币2 000元和中国工商银行卡一张。
后案发。
该案在审审理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的分歧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定盗窃罪。
理由是何某以帮李某寄存行李为由，使李某对自己的行李脱离控制。
并将其行李放在拐角处，然后趁李某到酒店应聘之际，返回原处将其行李窃走。
据此可见，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公私财物，侵犯了他人财产的所有权。
同时从其一系列的行为中也充分体现，何明知是秘密窃取行为而有意实施的主观心理状态，即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
应该以盗窃罪定罪处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定诈骗罪。
理由是何某以冒充酒店工作人员招工为名，用捡拾的他人名片为幌子，即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他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自己的财物，该种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刑。
盗窃罪与诈骗罪究竟作何区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形成定论，明显为盗窃的行为被认定为诈骗罪有之，相反，亦然。
笔者认为这种形式化的区分标准并不能将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分清晰，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只看行为人利用了何种方式，换言之，即使利用了欺骗的方法并一定就表明行为人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
论盗窃罪与其他罪的区分与认定——以案例分析的视角【摘要】侵犯财产的犯罪包括多个罪名，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类罪名，其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逐渐多样化，在司法实践中难免难以区分，本文我将以案例形式分析盗窃罪和其相似罪名的区分以及如何认定。
【关键词】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抢夺罪一、从“二维码案”分析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和认定案例：某日学生甲准备骑共享单车外出，他使用微信先扫描了共享单车车座后方的二维码，甲按照支付页面和提示支付了99元押金，但车锁并未开启。
甲以为是系统故障，又扫描车把上的二维码，成功支付299元押金后，单车顺利解锁。
单车使用结束后，甲请求退还押金共计398元，但是系统只退还了其第二次支付的299元。
甲立即报警，随后共享单车的所有企业也来到派出所，证实了甲第一次扫描的“二维码”为假冒二维码。
本案例的争议点为：一是粘贴假冒“二维码”的人构成盗窃罪，通过粘贴假冒“二维码”秘密窃取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支付的钱款，符合盗窃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构成要件。
二是粘贴假冒“二维码”的人构成诈骗罪，通过粘贴假冒“二维码”骗取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支付的押金钱款，符合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
我同意第二种说法。
首先，从概念层面讲，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其次，盗窃罪和诈骗罪都是严重的财产类犯罪，犯罪手段有所不同。
盗窃罪和诈骗罪虽然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法得到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但是盗窃罪表现为秘密窃取，比如秘密扒窃、入户盗窃等，为公私财物所有人未发觉的手段，且在场的其他人发觉也不影响行为人进行盗窃。
诈骗罪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上当受骗，陷入错误认知当中，从而“自愿”交付财物常见的诈骗方法包括假冒身份、伪造证件等，使被害人不能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主动处分自己的财产。
诈骗罪的⽴案标准(⼀)⽴案标准⼀般诈骗罪与盗窃罪相同，经济诈骗罪如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等见《最⾼⼈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相关规定《刑法》第⼆百六⼗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数额巨⼤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数额特别巨⼤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附：盗窃罪⽴案标准(⼀)⽴案标准⼀、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以五百元⾄⼆千元为起点。
⼆、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以五千元⾄⼆万元为起点。
三、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以三万元⾄⼗万元为起点。
各省、⾃治区、直辖市⾼级⼈民法院、⼈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的盗窃罪“数额较⼤”、“数额巨⼤”、“数额特别巨⼤”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公安部备案。
铁路运输过程中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如下：⼀、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以⼀千元为起点;⼆、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以⼀万元为起点;三、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以六万元为起点。
(⼆)相关规定1、《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数额巨⼤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数额特别巨⼤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的，处⽆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盗窃⾦融机构，数额特别巨⼤的;(⼆)盗窃珍贵⽂物，情节严重的。
2、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3、最⾼⼈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4、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
抢劫罪与绑架罪敲诈勒索罪区别一、抢劫罪与绑架罪1、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完全相同。
