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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修辞研究述评发布时间：2021-08-18T14:47:55.117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第12期作者：方玉平[导读] 话语语言学兴起至今方玉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话语语言学兴起至今，政治话语体系逐渐受到关注，政治修辞也因此有了一系列发展，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相继对政治话语进行了修辞上的分析。
本文以国内期刊文献为对象，对我国政治修辞研究的发文趋势、期刊和作者来源进行了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政治修辞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展开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并对政治修辞的发展路径作简要评析。
关键词：政治修辞发展阶段综述正文：1.引言20世纪初，以伯克为代表的新修辞理论在西方盛行，随后传入中国。
受新修辞理论的影响，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逐步拓宽，修辞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政治修辞学是修辞学的重要分支，是修辞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
早在2018年中国修辞学年会中，学界就提出“在新时代的中国，国家话语和公众话语的互动，是影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课题”。
政治修辞学的诞生及研究的开展，使国家话语体系的理论更加殷实。
2.研究现状为厘清国内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方向，笔者以“政治修辞”为检索词，在CNKI中检索期刊，总共检出相关文献271篇，筛选其中的“北大核心”及“CSSCI”,共有文献138篇，人工删除重复的及非政治修辞的研究文章后，生成检索报告（见图1）。
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政治修辞的研究大概始于21世纪初。
由图1可知，2014年达到政治修辞研究（即发文数量）的最大值，也仅有12篇，这表明政治修辞的研究并未受到很大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新事物的发展途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政治修辞的研究总体呈现曲折式上升，14年和18年达到发文的高峰，笔者尝试以此两个高峰为节点，将国内政治修辞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1研究发展阶段（1）第一阶段（起始-2014）：初步的理论介绍和探索。
在传播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框架”并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Scheufele,1997），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模糊的、充满矛盾的概念，在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框架理论起源于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社会学方面，Heider的归因理论和Goffman的框架分析认为，世界纷繁复杂，个体为了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往往采用“主体框架”来认知世界。
用Goffman（1974）的话来说，框架作为一种认知的结构，帮助个体去“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周遭的环境和信息。
另一个方面是认知心理学，Sherif的参照框架理论和Kahneman、Tversky的预期理论认为，个体的判断和认知是在一个参考框架下进行的，而框架则是一套控制感性认识、逻辑评价或社会行为的标准、信仰或预期。
这两种起源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框架是“心灵的内在结构”，而前者则认为框架是“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Pan & Kosicki，1993）。
框架理论与传播学结合起来，强调框架就是选择事实的某些方面，使被选择的部分在传播文本（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等）中更为显著（Entman，1993）。
也就是说，框架按照某种特定的规范和惯例，简化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有选择地迅速将其整合到新闻报道中，这个框架隐含在采写、编辑、组织等过程——当然，这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框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新闻生产角度，研究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其次是从媒体内容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最后是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受和处理信息，即受众框架（陈阳，2007）。
如何和框架理论的两个起源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前两个角度（新闻生产角度和媒体内容角度）是与社会学联系起来的，该方面研究往往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比较典型的就是讨论新闻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媒体内容与社会偏见的关系；而效果研究的角度则与心理学结合，则往往处于相对保守的立场，关注的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第八章传播内容第一节大众传播内容一、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征大众传播的传播内容：具体的说，就是媒介的各种产品，如新闻报道、电视剧、电影、音乐节目等等。
抽象的说，就是经过符号再现的信息。
信息的三个层次：大众传播内容的特点：大量化、复制化1、综合性2、公开性3、开放性4、大众性二、西方大众传播内容1，信息娱乐：Infortainment西方传统将大众传播内容分为信息与娱乐现在，两者不再泾渭分明新闻领域：丹·拉瑟的“后院篱笆原则”例：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戴安娜王妃诞下小王子——如何排序？与“黄色新闻”有历史渊源更是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对大众传播侵蚀的产物2，低级趣味内容德弗勒：低级趣味内容即那些不断触怒批评家，广泛传布并拥有广大受众的内容，例如强调暴力的犯罪电视剧，有线电视，录像带和电影中公开的色情、日间电视剧、供认隐私的杂志、犯罪漫画、挑逗性音乐，或其他被广泛认为起到降低情趣、败坏道德或刺激社会所不容许的行为的作用的内容。
“低级趣味内容”是美国大众传播系统的核心，能维持系统的稳定吸引大量受众，增加视听率，实现经济利润“从系统的观点看，理想的内容应能够获取受众成员的注意力，说服他们购买货物，同时又保持在道德准则和趣味标准范围之内，以便不引起管制机构的反对行动”——德弗勒西方学者对大众传播内容的分析结论：1，内容经过高度选择和抽样；2，相当大量是娱乐性的，而非消息性的。
分散而非集中人们对重要问题的关注；3，形式上简单，内容上通俗平易，以满足最大量受众的需要。
第二节大众传播内容研究一、大众传播内容研究的目的：1、进行大众传播内容研究，和媒介分析结合起来，可以探索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有效技巧，为传播者更好的进行传播内容的制作服务。
2、进行大众传播内容研究，和控制分析结合起来，可以透过最终的信息产品分析传播者的意图和观念。
3、进行大众传播内容研究，和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分析什么样的传播内容能够对哪些受众产生怎样的效果和影响。