前者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这一犯罪故意是明确的。
后者属概括的故意，有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有的以扣押人质（基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为目的，它只要求行为人对犯罪事实有概括的认识就可以构成故意犯罪。
2、犯罪的方式不同。
前者当场对被害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将财物劫走，后者则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再以伤害或者杀死人质相威胁向被绑架人的亲属勒索财物或者向有关方面提出非法要求。
3、犯罪的客体不同，两罪都有可能同时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是其首要目的。
而绑架罪侵犯是首先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包括健康和生命权利。
因此，我国刑法将抢劫罪放在侵犯财产犯罪内，而将绑架罪归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二、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1、从内容上看，抢劫罪是以使用暴力相胁迫，当场劫财，遇有抵抗或为排除抵抗施加暴力。
敲诈勒索罪则以暴力加害被害人及其亲属，或者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产等相威胁、要挟。
逼迫被害人交出财物。
2、从方式上看，抢劫罪中暴力或暴力威胁是直接对被害人实施的，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对被害人直接实施，也可以由第三者转达向被害人间接实施，既可以公开，也可以暗示。
3、从取得的非法利益上看，抢劫只能取得财物，并且是动产，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甚至是取得财物性利益。
4、从时限上看，抢劫罪中除首先实施暴力排除妨碍外，其暴力威胁表现为如被害人不交出财物，即当场付诸实施威胁的内容，就在此后实施的内容，取得的财物既可以当时当场，也可以事后取得。
5、从对象上看，抢劫威胁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在场的亲友、同事，而敲诈勒索不仅限于在场的被害人或其亲属，还包括不在场的其他人。
虽然敲诈勒索罪比抢劫罪威胁的内容要广，但主要对被害人实施心理威胁，相对而言人身危害程度稍轻，时限稍缓。
财物处分权对盗窃罪和诈骗罪认定的影响作者：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1年第01期案例犯罪嫌疑人李长明、黄晓明、陈福全与北京红冶钢厂有钢材购销关系，经常开车到红冶钢厂将钢材装车后外销。
2007年1月至7月间，三名犯罪嫌疑人经预谋后，将运输钢材用的货车改装出一个“夹层”，进厂装钢材前，将“夹层”装满砂石。
以增加进厂过秤时的“空车”自重。
进厂过秤后，再将货车开出红冶钢厂把砂石卸栽，而后开车再次进入红冶钢厂将钢材装车，过秤后出厂。
由于事先增加了车辆自重，因此，每次装车运走的钢材实际重量均高于钢厂的出厂登记重量。
同时，三名犯罪嫌疑人将出门条进行篡改，使其货车得以自由出入红冶钢厂。
至2007年7月案发时止，三名犯罪嫌疑人从红冶钢厂多装车Q235－345型钢材共计261.18吨。
经鉴定，上述钢材共计价值人民币66万余元。
争鸣在该案的审查过程中，对案件定性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理由是：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货车进行改装，增加“空车”自重，掩盖真实重量，同时篡改出门条，实现自由出入，使得钢材厂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上述骗术而产生了表面意志与实质意志的不一致，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自愿”让犯罪嫌疑人的车辆通过，完成处分财产的行为。
符合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的行为特征。
故应当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理由是：(1)钢材厂基于购销合同关系对其所要处分的钢材是有明确认识的，即货车前后进出称重后的差额，所以钢材厂在处分钢材的问题上不存在认识错误；(2)三名犯罪嫌疑人做“夹层”装沙子增加货车的自重，篡改出门条只是实施盗窃的一种手段，钢材厂不知道夹层里面还有钢材，对这部分钢材没有处分行为。
三名犯罪嫌疑人是在钢材厂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将多出部分的钢材脱离钢材厂实际控制实现非法占有，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故应当构成盗窃罪。
张明楷：论三角诈骗一、三角诈骗概说各国刑法分则对诈骗罪的描述繁简不一，但都没有完整规定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要素。
例如，德国刑法第263条第1款规定：“意图使自己或第三者获得不法财产利益，以给虚假事实制造假象或者歪曲、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他人陷入或者维持错误，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
”据此，诈骗罪的成立，除了主观上必须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外，客观上必须实施虚构事实、歪曲或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导致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日本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较为简单：“欺骗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处10年以下惩役。
”我国刑法第266条将诈骗罪的罪状表述为“诈骗公私财产，数额较大”。
但是，各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普遍认为，诈骗罪（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通说认为，交付行为的存在是必要的；交付行为这一要素，是‘没有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
”对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做出如此解释，显然不是任意的。
体系解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解释方法。
法谚云：“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Concordare leges legibus est optimus interpretandi modus）”。
成文刑法应当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正义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对于相同的事项应相同处理，对于不同的事项应不同处理。
如果解释者不顾及刑法分则条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将原本属于另一条款规定的重罪解释为此一条款规定的轻罪，或者相反，这种解释结论必然有损刑法的正义性。