论高中语文“新闻传媒类”文本的教学策略“新闻传媒类”文本的教学应该坚持跨媒介阅读，帮助学生了解新闻特质;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提升语文能力;引导学生在批判反思中，形成审辩思维;创设任务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标签：新闻传媒类阅读教学策略“新闻传媒类”文本是高中语文“实用类阅读与交流”任务群三类主要教学内容之一。
常见的新闻体裁有消息、通讯、评论、人物访谈等。
新教材将“新闻传媒类”文本纳入高中语文教材，意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了解时事，增强服务社会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新闻的载体形式更加多样，有传统的纸媒，也有基于互联网的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
高中生喜欢接触新事物，热爱互联网生活，不管是主动阅读还是被动接受，他们一上网就被众多的新闻包围着。
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信息里，学生如何筛选有效的新闻信息、如何辨别新闻真伪、如何将新闻阅读与语文学习结合、如何培养媒体素养等，是我们教学应该考虑的。
一、跨媒介阅读，了解新闻特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媒介交互促进了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手捧一份报纸读新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大部分的读者都是借助手机或电脑阅读新闻。
因此，教师也应该顺应新变化适时调整教学方式。
陶行知说：“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
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
”在新闻的阅读上，教师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内、课外相结合，读文与看视频相结合的方式。
语文教师可以利用早读时间，将一两条当日的消息通过多媒体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新闻通讯篇幅较长，且以叙述、议论为主，适合印发给学生作为课后阅读的主要材料;新闻时评的阅读可以跟议论文写作相结合。
在信息化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以音频或视频形式呈现的新闻，也应该纳入我们的教学范围，例如新闻访谈、新闻纪实等，当然也包括单纯记录新闻事件的原视频。
教师在选择新闻时除了要关注新闻的时效性，还要关注新闻的价值以及对学生的吸引力。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评介摘要：作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
作者以功能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该模式要求译者透彻地分析和准确地理解源语文本及其功能与翻译目的，从而帮助译者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本分析模式；功能翻译理论；源语文本分析；功能；翻译目的克里斯蒂安·诺德是德国功能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她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以下简称《模式》)。
她的功能翻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的老师卡塔琳娜·赖斯的影响。
此外，德国功能学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还包括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其核心思想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
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也是功能学派理论之一，她认为翻译是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1]。
《模式》中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始终是以翻译为导向的，即无论是对源语文本的文内因素还是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都要紧紧围绕翻译功能。
虽然诺德在《模式》中提出的关于文本类型和文本功能的理论与赖斯、弗米尔和赫尔兹-曼塔里的理论大有相似之处，但是她的功能翻译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加注重分析源语文本的特点。
一、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诺德深受德国功能主义的影响，她认为原文和目标文本首先是“忠实——自由——对等”的关系。
通常人们都期望翻译能够“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所有相关特点，并且期望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对等。
人们习惯将对等概念等同于忠实概念，所以不遵守对等标准的目标文本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翻译。
因此，逐字翻译和直译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算翻译，因为它们“过于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特点。
另外，改译、自由重写和意译同样不被视为翻译，因为它们对原文处理的自由度太大。
“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功能对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而是由译文目的所决定。
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本解读媒介研究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涵盖了众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
在媒介研究领域中，有一些经典文本被视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将对其中几个经典文本进行解读，并探讨它们对媒介研究的意义。
1. 《绿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绿媒介》被认为是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他通过对书写、口头传播和印刷媒介的研究，对媒介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
他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观点，认为媒介无论是文字、音乐、绘画还是电视、互联网等，都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对我们的感官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环境。
麦克卢汉的思想在媒介研究领域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它提醒我们要关注媒介本身的属性和特点，而不仅仅关注媒介传递的信息内容。
后来的学者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使媒介研究逐渐演变成了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和个体的塑造作用。
2. 《燃烧的木块》-福科《燃烧的木块》是法国社会学家福科的长篇著作，该书概述了他的考察报告，对西方社会中的知识、权力和人类主体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观点。
福科认为，媒介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渠道，而且是权力和知识的交织点。