所以，要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就必须使刑法条文之间保持协调关系。
从解释论上言，首先，“整体只能通过对其各部分的理解而理解，但是对其各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其整体的理解。
”同样，只有将刑法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理解各个条文的含义；但对各个条文的理解，又依赖于对刑法整体的理解。
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关摘要从处分行为的认定和处分行为是否存在的角度深度分析使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使得诈骗型盗窃的认定越发简单明了，在犯罪手段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社会，有助于指导刑事罪名的认定，保护被害人利益，对于维护司法活动的权威性、科学性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论诈骗罪盗窃罪犯罪手段作者简介：关苏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方向：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295-02一、盗窃罪与诈骗罪概述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者均属于侵犯财产利益的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皆为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盗窃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得财物，而诈骗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使受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基于该错误认识，被害人自愿处分财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犯罪行为融合了秘密窃取与诈骗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容易混淆，难以区分，给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二、处分行为的关键作用盗窃行为是趁被害人不备，将财物秘密窃取，占为己有。
即盗窃行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被害人直到犯罪行为结束后才发现自己的财产损失，却为时已晚。
而诈骗行为是在被害人明知自己将丧失对财产占有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财产作出了处分行为，犯罪嫌疑人取得财产并不违背被害人的意志的行为。
也就是说，盗窃罪与诈骗罪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被害人是否作出了处分财产的行为，因此，是否存在处分行为以及处分行为的认定对于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意义重大。
受害人的处分行为在整个事件中是否起到关键作用是判断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核心，也是认定是否存在处分行为的依据。
处分行为是取得的财产的关键性行为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欺骗受害人之后，无须采取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即自愿将财产交付给自己。
如果犯罪嫌疑人取得财产的关键性行为是处分行为，则认定为诈骗罪。
如果犯罪嫌疑人取得财产的关键性行为是秘密窃取行为，则认定为盗窃罪。
三、处分行为的认定（一）处分行为的主体受骗者应当具有对于处分行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例如，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一般不能成为受骗对象，欺骗他们只能构成盗窃罪。
但对于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相符的处分行为时，也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
因此，不是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
另一方面，诈骗罪的受骗者应当是处于正常状态，如果行为人是在被害人处于严重醉酒、吸毒后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取得财物的，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
（二）处分行为的意思诈骗中的处分行为应当基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也就是说，当事人应当对其处分财物的后果有明确的认识。
这种认识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指被害人对于财物的数量、质量、颜色、体积等因素的认识，即对于财物主要外观形态的认识，被害人在这一层面产生了认识错误，心甘情愿的处分了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此种情况下发生的诈骗型盗窃应定性为诈骗罪。
例如，董某在超市将装有20袋牛奶的箱子打开，私自加入5袋牛奶，又将箱子封好，随后拿着本应装20袋但实际装了25袋的牛奶箱到收银台结账，收银员小贾扫过条形码后只收了董某20袋牛奶的钱。
此时收银员小贾对25袋牛奶的出卖行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是由于董某的欺诈行为而使小贾对于牛奶的数量产生了错误认识，即产生了第一层面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对25袋牛奶作出了处分行为，该处分行为系小贾自愿作出，存在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
第二个层面的认识是对于财物的种类及价值的认识。
如果被害人对于财物的本质产生了错误认识，就可以理解为被害人处分的是不同种类的财物，违背了其真实意愿，此种诈骗型盗窃就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
如果将上述案例假设成董某在超市里将一箱牛奶拆开拿出其中几袋，放入一瓶价值两千元的红酒，再将箱子封好，到收银台结账，收银员小贾不知道董某将牛奶换成红酒的行为，只是单纯的扫描条形码，收了董某一箱牛奶的钱。
此案例与上述案例看似雷同，但仔细分析却大有不同。
收银员小贾只具有出卖牛奶的意思表示，而不具有将红酒卖给董某的意思表示，只是受了董某欺诈行为的蒙蔽，而产生了第二层面的错误认识，因此，小贾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的处分行为，董某构成盗窃罪。
（三）处分行为的内容诈骗中的处分行为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从而自动自愿地将财物转移给第三人占有。
处分行为的有无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也是认定诈骗型盗窃行为的核心。
例如韩某在饭店吃饭时，邻桌的汪某称自己电话没电了，想借韩某电话一用，愿意支付电话费，韩某便将电话借与汪某，但汪某称信号不好，要到饭店外面打电话，趁机逃跑，将手机据为己有。
此案例中韩某虽然将电话借给了汪某，但其将电话借给汪某的行为只具有借与的意思而不具有处分的意思，也没有作出处分手机的行为，汪某的欺诈行为只是秘密窃取的手段，只是为了使韩某产生借与的错误认识而已，因此董某的诈骗型盗窃行为不成立诈骗罪，成立盗窃罪。
同时，该处分行为须是被害人错误认识的内容，被害人是基于自身的错误认识，才自愿转移了财产的占有，也就是说，错误认识与处分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犯罪嫌疑人的欺骗手段被识破，被害人基于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同情而给予一定钱财的处分行为，不能成立诈骗罪的处分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上述借手机案例中韩某由于汪某的欺诈行为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就是其借手机的行为，而不是处分手机的行为，因此只能认定为盗窃罪。
此种错误认识包括：被害人认为自己应当将其占有的财物转移给他人；或者自己占有的财物本身就是属于他人所有，应当归还；或者自己将财物转移给他人之后会获得更大的回报；或者将自己的财物转移给他人后，他人会按承诺时间返还。
（四）处分行为的权限1.被骗人与受害人为不同人随着犯罪行为和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受骗人与被害人分离的三角诈骗行为越来越多见。
在这一诈骗形式下，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略显模糊。
案例一：王某得知同事李某新买了一部手机，便生歹心，趁王某上班之际，到王某家对其保姆刘某说，李某上班匆忙忘带了手机，让他顺路带去，刘某知道平日王某与李某关系较好，便信以为真，将手机交给王某，王某随后将手机卖出，将手机款据为己有。
案例二：一日，开小卖店的小张见停在自己小卖店门前的电动车又新性能又好，就趁车主离开之际，让小卖店的收银员小谢将电动车推到自家后院，告诉小谢说这是自己新买的电动车。
以上两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均采取欺诈的手段，但是欺诈的对象却有所不同。
案例一中，王某欺骗的是与李某关系密切的保姆刘某，因刘某的工作性质，其对李某的财物是有一定的处分权限的，由于王某的欺骗，使刘某产生了错误认识，误以为是李某让王某帮其把手机带到工作单位，而自愿将手机交付给王某，对手机进行了处分行为，因此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案例二中，小张欺骗的是自己的雇员小谢，小谢对于电动车是没有处分权限的，小谢错误的认为电动车是小张新买的才实施了将电动车推到后院的盗窃行为，实际上小张的行为是利用了小谢的不知情，因此构成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也就是说诈骗型盗窃的对象为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时，应定性为诈骗罪，诈骗型盗窃的对象为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时，应定性为盗窃罪。
因此，受骗人是否具有处分权限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重要依据。
对于处分权限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法律上的规定来判断，还应考虑事实情况，即依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受骗人是否得到了受害人的概括授权，包括受骗者是否属于被害人阵营、是否为财产的占有者或者辅助占有者、其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的一般观念的认可、受骗者是否经常代替受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进行判断。
即不能以民法上的处分权限来评价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权限。
2.被骗人与受害人为同一人当被害人与被骗人为同一人时，还可能出现其处分权限受到限制的情形，这种限制可能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也可能基于当事人的约定。
依据刑法界的通说和实践，处分权限的瑕疵并不影响其成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可能性。
只要被害人具有处分能力和处分权限，就具备了成立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的前提。
针对实践中诈骗型盗窃行为，本文从处分行为的认定以及是否存在处分行为的区别角度深入分析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对于处分行为的认定，首先，我们应考虑处分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其次，处分行为应当基于被害人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欺诈行为而使被害人产生的错误认识，达到第一层面错误认识，即对财物的数量、质量、颜色、体积等因素的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一般认定为诈骗罪，达到第二层次错误认识，即对财物种类及价值的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一般认定为盗窃罪；第三，被害人是否客观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其处分财产行为与错误认识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第四，处分人的处分权限也应当纳入认定范畴，三角诈骗情形下，欺骗具有一定处分权限的被骗人一般认定为诈骗罪，欺骗不具有处分权限的被骗人一般认定为盗窃罪；被害人与被骗人同一的情况下，处分权瑕疵并不影响处分行为的认定。
关于处分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应将处分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的关键性行为作为判断的关键点，即在犯罪嫌疑人实施欺诈行为后无须采取其他违法行为时，欺诈行为则为关键行为，此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欺诈行为后又采取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则秘密窃取行为为关键行为，此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
注释：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参考文献：[1]凌建.试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法制与经济.2012年.[2]朱里.欺诈与窃取行为交织的财产犯罪定性研究——兼谈对“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理解.人民检察.2009年.[3]李怀胜.从调包案件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中国检察官.2010（7）.[4]陈波，范小军.从关键行为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法制与社会.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