他探讨了媒体如何通过发展权力和知识机构来塑造个体的认知和行为。
福科的思想引出了媒介研究中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重视。
他的思考不仅让我们关注媒介如何传播信息，还让我们思考媒介如何影响个体和社会的权力结构。
福科的研究方法也启发了后来媒介研究者，使他们对知识产生和权力运行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3. 《迷与媒介》-玛丽安娜·斯莱特《迷与媒介》是美国文化研究者玛丽安娜·斯莱特的著作，该书研究了媒介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意义。
斯莱特以迷恋流行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媒介在形成个体认同、社会身份和文化价值观上的重要作用。
斯莱特的研究提醒我们媒介如何通过符号、象征和意义的传递塑造个体和社会的认同。
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 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
系 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 意识形态、话语、再现作为媒介文本分析的三种重要的方法体系,各自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三种方法都强调超越构成媒介文本中形形色色的能指喧嚣,最终揭示符号表象背后的无穷所指。其中,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是贯穿媒介文本分析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话语分析和再现分析则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实践”。 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媒介文本分析充溢着“批判”、“战斗”的理性光芒。不同于其他媒介批判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哈贝马斯等理论的分析和阐释视角,这些理论着力于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的宏观环境对媒介微观运作的影响,分析思路基本还停留在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基础上,媒介的文本分析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微观、细化”的分析视角,它聚焦于形形色色的媒介文本自身,综合运用语言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跨学科的分析视野与分析方法,致力于揭示文本内部的“权力争斗策略”。由于文本通常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隐藏了各种颇具“自然性外表”的社会成规与范式,媒介的文本分析体现的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即跳出文本所规定的框架,强调质疑与质询,“旨在探索文本的运作和构建及其生产意义的方式,并且最终确定文本的各种意义。” 意识形态分析、话语分析、再现分析是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三种重要的方法体系,各自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三种方法无一例外都强调超越构成媒介文本中形形色色的能指喧嚣,最终揭示符号表象背后的无穷所指,而且,三种方法都着重探讨媒介文本中包含了不同阶级、性别、种属、年龄等社会群体的“欲望诉说以及权力争斗”。其中,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是贯穿媒介文本分析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话语分析和再现分析则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实践”。话语分析重在将关注焦点放在文本构成的基本要素,将话语放在历史、当下社会的大文化、政治语境中加以审视,将话语看作一种外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再现则多集中于分析文本展现世界、群体镜像的角度和模式,从媒介文本所展现的刻板形象中质疑媒介介入、批判现实世界的程度,最终揭示媒介文本意识形态的保守性特征。
一、意识形态分析:文本作为一种表意实践
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套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都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一门“显学”。不同时代的学者,结合各自的学科视角,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它的内涵与外延。对它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认知,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三种比较有代表的理论体系。 其一当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它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角定义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中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它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中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显然,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虚假的观念”,由统治阶级制造,目的就是为了使被统治阶级屈从于现有的制度、秩序体系,从而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征服。 不同于马克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的观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从马克思注重讨论意识形态真假的认识论转向了讨论意识形态社会功用的社会学思路,“为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必须将它置于上层建筑并赋予它不同于法律和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与此同时,为了理解意识形态最普遍的表现方式,意识形态必须被看成是渗透到社会大厦各部分的东西,被看成一种特殊的粘合剂,确保人们对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粘合。”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一系列机构及其相关的实践之中,更具体地存在于像家庭、教育制度、教会、大众传媒这些“国家机器”之中,而正是后者,通过一种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教化,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并最终再生产了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比阿尔都塞的观点更进一步,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则提出了“霸权”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强加的,而是通过展示自身是最好的、能够满足其他阶级——甚至暗含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愿望的组织来实现,统治阶级可以看成是通过“赞同”而不是“强迫”来实现统治。“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行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权与赞同的配合,而且避免强权过于显然地压倒赞同;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权依靠大多数的赞同,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集团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集团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多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再造和流行过程充满了一系列“争取、再造和维系”的协商过程。 虽然三种观点阐释角度迥然相异,但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确是一脉相承。 当下社会的发展态势已经远非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两分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斗争学说所能涵盖。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福利型社会转型、中产阶级群体的兴起,以及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轨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骤然拉大,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入,种族主义蔓延和恐怖活动等等,东西方社会内部都呈现出一种“多向度”的文化裂变。在中国,简单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的阶层划分在80年代之后也历经变迁,最终裂变为研究者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开放也促使性别意识、民族意识等都空前高涨,意识形态理论的外延无限扩大,男权社会的文化压迫,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维护与表达机制,种族、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地位与传播特点,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隐喻”等问题,都成为意识形态理论关注的重点对象。
作为当下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表意”实践,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关注的是“揭示媒介如何协助观点和信仰的维系,从而再造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而意识形态分析又主要和两种更为具体的分析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即“话语理论”、“再现理论”,因为,“话语原本是传播行为当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更进一步 说,媒体的再现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分析……旨在识别出某种再现当中所具有的符号上和话语上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这类矛盾和紧张关系的核心就是对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概念所构成的潜在的挑战能力。”
二、话语分析:话语权力与“失语”症候
“话语”原本是语言学中的一个词,指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介入对它的研究之前,“话语”的分析模式还停留在孤立、静止的语法、句法和词汇的语言系统微观研究层面。巴赫金、福柯等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学者,在对人类历史与现存的西方现代文明社会制度的全面反思和批判中,历史、辩证地重新阐释了“话语”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和思想内涵。“符号中反映的存在,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符号的折射。意识形态符号中对存在的这种折射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决定的,也就是阶级斗争。”“必须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看作是一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这里,话语不复是中立、客观的传播手段,而成为映射外部社会矛盾、权力争斗的一种有力“武器”。福柯进而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定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因此,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拥有了为其他人界定“言说规则”的至高权力,执政者通过选择、控制一定的社会话语产生渠道,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媒介的话语分析主要将关注点聚焦于构筑媒介文本的语言与符码层面,通过反思构筑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那些“自然而然”的话语规则与话语方式,揭示文本语言与符码中所蕴藏的意义欺骗与权力压迫。正如福柯所言,由于话语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群体之间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暴力与社会底层的自我表述、“失语症候”成为“话语”领域比较核心的关注课题。“心理分析早已表明话语并非仅是显现(或隐藏)欲望——它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历史也经常教导我们,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例如,语言与性别问题:媒体上描述女性的语言方式,通常由男性所定义和叙述,其背后常常隐藏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还有,话语权与社会底层的自我表述问题,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媒介上通常拥有话语权者,往往或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都占据优越的核心资源,而社会底层则往往同时不占有两种资源,这直接导致了其话语权的丧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经验,最终只能由别人来代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而另一方面,同社会底层生活存在巨大隔阂的媒体人、知识分子又如何跨越文化鸿沟,去真实地表述底层经验?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曾经提出边缘化群体的“自我表述”问题,“为了弥合心灵和肉体的分裂,被边缘化被压迫的人们试图在语言中复原我们自身、复原我们的经验。”但由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存在着各种限制,很难形成社会整体感,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掌握和理解。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很难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在公共话语平台上进行讨论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社会底层如何在媒体上获得“自我表述”的机会?底层这种“自我表述”又如何跨越现存的一切难题?底层话语如何与大众文化话语实现成功对接?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再现分析:关于“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
“再现”一词用来描述如何把不同的符号放在一起,从而能使复杂、抽象的
